□ 田辰山
对于百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四不像”可说既是对经验也是对教训的绝好比喻。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既在“四不像”认知中获得经验,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教训；遗留的教训则成为中国人当今的困惑。
什么是“四不像”认知?主要是指一种自觉不自觉地,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异想天开地重叠在一起的混杂认知。事例可信手拈来:将西语的“human rights”理解为汉语的“人权”并加以论理,就是将差别迥异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重叠在一起的“四不像”认知。“human rights”派生于一个(像上帝的)超然外在主宰体的构想；汉语的“人权”则与上帝毫无关联。
导致中国当代困惑的“四不像”认知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至少四百多年前的西方对中国的传教活动。经传教士的手,凡西方人要想知道中国人“天”的观念,都必然地将它当成基督教构想的与上帝同在的“天堂”那样去理解了。因此,中国“四不像”认知,首先来源于中国人文思想的基督教化。
中国在“四不像”认知历史过程中值得总结的经验恰恰是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体西用”。可以说,凡是经过中体西用实践的外国思想,在中国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客观说,成功的“中体西用”典型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体西用”的含义用今天语言说就是中国人文认知的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不变；西方与之相和的可以在中国人文结构中运用,不相和的则弃之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中体西用的典型经验,是因为它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结果。经过有意识的中国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历史性、人文认知结构性和思辨性,都在中国语境中变成与中国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相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带来混乱,反而加强了它,使得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在与西方认知结构碰撞的现代人类历史之中,走向现代表述,成为中国传统认知体系的现代继承形式。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普遍“四不像”认知过程中实现了“中体西用”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表现了它是西方人文思想中最具有与中国人文认识结构相和可能的特点。这个相和可能性在于它在西方传统思想中是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最弱的,因为它是一种无神论,西方在一神论构想基础上建立的强大认知结构,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遭到根本性削弱,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运动宇宙观和采用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的不再是超绝主义意义的规律,而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对西方认知结构的二元主义是个本质性的改变,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与中国“一多不分”认知结构相和的根本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是普罗大众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构成了它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人民性的相和性。它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西方普遍社会灾难的情况下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时代上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相和造成了历史性的契机。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文认知结构的相和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述话语的意识形态条件下取得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获得了证明。人类历史上任何两个思想传统的关系都没有这样雷同情况,都没有可能经历如此广泛实践的证明。但应当意识到,即使是这样的相和性,在“四不像”认知局面的主流过程中,至今也仍然不是一种被觉悟的意识。
这种尚未被觉悟的意识从历史角度看无可指摘。不过当下的中国如果仍然还保留一种非觉悟性的意识,它会变成一种困惑。这个困惑将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认知结构和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四不像”认知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以中国互系性(一多不分)误解西方概念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例如:将“human rights”误解为是中文意义上的“人权”。中文意义上的“人权”是互系性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人不仅注重自己的“权利”,同时需要设身处地注重和不能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西语的“human rights”是单向单线的,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只是要求自己的权利。自己如何也去注重和不伤害别人的“权利”,则不在这个人考虑之内；也即它是“一多二元”的认知结构,把个人看做与他人毫无关系的孤立个体。所以认为西方“human rights”即中文意义的“人权”,实际上是把中国“一多不分”心场结构重叠到西方“一多二元”的金字塔结构上去,进入了一种“四不像”认知状态。
“四不像”认知的第二表现是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打乱中国的互系性思维。第二种情况一般与第一种情况同时发生。不同的是它更发生在当人们处于主观臆断,强迫推行这种西方概念的论理之中。中国本没有“人权”概念；“人权”是作为“human rights”的翻译而出现的现代新词。尽管你是用中国的互系性思维来理解西方二元思维的,你也是仍然处于“四不像”认知之中。当你极力因为中国本身没有这一概念而强力推行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同时又是将西方的二元思维强加于中国的互系思维传统。这样你就是在处于“四不像”认知状态下,实际上是用西方二元对立打乱破坏中国的互系思维。
“四不像”认知混乱局面的一个重大社会意识形态特征,就是多种话语的并行混杂。中国的重大话语体系,应该说有三种: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儒家代表的传统思想话语体系。这三种话语体系都各自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处在一种名为“多元化”实为“相克互伤”状态。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正是“四不像”认知的泛滥,制造出空前未有的思想意识困惑状态出来。
矛盾混乱的“四不像”认知状态已成为中国的普遍困惑。最突出表现,就是本来不构成问题的问题,在“四不像”认知状态下都变成争执不休的问题,可以为媒体炒作提供吸人眼球的“看点”。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范跑跑争论、普世价值争论、中国是否有哲学争论、尊孔与反孔争论,等等。
理解“四不像”、挣脱“四不像”怪圈、摆脱困惑,是中国人能够面对今天世界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如何摆脱?只有认知、弄懂中国与西方两个人文传统的结构性差异。而这必须通过学习中西比较人文传统的阐释学方法论,也就是把中国和西方思想意识现今重叠混杂的状态分解,让西方的概念回到西方的本体系中去,得到它原汁原味的本意；把中国的思想放回到它自己传统和历史环境中去重温它原汁原味的本意。学习中国传统的通变互系性思维,丢掉当今的“四不像”认知习惯,不要让两个人文传统被武断重叠的局面继续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弄懂了西方,弄懂了中国。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对于百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四不像”可说既是对经验也是对教训的绝好比喻。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既在“四不像”认知中获得经验,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教训；遗留的教训则成为中国人当今的困惑。
