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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提供了独特且持续愉悦的对话,它与我们时代最博学、最明智的评论家之一,探讨了人类存在的伟大真理,即关于死亡的持久认知。这个人既充满活力又自觉地沉思过去,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文学作品的慰藉与不适中专注着对死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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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慧 整理
一个普遍存在的法则
晚年的托尔斯泰在用不正当手段给我们上道德课吗?他在给矛盾心理和现实生活中任何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留有余地吗?爱德华·瓦西列科数年前报道说,他的学生们曾抱怨托尔斯泰著名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随意性和说教性很强,并且严重缺乏朦胧性和多层含义。
事实上,《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并没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这部作品写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数年之后,其对于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强有力的叙述,简洁、简明、平淡,令人印象深刻。
托尔斯泰可能会说,我们所有人都幻想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伊凡·伊里奇回忆起了他在学校课本里学过的一个三段论式:“盖尤斯是人,人终有一死,因此盖尤斯也终将死去。” 但是,在逻辑上适用于盖尤斯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盖尤斯的原则并没有使他信服。毕竟他是特殊的,至少目前他这么认为。他不是盖尤斯；他是伊凡,或者是瓦尼亚,他的母亲过去常常这么叫他,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瓦尼亚。
但是现在,他的身体正在凋零,死亡的恐惧已经成为他每天要面对的现实,他再也不能逃避一个共同的命运。刚刚意识到这样一种普遍的法则,一种共同的毁灭,他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当他躺在临终的床上、听着家里的欢声笑语时,他愤怒到几乎窒息:“他们将来也会死!愚蠢的家伙!我先死,之后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也将会意识到这个可怕的事实。
这里的讽刺意味极浓,因为伊凡·伊里奇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法规打交道。因为他是一个法官。所以,他本身就代表并执行着各种法律法规。事实上,故事一开始就笼罩在法律的氛围中,发生在法院的大厦里,庭审休息时。法官和检察官们一边休息,一边对最近的新闻高谈阔论,并沉溺在有关职位升迁、调动和薪水等的闲聊中。
读者很快会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讽刺。各级法律理念在传达截然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意思,而这些都在托尔斯泰的故事中发挥作用。有非常严苛的法律条款,但也有社会和道德规范。有生物规律,也有物理规律。同时还有超越自然范畴的宗教条例,它们将一个人的生命进行审判,并且绝不屈服于世俗法官的管辖。
那天,法官们聚集在法院会议厅里谈论的一大主题是他们的同事伊凡·伊里奇已经死亡的新闻报道。像往常一样,这则新闻得到的只是大家敷衍的同情和微不足道的关心。大家都在询问其死亡原因,但是暗地里,每个人都希望他的死亡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利益。同时,大家也都感到很满足,死亡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死的是他,又不是我。”
结束就是开始
虽然这个故事看上去以一种无知的方式强调死亡的临床客观事实,但是,托尔斯泰未明确说明的文化参照引导着我们把《伊凡·伊里奇之死》当作对人固有一死的一种深思。尘终将归于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难道没有断言哲学家们首先关心的是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斯多葛学派通过蒙田在数百年后回应并强调了这个观点。蒙田受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的启发,致力于将文章的主题定为“讨论哲学问题就是学会死亡”。另外,帕斯卡在为基督教信仰辩护时,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暗喻,将生命比作一种死亡的宣判。我们都是死刑犯。帕斯卡说,想象一下,被囚禁的人们,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一边看着他们的同伴一个个被屠杀,一边悲痛而绝望地等待着自己被处死的那一刻:“这就是人类社会现状的画面。”
我们对自己撒谎
托尔斯泰的非凡成就在于,他在表达伊凡·伊里奇面对死亡的恐惧时,没有使用任何哲学的或者抽象的措辞,而是从个人发自肺腑的经历出发。恐惧的汗水变成了主角的肢体语言。从托尔斯泰最早的创作时期开始,他自己就沉迷于死亡的阴霾和对死亡的恐惧中。托尔斯泰的很多短篇小说专门研究了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尤其是《三死》以及后期的作品《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亩地》《主人和仆人》与《工作、死亡和疾病》。
