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绍万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做了两件事情,朝野为之震动。
一件是: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割据势力,大军凯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李世民作为领军主帅,身披黄金甲,走在队伍前列,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二十五员大将骑马紧随其后,再后面是李世民的王牌军——一万名玄甲兵,最后面又有三万名骑兵,鼓乐喧天,声威雄壮。一说这是为了炫耀大唐军力,一说这是李世民向朝廷示威,以谋取高位。
另一件是:在长安设置文学馆,颁布《置文学馆学士教》,招引十八人兼任“文馆学士”。他还让大画家阎立本为他们画了像,让褚亮写了赞语,将各自的名、字、爵位、籍贯题在上面,藏在国家书库。
一个强大的枪杆子集团,又开始抓起笔杆子,这另一手,对秦王集团的发展和唐朝朝政都产生巨大影响。这十八学士个个学识渊博,满腹经纶。他们成为李世民的智囊,也成为治国能臣,太宗、高宗两朝,四人做了宰相,带动了文化事业繁荣,像中国的二十四史,完成于唐初的就有八部,占了三分之一。房玄龄、杜如晦,一个能谋,一个善断,史称“房谋杜断”,为李世民打天下、夺政权立下首功。姚思廉、虞世南,学问人品俱是一流。隋朝灭亡前,姚思廉做代王杨侑侍读。李渊大军攻克长安时,杨侑身边只剩下姚思廉一人。李渊的军队直往朝堂里闯,姚思廉厉声制止:唐公举义旗是为了匡辅王室,你们不得对代王无礼!众人慑于他的气势,在台阶下列队待命。李世民即位后,他上书要求继承父亲遗愿,最终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均被列入二十四史。虞世南是大书法家,褚遂良就是他的学生。他外表柔弱,内心刚烈正直。唐太宗一有优点,他就及时鼓励,一有缺点,他就及时劝谏。他还是唐太宗诗词方面的挚友兼老师。唐太宗写了一首宫体诗,越看越得意,请虞世南相和。虞世南说:您的诗韵律工整,但诗意不雅。我担心上行下效,不敢奉诏。唐太宗悻悻地说,我不过试试你罢了。孔颖达主持修订《五经正义》,成为唐朝的统编教材,也是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唐宋以后,《五经正义》仍被作为法定教材。可以说,十八学士凭自身学问成就,个个都可以史上留名。
对待这么大一个事件,《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态度却截然不同。
后晋刘昫著《旧唐书·太宗本纪》,作了比较客观的记载:武德四年,“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宋司马光等著《资治通鉴·唐纪》,大书特书:详细记载当时背景、十八学士各自职务,突出强调他们受到的隆重礼遇,“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司马光又就此事写下分量很重的一笔:“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宋欧阳修等著《新唐书·太宗本纪》,无记载。
不难看出,对这一重大事件,司马光下笔浓墨重彩,欧阳修笔下不着片语,实则都是用心良苦。司马光、欧阳修著史的时代,已经不是孔子修春秋,让乱臣贼子惧,他们为的是探究朝代兴亡的规律,还要给统治者提供可以效法的典范。不过,两人的侧重点又各有不同。司马光写史,以资治为主旨。欧阳修写史,修的是正宗国史,首要的是对是非忠奸盖棺定论。李世民这样一个武皇帝,注重文治,厚待文士,文治武备兼隆,司马光自然要大书特书。欧阳修更是把唐太宗作为一个“不世出”的至治之君,一个帝王学习的榜样,但是,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上,想得更深,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一事件在论定是非忠奸中的千钧重量,他采用的是“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
李世民置馆、出教之时,上有皇帝,有太子,他还只是秦王,是一个臣子。臣子对皇上必须尽忠,太子是法定接班人,有时候可以代行皇帝的权力。他这个秦王做的事情,僭越了职分。说穿了,他这是在培植个人势力,是个人野心的暴露和极度膨胀。由此开始,一个文武兼备的秦王集团坐大,威慑朝廷,逼轧太子,成为国家动乱的祸源。这样一个独立王国如果不予铲除,最终必然导致兄弟相残,甚至引发大规模战乱。武德九年发生的玄武门事件,李世民杀兄逼父,登上皇位,不过是埋藏已久的祸乱的总爆发。
