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忠林
1950年11月28日,我父亲抗美援朝牺牲后,第二年春节之前的一天上午,村干部带着锣鼓队,一路上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代表县人民政府到我家送光荣匾。后面跟着许多人围观,一大群小孩子喜眉笑脸、叽叽喳喳看热闹。红漆黑字的光荣匾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鞭炮声中,高高悬挂在大门楼下右边墙的正中央,红艳艳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光荣人家”四个大字十分醒目。每次望见光荣匾,我心里就涌起对父亲的深深怀念和一种无法形容的光荣感、自豪感。大门口前路过的行人,都被光荣匾深深吸引,驻足观看,神情里流露出了些许尊敬与羡慕。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风吹、日晒、雨淋,光荣匾上的红漆逐渐脱落了,颜色逐渐消退了,这时,县政府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光荣匾。光荣匾是国家和政府对革命先烈的一种褒奖,一种怀念,是对烈军属、伤残军人的一种慰问和尊敬,我们全家人都倍加珍惜。
我上小学时,就受到了革命烈士子弟的优待,学校给减免学杂费。上初中时,学校给最高助学金。上了高中后,除了学校给最高助学金外,县民政局每月还给我们烈士子弟发定期生活补助金。每逢重大节日,民政局领导都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到民政局包水饺吃,吃了水饺后,又买上电影票让我们看电影。民政局领导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对我们关怀备至、细致入微。上了大学后,县民政局不定期地给我寄路费、临时困难补助费。1968年1月8日,学校发生了大型武斗,我的衣服、被褥等被造反派洗劫一空,县民政局及时给我寄来了大衣、被褥和布料,在最困难时刻,帮我度过了难关。每逢放了年假暑假,我都到民政局,向领导们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聆听领导们对我的谆谆嘱托,就像一个从远方归来的学子,回到家里,向父母汇报自己的思想与学习成绩一样。我始终把民政局领导视作自己的亲人,把民政局当作遮风挡雨的依靠,温暖的家。大学毕业工作后,我也经常到民政局,回家看看,和领导们叙叙旧,说说话,拉拉呱。时间久了,不去民政局逛逛,就有一种强烈的想家、想念亲人的感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民政局的老领导离退休的离退休,调走的调走,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除了每年两次给母亲领取定期生活补助金外,我很少去民政局了。2003年母亲去世,她患脑血栓治病期间,花了医疗费近两万元,我从企业退休后,每月退休金只有1000元出头,感到经济压力很大,两次去民政局,要求帮助解决部分医疗费,可是,非农业户口烈属的医疗补助问题县政府的文件漏落了,没有得到解决,我心里凉凉的,就像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感到了空前的无助与孤独。从此,我很久没去民政局,逐渐离开了民政局这个培养我长大成人的温暖的家。
今年2月2日下午下班前,我到民政局给刘教武局长赠送我写的由中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自传《坦荡人生》。我们两个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无缘相识,当我简要介绍了从小失去父亲的悲哀,父亲和二叔的相继牺牲给全家人带来的痛苦,我们孤儿寡母忍受的艰难困苦后,刘局长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动容地问:“从2014年国家设立国家公祭日那一年起,淄博市人民政府参照国家的做法,每年国家公祭日向烈军属、伤残军人发放光荣牌和慰问金,您收到没有?”我说:“没有收到,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刘局长诚恳地向我道歉:“我们的工作做的太不细致了,您这个烈士子弟就在身边,却漏落了,太对不起了。”听了局长一席话,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也动容地说:“全县7000多个优抚对象,工作面这么大,漏掉一个两个,在所难免,我不怪你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你们一年一度走访慰问全县优抚对象,代表党和政府给他们送去了关怀与温暖,我深信他们都会感恩党和政府的。”刘局长的同情、热情,和我的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让我产生了回家的强烈感觉。
2月8日,县民政局优抚科的张丽丽科长和小宋同志,代表民政局到我家补发光荣牌,送来了慰问信和慰问品。我郑重地接过张科长递给我的光荣牌,望着久违的“光荣人家”四个金黄大字,心里涌起了一阵狂潮: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四个字,真是字字值千金啊!我这个远离民政局多年的烈士子弟,又重新回到了日思夜想、梦牵魂绕的民政局这个可亲可爱的老家。
