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浩月
少年时,离开大埠子的我万般不情愿回到大埠子,三叔每次都是语重心长地劝我,“你要回来,给你父亲上坟。你不愿给别人上坟可以不去,但你父亲的坟你要来上。”
大埠子距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以前那里交通极为不方便,每次过去的路以及回来的路,都觉得无比漫长。
曾经通往大埠子的唯一一条路,晴天的时候坑坑洼洼,自行车难以通行,要时不时下来推着走,雨雪天的时候泥泞无比,每次通过它都要经历一番严峻的考验。
但不管怎样,每年至少春节前的小年要回去一趟。上坟要赶在小年这天去最好。也是不管怎样,三叔都会在他家门口或者村供销社门口,等待我一个人到来,或者带着弟弟、妹妹、孩子等一支队伍过来。
上坟对于三叔来说,具有很郑重的仪式感,因此他要安排三婶包水饺、炒菜,他带着我们剪火纸。这个流程要历时三四个小时,常常让我心急如焚——上完坟天就快黑了,还要赶路回县城,没法不着急。
但有一次,三叔和我在我父亲坟前说了一段话,让我再也不着急了。
他说,你们都走远了,不想回来了,以后你们的孩子,也慢慢忘记这里了,没关系,只要你还能来就好,以后的子孙们,不想来就不来了,反正我还在这里,还能守几十年,只要我一天还能动,就能来给你父亲上坟、给你大爷爷上坟。
三叔说这段话时哭了,我也哭了。从此老老实实,到了点就来大埠子,为的是给亲人上坟,也为的是安慰三叔。
三叔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还能在那十来座坟墓前守多长时间?
他说,没关系,他不在了,还有三弟在。
三弟是名长途货运司机,经常全国各地跑,但无论跑多远,回来的时候,还会把他的大车开回到大埠子,陪着他的父亲。
多次建议三叔和已经结婚了的三弟,彻底离开大埠子,到县城去居住,毕竟城里生活条件好一些,挣钱容易一些,孩子得到的教育也比乡下强,但三叔固执地不愿离开。
那段他说过的话,难道要当承诺受一辈子吗,这太不公平了。
最关心你的人,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你不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安安静静地,从来不打扰你。三叔就是这样的人。
等到我有了一点能力,可以帮助家人的时候,却发现在漫长的时间里,帮助最少的,竟然是三叔。他从不向我要求什么。
只有一次,三叔打电话给我,说村里拆了他盖的小店,村支部书记答应补偿他的宅基地,却在拆迁之后没了消息。村书记是我童年时的玩伴,三叔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打个电话。
犹豫了好几天,终于在一天夜里喝完酒之后,拨通了村支部书记的电话。在电话里,没有得到很好的沟通。最后我急了,“你答应的事情必须要办到!”
“我要是就办不到呢?”村支部书记大概也喝了酒,拱了火般回答我。
“那等我回大埠子揍你!”我恶狠狠地答。
果然“暴力”在一些时候能起到非凡的沟通效果,村支部书记在电话里哈哈笑了起来,“你三叔就是我三叔,我就是逗逗他,哪能不给他补偿呢。”
后来,想起我曾在一个深夜丢掉颜面为三叔去争取利益,就会觉得有些快慰,毕竟,这是我正儿八经地第一次帮他说话。
三叔在大埠子村的北边,有一座住了很多年的院子。
每次进了村庄,拐弯把车停到他院子门口,就要踏进他家门的时候,心里总是无比亲切、踏实。
在我小时候栽下的银杏树,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院子中央的压水井,生了锈,但还是轻易能压出水来。
女儿两岁的时候到三叔家,就喜欢玩那个压水井,如今七岁了,每年过去,仍然会压水玩儿。
我和三叔坐在堂屋门前聊天的时候,抬头顺着宽宽的堂屋门向天空望去,感觉眼前有了一个大银幕般的视窗,高远处,有蓝天白云,有这个压抑的村庄从来不具备的某种开阔与淡然。
在我四十岁之后,脑海里时常会冒出一种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我也回到大埠子村,在村里,租一间房子,或者干脆住到三叔家里。
空闲的时候,我们爷俩喝一杯酒,谈谈往事,在他有了酒意说着话想要哭的时候,默默递上一支烟。
这是年轻时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想的事情。
这个时候,也真正明白了,三叔为什么甘愿在那个偏僻的村庄,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
他守住的,明明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而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他觉得温暖的情境。