探究玄武门事件爆发的原因,评说玄武门事件是非曲直,从大处着眼,结论清晰。陷入历史细节,则容易把人搞糊涂,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黑白颠倒,是非倒置。“成者王侯败者贼”,写史的人,自然要抹黑李建成,而粉饰李世民。即使这样,李建成也决非昏庸之辈。看《旧唐史》《新唐史》等记载,李建成的弱点,主要是在起义初期,处理问题不够策略。当了太子之后,他的周围聚拢着大批名臣,李纲、裴矩、王珪、郑善果、魏征等,都直言敢谏,后来也都为李世民所用。像魏征当上唐太宗的谏议大夫,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进谏二百多次。像王珪,以善于品鉴人物闻名朝堂。这样一群人,如果李建成有太多劣迹,能不多有进谏?令人疑惑的是,翻遍这些人的传记,所见不过“只言片语”。李纲所谏,是“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大约是指对待李世民的态度吧?对此魏征、王珪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他们都建议太子早作了断。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责问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关系?魏征说:“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魏征传中,无一条对李建成不良行为的进谏记载。在李建成传中,魏征两次建言。他劝李建成出征消灭刘黑闼,李建成采纳了；阵前,他建议李建成优待、释放俘虏,瓦解了对方军心,刘黑闼的队伍不战自乱。史家所要表达的,大概是要说李建成没有什么本事,却让人从中看到了他从善如流的一面。从这些角度去考证一下,会有很多新发现,甚至解开一些谜团。
李世民以非正义和暴力手段登上皇位,但他时时以一种负罪心做事情,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成为历史上的好皇帝,这是民族之幸,社稷黎民之福。但是,对一段大是非,不能不予说穿、驳正。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做了两件事情,朝野为之震动。
一件是: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割据势力,大军凯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李世民作为领军主帅,身披黄金甲,走在队伍前列,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二十五员大将骑马紧随其后,再后面是李世民的王牌军——一万名玄甲兵,最后面又有三万名骑兵,鼓乐喧天,声威雄壮。一说这是为了炫耀大唐军力,一说这是李世民向朝廷示威,以谋取高位。
另一件是:在长安设置文学馆,颁布《置文学馆学士教》,招引十八人兼任“文馆学士”。他还让大画家阎立本为他们画了像,让褚亮写了赞语,将各自的名、字、爵位、籍贯题在上面,藏在国家书库。
一个强大的枪杆子集团,又开始抓起笔杆子,这另一手,对秦王集团的发展和唐朝朝政都产生巨大影响。这十八学士个个学识渊博,满腹经纶。他们成为李世民的智囊,也成为治国能臣,太宗、高宗两朝,四人做了宰相,带动了文化事业繁荣,像中国的二十四史,完成于唐初的就有八部,占了三分之一。房玄龄、杜如晦,一个能谋,一个善断,史称“房谋杜断”,为李世民打天下、夺政权立下首功。姚思廉、虞世南,学问人品俱是一流。隋朝灭亡前,姚思廉做代王杨侑侍读。李渊大军攻克长安时,杨侑身边只剩下姚思廉一人。李渊的军队直往朝堂里闯,姚思廉厉声制止:唐公举义旗是为了匡辅王室,你们不得对代王无礼!众人慑于他的气势,在台阶下列队待命。李世民即位后,他上书要求继承父亲遗愿,最终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均被列入二十四史。虞世南是大书法家,褚遂良就是他的学生。他外表柔弱,内心刚烈正直。唐太宗一有优点,他就及时鼓励,一有缺点,他就及时劝谏。他还是唐太宗诗词方面的挚友兼老师。唐太宗写了一首宫体诗,越看越得意,请虞世南相和。虞世南说:您的诗韵律工整,但诗意不雅。我担心上行下效,不敢奉诏。唐太宗悻悻地说,我不过试试你罢了。孔颖达主持修订《五经正义》,成为唐朝的统编教材,也是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唐宋以后,《五经正义》仍被作为法定教材。可以说,十八学士凭自身学问成就,个个都可以史上留名。