托尔斯泰知道,恐惧和战栗始终是极其个人化的,以至于对死亡的探索完全是在孤独中进行的。然而,放弃的感觉也伴随着对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人性的意识而产生。伊凡·伊里奇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不是李尔王；但是通过他的病,像李尔王变疯那样,他发现他也不能“免于战栗”,他那常常被侍臣们亲吻的手散发着死亡的气味。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启示。关于我们一直以来的活法,它告诉了我们什么。伊凡·伊里奇明白了——这个教训可能来得太晚了——空虚、自欺欺人、虚假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他生命的核心。生活中,我们都在否认人类的真实情况,当我们假装忘记死亡时,我们就对自己撒谎,并且这个谎言与其他毁坏我们道德的谎言密切相关。它是一种对精神空虚的谴责。
伊凡·伊里奇的痛苦
托尔斯泰最初打算以第一人称日记的形式叙述绝症的发展。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以第三人称写了他的小说,这使得叙述过程更加复杂。既要考虑角色的内在和外在,又要考虑结合客体和主体,还要把本质上个人极为隐秘的经历大众化。
如果托尔斯泰仅仅从这个垂死之人的视角描述了几个月的遭遇,他就会把这个故事孤立起来,限制了体验的范围和影响力,这种体验使读者能够轻易地找出一个病人的恐惧和痛苦。第三人称的叙述使超越个人经验成为可能,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废除主体和客体之间所有的分界线,并且让不安的作者和读者感受到伊凡·伊里奇的痛苦。
《伊凡·伊里奇之死》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故事。调解和转化由涉及叙述者和读者的第三人称所实现,他们都参与了这个故事。伊凡·伊里奇盯着死亡(在俄语中“死亡”这个词是阴性的),这一现实是残酷的。此前,在托尔斯泰的一个重要作品中,小说人物和死亡进行了决死的对抗。就是在《战争与和平》中,发生在安德烈王子死去的那一刻,他在博罗季诺战役中受伤,在痛苦中挣扎了许久:“她在门后”……又一次,她在外面紧紧按着门……她进来了,她就是死亡,安德烈王子也死了。令人顿悟的死亡景象萦绕着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残酷的景象巧妙地和叙述的时间结构相联系。这部小说以死亡结尾,同时也以死亡开始:报纸宣布、法院的八卦、灵堂中的遗体、与会哀悼者的琐碎和虚伪的礼仪。
托尔斯泰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告诉我们关于伊凡·伊里奇的童年、青少年恶作剧,职业生涯规划和很快就没有了新鲜感的婚姻。相反,他在伊凡·伊里奇死后开始他的小说。这种透视的观点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指向未来,如果这不是为了主角,那么至少是为了小说中那些比他活得长的人物,也为了读者。
《死亡滑过指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美] 维克多·布朗伯特 著
一个普遍存在的法则
晚年的托尔斯泰在用不正当手段给我们上道德课吗?他在给矛盾心理和现实生活中任何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留有余地吗?爱德华·瓦西列科数年前报道说,他的学生们曾抱怨托尔斯泰著名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随意性和说教性很强,并且严重缺乏朦胧性和多层含义。
事实上,《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并没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这部作品写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数年之后,其对于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强有力的叙述,简洁、简明、平淡,令人印象深刻。
托尔斯泰可能会说,我们所有人都幻想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伊凡·伊里奇回忆起了他在学校课本里学过的一个三段论式:“盖尤斯是人,人终有一死,因此盖尤斯也终将死去。” 但是,在逻辑上适用于盖尤斯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盖尤斯的原则并没有使他信服。毕竟他是特殊的,至少目前他这么认为。他不是盖尤斯；他是伊凡,或者是瓦尼亚,他的母亲过去常常这么叫他,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瓦尼亚。
但是现在,他的身体正在凋零,死亡的恐惧已经成为他每天要面对的现实,他再也不能逃避一个共同的命运。刚刚意识到这样一种普遍的法则,一种共同的毁灭,他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当他躺在临终的床上、听着家里的欢声笑语时,他愤怒到几乎窒息:“他们将来也会死!愚蠢的家伙!我先死,之后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也将会意识到这个可怕的事实。
这里的讽刺意味极浓,因为伊凡·伊里奇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法规打交道。因为他是一个法官。所以,他本身就代表并执行着各种法律法规。事实上,故事一开始就笼罩在法律的氛围中,发生在法院的大厦里,庭审休息时。法官和检察官们一边休息,一边对最近的新闻高谈阔论,并沉溺在有关职位升迁、调动和薪水等的闲聊中。