什么是“四不像”认知?主要是指一种自觉不自觉地,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异想天开地重叠在一起的混杂认知。事例可信手拈来:将西语的“human rights”理解为汉语的“人权”并加以论理,就是将差别迥异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重叠在一起的“四不像”认知。“human rights”派生于一个(像上帝的)超然外在主宰体的构想；汉语的“人权”则与上帝毫无关联。
导致中国当代困惑的“四不像”认知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至少四百多年前的西方对中国的传教活动。经传教士的手,凡西方人要想知道中国人“天”的观念,都必然地将它当成基督教构想的与上帝同在的“天堂”那样去理解了。因此,中国“四不像”认知,首先来源于中国人文思想的基督教化。
中国在“四不像”认知历史过程中值得总结的经验恰恰是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体西用”。可以说,凡是经过中体西用实践的外国思想,在中国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客观说,成功的“中体西用”典型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体西用”的含义用今天语言说就是中国人文认知的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不变；西方与之相和的可以在中国人文结构中运用,不相和的则弃之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中体西用的典型经验,是因为它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结果。经过有意识的中国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历史性、人文认知结构性和思辨性,都在中国语境中变成与中国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相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带来混乱,反而加强了它,使得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在与西方认知结构碰撞的现代人类历史之中,走向现代表述,成为中国传统认知体系的现代继承形式。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普遍“四不像”认知过程中实现了“中体西用”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表现了它是西方人文思想中最具有与中国人文认识结构相和可能的特点。这个相和可能性在于它在西方传统思想中是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最弱的,因为它是一种无神论,西方在一神论构想基础上建立的强大认知结构,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遭到根本性削弱,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运动宇宙观和采用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的不再是超绝主义意义的规律,而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对西方认知结构的二元主义是个本质性的改变,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与中国“一多不分”认知结构相和的根本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是普罗大众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构成了它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人民性的相和性。它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西方普遍社会灾难的情况下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时代上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相和造成了历史性的契机。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文认知结构的相和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述话语的意识形态条件下取得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获得了证明。人类历史上任何两个思想传统的关系都没有这样雷同情况,都没有可能经历如此广泛实践的证明。但应当意识到,即使是这样的相和性,在“四不像”认知局面的主流过程中,至今也仍然不是一种被觉悟的意识。
这种尚未被觉悟的意识从历史角度看无可指摘。不过当下的中国如果仍然还保留一种非觉悟性的意识,它会变成一种困惑。这个困惑将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认知结构和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四不像”认知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以中国互系性(一多不分)误解西方概念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例如:将“human rights”误解为是中文意义上的“人权”。中文意义上的“人权”是互系性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人不仅注重自己的“权利”,同时需要设身处地注重和不能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西语的“human rights”是单向单线的,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只是要求自己的权利。自己如何也去注重和不伤害别人的“权利”,则不在这个人考虑之内；也即它是“一多二元”的认知结构,把个人看做与他人毫无关系的孤立个体。所以认为西方“human rights”即中文意义的“人权”,实际上是把中国“一多不分”心场结构重叠到西方“一多二元”的金字塔结构上去,进入了一种“四不像”认知状态。
“四不像”认知的第二表现是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打乱中国的互系性思维。第二种情况一般与第一种情况同时发生。不同的是它更发生在当人们处于主观臆断,强迫推行这种西方概念的论理之中。中国本没有“人权”概念；“人权”是作为“human rights”的翻译而出现的现代新词。尽管你是用中国的互系性思维来理解西方二元思维的,你也是仍然处于“四不像”认知之中。当你极力因为中国本身没有这一概念而强力推行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同时又是将西方的二元思维强加于中国的互系思维传统。这样你就是在处于“四不像”认知状态下,实际上是用西方二元对立打乱破坏中国的互系思维。
“四不像”认知混乱局面的一个重大社会意识形态特征,就是多种话语的并行混杂。中国的重大话语体系,应该说有三种: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儒家代表的传统思想话语体系。这三种话语体系都各自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处在一种名为“多元化”实为“相克互伤”状态。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正是“四不像”认知的泛滥,制造出空前未有的思想意识困惑状态出来。
矛盾混乱的“四不像”认知状态已成为中国的普遍困惑。最突出表现,就是本来不构成问题的问题,在“四不像”认知状态下都变成争执不休的问题,可以为媒体炒作提供吸人眼球的“看点”。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范跑跑争论、普世价值争论、中国是否有哲学争论、尊孔与反孔争论,等等。
理解“四不像”、挣脱“四不像”怪圈、摆脱困惑,是中国人能够面对今天世界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如何摆脱?只有认知、弄懂中国与西方两个人文传统的结构性差异。而这必须通过学习中西比较人文传统的阐释学方法论,也就是把中国和西方思想意识现今重叠混杂的状态分解,让西方的概念回到西方的本体系中去,得到它原汁原味的本意；把中国的思想放回到它自己传统和历史环境中去重温它原汁原味的本意。学习中国传统的通变互系性思维,丢掉当今的“四不像”认知习惯,不要让两个人文传统被武断重叠的局面继续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弄懂了西方,弄懂了中国。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