对待这么大一个事件,《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态度却截然不同。
后晋刘昫著《旧唐书·太宗本纪》,作了比较客观的记载:武德四年,“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宋司马光等著《资治通鉴·唐纪》,大书特书:详细记载当时背景、十八学士各自职务,突出强调他们受到的隆重礼遇,“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洲。”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司马光又就此事写下分量很重的一笔:“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宋欧阳修等著《新唐书·太宗本纪》,无记载。
不难看出,对这一重大事件,司马光下笔浓墨重彩,欧阳修笔下不着片语,实则都是用心良苦。司马光、欧阳修著史的时代,已经不是孔子修春秋,让乱臣贼子惧,他们为的是探究朝代兴亡的规律,还要给统治者提供可以效法的典范。不过,两人的侧重点又各有不同。司马光写史,以资治为主旨。欧阳修写史,修的是正宗国史,首要的是对是非忠奸盖棺定论。李世民这样一个武皇帝,注重文治,厚待文士,文治武备兼隆,司马光自然要大书特书。欧阳修更是把唐太宗作为一个“不世出”的至治之君,一个帝王学习的榜样,但是,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上,想得更深,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一事件在论定是非忠奸中的千钧重量,他采用的是“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
李世民置馆、出教之时,上有皇帝,有太子,他还只是秦王,是一个臣子。臣子对皇上必须尽忠,太子是法定接班人,有时候可以代行皇帝的权力。他这个秦王做的事情,僭越了职分。说穿了,他这是在培植个人势力,是个人野心的暴露和极度膨胀。由此开始,一个文武兼备的秦王集团坐大,威慑朝廷,逼轧太子,成为国家动乱的祸源。这样一个独立王国如果不予铲除,最终必然导致兄弟相残,甚至引发大规模战乱。武德九年发生的玄武门事件,李世民杀兄逼父,登上皇位,不过是埋藏已久的祸乱的总爆发。
探究玄武门事件爆发的原因,评说玄武门事件是非曲直,从大处着眼,结论清晰。陷入历史细节,则容易把人搞糊涂,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黑白颠倒,是非倒置。“成者王侯败者贼”,写史的人,自然要抹黑李建成,而粉饰李世民。即使这样,李建成也决非昏庸之辈。看《旧唐史》《新唐史》等记载,李建成的弱点,主要是在起义初期,处理问题不够策略。当了太子之后,他的周围聚拢着大批名臣,李纲、裴矩、王珪、郑善果、魏征等,都直言敢谏,后来也都为李世民所用。像魏征当上唐太宗的谏议大夫,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进谏二百多次。像王珪,以善于品鉴人物闻名朝堂。这样一群人,如果李建成有太多劣迹,能不多有进谏?令人疑惑的是,翻遍这些人的传记,所见不过“只言片语”。李纲所谏,是“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大约是指对待李世民的态度吧?对此魏征、王珪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他们都建议太子早作了断。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责问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关系?魏征说:“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魏征传中,无一条对李建成不良行为的进谏记载。在李建成传中,魏征两次建言。他劝李建成出征消灭刘黑闼,李建成采纳了；阵前,他建议李建成优待、释放俘虏,瓦解了对方军心,刘黑闼的队伍不战自乱。史家所要表达的,大概是要说李建成没有什么本事,却让人从中看到了他从善如流的一面。从这些角度去考证一下,会有很多新发现,甚至解开一些谜团。
李世民以非正义和暴力手段登上皇位,但他时时以一种负罪心做事情,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成为历史上的好皇帝,这是民族之幸,社稷黎民之福。但是,对一段大是非,不能不予说穿、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