读者很快会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讽刺。各级法律理念在传达截然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意思,而这些都在托尔斯泰的故事中发挥作用。有非常严苛的法律条款,但也有社会和道德规范。有生物规律,也有物理规律。同时还有超越自然范畴的宗教条例,它们将一个人的生命进行审判,并且绝不屈服于世俗法官的管辖。
那天,法官们聚集在法院会议厅里谈论的一大主题是他们的同事伊凡·伊里奇已经死亡的新闻报道。像往常一样,这则新闻得到的只是大家敷衍的同情和微不足道的关心。大家都在询问其死亡原因,但是暗地里,每个人都希望他的死亡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利益。同时,大家也都感到很满足,死亡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死的是他,又不是我。”
结束就是开始
虽然这个故事看上去以一种无知的方式强调死亡的临床客观事实,但是,托尔斯泰未明确说明的文化参照引导着我们把《伊凡·伊里奇之死》当作对人固有一死的一种深思。尘终将归于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难道没有断言哲学家们首先关心的是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斯多葛学派通过蒙田在数百年后回应并强调了这个观点。蒙田受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的启发,致力于将文章的主题定为“讨论哲学问题就是学会死亡”。另外,帕斯卡在为基督教信仰辩护时,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暗喻,将生命比作一种死亡的宣判。我们都是死刑犯。帕斯卡说,想象一下,被囚禁的人们,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一边看着他们的同伴一个个被屠杀,一边悲痛而绝望地等待着自己被处死的那一刻:“这就是人类社会现状的画面。”
我们对自己撒谎
托尔斯泰的非凡成就在于,他在表达伊凡·伊里奇面对死亡的恐惧时,没有使用任何哲学的或者抽象的措辞,而是从个人发自肺腑的经历出发。恐惧的汗水变成了主角的肢体语言。从托尔斯泰最早的创作时期开始,他自己就沉迷于死亡的阴霾和对死亡的恐惧中。托尔斯泰的很多短篇小说专门研究了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尤其是《三死》以及后期的作品《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亩地》《主人和仆人》与《工作、死亡和疾病》。
托尔斯泰知道,恐惧和战栗始终是极其个人化的,以至于对死亡的探索完全是在孤独中进行的。然而,放弃的感觉也伴随着对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人性的意识而产生。伊凡·伊里奇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不是李尔王；但是通过他的病,像李尔王变疯那样,他发现他也不能“免于战栗”,他那常常被侍臣们亲吻的手散发着死亡的气味。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启示。关于我们一直以来的活法,它告诉了我们什么。伊凡·伊里奇明白了——这个教训可能来得太晚了——空虚、自欺欺人、虚假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他生命的核心。生活中,我们都在否认人类的真实情况,当我们假装忘记死亡时,我们就对自己撒谎,并且这个谎言与其他毁坏我们道德的谎言密切相关。它是一种对精神空虚的谴责。
伊凡·伊里奇的痛苦
托尔斯泰最初打算以第一人称日记的形式叙述绝症的发展。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以第三人称写了他的小说,这使得叙述过程更加复杂。既要考虑角色的内在和外在,又要考虑结合客体和主体,还要把本质上个人极为隐秘的经历大众化。
如果托尔斯泰仅仅从这个垂死之人的视角描述了几个月的遭遇,他就会把这个故事孤立起来,限制了体验的范围和影响力,这种体验使读者能够轻易地找出一个病人的恐惧和痛苦。第三人称的叙述使超越个人经验成为可能,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废除主体和客体之间所有的分界线,并且让不安的作者和读者感受到伊凡·伊里奇的痛苦。
《伊凡·伊里奇之死》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故事。调解和转化由涉及叙述者和读者的第三人称所实现,他们都参与了这个故事。伊凡·伊里奇盯着死亡(在俄语中“死亡”这个词是阴性的),这一现实是残酷的。此前,在托尔斯泰的一个重要作品中,小说人物和死亡进行了决死的对抗。就是在《战争与和平》中,发生在安德烈王子死去的那一刻,他在博罗季诺战役中受伤,在痛苦中挣扎了许久:“她在门后”……又一次,她在外面紧紧按着门……她进来了,她就是死亡,安德烈王子也死了。令人顿悟的死亡景象萦绕着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残酷的景象巧妙地和叙述的时间结构相联系。这部小说以死亡结尾,同时也以死亡开始:报纸宣布、法院的八卦、灵堂中的遗体、与会哀悼者的琐碎和虚伪的礼仪。
托尔斯泰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告诉我们关于伊凡·伊里奇的童年、青少年恶作剧,职业生涯规划和很快就没有了新鲜感的婚姻。相反,他在伊凡·伊里奇死后开始他的小说。这种透视的观点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指向未来,如果这不是为了主角,那么至少是为了小说中那些比他活得长的人物,也为了读者。
《死亡滑过指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美] 维克多·布朗伯特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