1950年11月28日,我父亲抗美援朝牺牲后,第二年春节之前的一天上午,村干部带着锣鼓队,一路上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代表县人民政府到我家送光荣匾。后面跟着许多人围观,一大群小孩子喜眉笑脸、叽叽喳喳看热闹。红漆黑字的光荣匾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鞭炮声中,高高悬挂在大门楼下右边墙的正中央,红艳艳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光荣人家”四个大字十分醒目。每次望见光荣匾,我心里就涌起对父亲的深深怀念和一种无法形容的光荣感、自豪感。大门口前路过的行人,都被光荣匾深深吸引,驻足观看,神情里流露出了些许尊敬与羡慕。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风吹、日晒、雨淋,光荣匾上的红漆逐渐脱落了,颜色逐渐消退了,这时,县政府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光荣匾。光荣匾是国家和政府对革命先烈的一种褒奖,一种怀念,是对烈军属、伤残军人的一种慰问和尊敬,我们全家人都倍加珍惜。
我上小学时,就受到了革命烈士子弟的优待,学校给减免学杂费。上初中时,学校给最高助学金。上了高中后,除了学校给最高助学金外,县民政局每月还给我们烈士子弟发定期生活补助金。每逢重大节日,民政局领导都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到民政局包水饺吃,吃了水饺后,又买上电影票让我们看电影。民政局领导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对我们关怀备至、细致入微。上了大学后,县民政局不定期地给我寄路费、临时困难补助费。1968年1月8日,学校发生了大型武斗,我的衣服、被褥等被造反派洗劫一空,县民政局及时给我寄来了大衣、被褥和布料,在最困难时刻,帮我度过了难关。每逢放了年假暑假,我都到民政局,向领导们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聆听领导们对我的谆谆嘱托,就像一个从远方归来的学子,回到家里,向父母汇报自己的思想与学习成绩一样。我始终把民政局领导视作自己的亲人,把民政局当作遮风挡雨的依靠,温暖的家。大学毕业工作后,我也经常到民政局,回家看看,和领导们叙叙旧,说说话,拉拉呱。时间久了,不去民政局逛逛,就有一种强烈的想家、想念亲人的感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民政局的老领导离退休的离退休,调走的调走,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除了每年两次给母亲领取定期生活补助金外,我很少去民政局了。2003年母亲去世,她患脑血栓治病期间,花了医疗费近两万元,我从企业退休后,每月退休金只有1000元出头,感到经济压力很大,两次去民政局,要求帮助解决部分医疗费,可是,非农业户口烈属的医疗补助问题县政府的文件漏落了,没有得到解决,我心里凉凉的,就像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感到了空前的无助与孤独。从此,我很久没去民政局,逐渐离开了民政局这个培养我长大成人的温暖的家。
今年2月2日下午下班前,我到民政局给刘教武局长赠送我写的由中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自传《坦荡人生》。我们两个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无缘相识,当我简要介绍了从小失去父亲的悲哀,父亲和二叔的相继牺牲给全家人带来的痛苦,我们孤儿寡母忍受的艰难困苦后,刘局长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动容地问:“从2014年国家设立国家公祭日那一年起,淄博市人民政府参照国家的做法,每年国家公祭日向烈军属、伤残军人发放光荣牌和慰问金,您收到没有?”我说:“没有收到,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刘局长诚恳地向我道歉:“我们的工作做的太不细致了,您这个烈士子弟就在身边,却漏落了,太对不起了。”听了局长一席话,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也动容地说:“全县7000多个优抚对象,工作面这么大,漏掉一个两个,在所难免,我不怪你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你们一年一度走访慰问全县优抚对象,代表党和政府给他们送去了关怀与温暖,我深信他们都会感恩党和政府的。”刘局长的同情、热情,和我的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让我产生了回家的强烈感觉。
2月8日,县民政局优抚科的张丽丽科长和小宋同志,代表民政局到我家补发光荣牌,送来了慰问信和慰问品。我郑重地接过张科长递给我的光荣牌,望着久违的“光荣人家”四个金黄大字,心里涌起了一阵狂潮: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四个字,真是字字值千金啊!我这个远离民政局多年的烈士子弟,又重新回到了日思夜想、梦牵魂绕的民政局这个可亲可爱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