少年时,离开大埠子的我万般不情愿回到大埠子,三叔每次都是语重心长地劝我,“你要回来,给你父亲上坟。你不愿给别人上坟可以不去,但你父亲的坟你要来上。”
大埠子距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以前那里交通极为不方便,每次过去的路以及回来的路,都觉得无比漫长。
曾经通往大埠子的唯一一条路,晴天的时候坑坑洼洼,自行车难以通行,要时不时下来推着走,雨雪天的时候泥泞无比,每次通过它都要经历一番严峻的考验。
但不管怎样,每年至少春节前的小年要回去一趟。上坟要赶在小年这天去最好。也是不管怎样,三叔都会在他家门口或者村供销社门口,等待我一个人到来,或者带着弟弟、妹妹、孩子等一支队伍过来。
上坟对于三叔来说,具有很郑重的仪式感,因此他要安排三婶包水饺、炒菜,他带着我们剪火纸。这个流程要历时三四个小时,常常让我心急如焚——上完坟天就快黑了,还要赶路回县城,没法不着急。
但有一次,三叔和我在我父亲坟前说了一段话,让我再也不着急了。
他说,你们都走远了,不想回来了,以后你们的孩子,也慢慢忘记这里了,没关系,只要你还能来就好,以后的子孙们,不想来就不来了,反正我还在这里,还能守几十年,只要我一天还能动,就能来给你父亲上坟、给你大爷爷上坟。
三叔说这段话时哭了,我也哭了。从此老老实实,到了点就来大埠子,为的是给亲人上坟,也为的是安慰三叔。
三叔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还能在那十来座坟墓前守多长时间?
他说,没关系,他不在了,还有三弟在。
三弟是名长途货运司机,经常全国各地跑,但无论跑多远,回来的时候,还会把他的大车开回到大埠子,陪着他的父亲。
多次建议三叔和已经结婚了的三弟,彻底离开大埠子,到县城去居住,毕竟城里生活条件好一些,挣钱容易一些,孩子得到的教育也比乡下强,但三叔固执地不愿离开。
那段他说过的话,难道要当承诺受一辈子吗,这太不公平了。
最关心你的人,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你不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安安静静地,从来不打扰你。三叔就是这样的人。
等到我有了一点能力,可以帮助家人的时候,却发现在漫长的时间里,帮助最少的,竟然是三叔。他从不向我要求什么。
只有一次,三叔打电话给我,说村里拆了他盖的小店,村支部书记答应补偿他的宅基地,却在拆迁之后没了消息。村书记是我童年时的玩伴,三叔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打个电话。
犹豫了好几天,终于在一天夜里喝完酒之后,拨通了村支部书记的电话。在电话里,没有得到很好的沟通。最后我急了,“你答应的事情必须要办到!”
“我要是就办不到呢?”村支部书记大概也喝了酒,拱了火般回答我。
“那等我回大埠子揍你!”我恶狠狠地答。
果然“暴力”在一些时候能起到非凡的沟通效果,村支部书记在电话里哈哈笑了起来,“你三叔就是我三叔,我就是逗逗他,哪能不给他补偿呢。”
后来,想起我曾在一个深夜丢掉颜面为三叔去争取利益,就会觉得有些快慰,毕竟,这是我正儿八经地第一次帮他说话。
三叔在大埠子村的北边,有一座住了很多年的院子。
每次进了村庄,拐弯把车停到他院子门口,就要踏进他家门的时候,心里总是无比亲切、踏实。
在我小时候栽下的银杏树,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院子中央的压水井,生了锈,但还是轻易能压出水来。
女儿两岁的时候到三叔家,就喜欢玩那个压水井,如今七岁了,每年过去,仍然会压水玩儿。
我和三叔坐在堂屋门前聊天的时候,抬头顺着宽宽的堂屋门向天空望去,感觉眼前有了一个大银幕般的视窗,高远处,有蓝天白云,有这个压抑的村庄从来不具备的某种开阔与淡然。
在我四十岁之后,脑海里时常会冒出一种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我也回到大埠子村,在村里,租一间房子,或者干脆住到三叔家里。
空闲的时候,我们爷俩喝一杯酒,谈谈往事,在他有了酒意说着话想要哭的时候,默默递上一支烟。
这是年轻时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想的事情。
这个时候,也真正明白了,三叔为什么甘愿在那个偏僻的村庄,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
他守住的,明明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而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他觉得温暖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