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永军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话的发明权应属左丘明,在《左传·宣公二年》中,他以晋国臣子士季之口说道:“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换成今天的话说:谁都会有过错,有了过错能改,就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尽管他面对的晋灵公是个死不认错的主儿,最终也没能“善莫大焉”,但这句话却是闪着亮光的。它劝人向上、教人宽容,折射出的是理解,体现的是给出路。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此话却被复制、改造成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了。如《三侠五义》第119回中说:“大丈夫做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我等略施诡计,将兄诓到此地。”再如川剧《评雪辨踪》中有:“娘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快与我盛一碗饭来。”对于寻常之人,这两句话在使用上意思差不多。可是,到了圣贤那儿,抑或希圣希贤的人那儿,经这样一篡改,却变了味儿。因为它设了一个埋伏:一般人可以有过错,如果是圣人、贤人,那就得另说。这是在为圣贤不认错打掩护,还是暗喻一种社会客观?不得而知。但圣人不会错、不能认错却是由来已久,事实确凿的。不妨看两例:
其一,《论语·八佾第三》记:孔子第一次进太庙,如同孩童进了动物园,每件事都要问。有人因之施以轻蔑地说:“谁说他懂得礼啊,如果懂,怎么进了太庙却每件事都要问?”孔子知道了这话很不高兴,立马针锋相对:“这就是礼。”礼即周礼,春秋战国时,它泛指的是维护奴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孔子之“每事问”,只能说是谦虚好学,或曰谨慎小心,这与“礼”的概念至少是不等的,但他老先生却硬要一口咬定,有点儿像怪罪下游的羊弄脏了水,未免“语霸”了。我说是就是,我说不是就不是,反正都是“我对”,情同“我不会错”。
其二,《论语·阳货第十七》记,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离开卫国,恰逢赵国地方官佛肸在中牟谋反,四处网络人才,向孔子发出邀请。孔子准备过去,子路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是说君子不与那些亲近不善的人同流合污吗?佛肸亲近小人,你怎么想去呢?”孔子回答:“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你没听说坚硬的石头,怎么磨也不会碎吗?你没有听说过质白的东西,即使放进黑色里也不能染黑吗?”圣人在这里使用的逻辑手法是——我说不去,那是君子,因为君子不屑于与亲近不善的人为伍；我说要去,也是君子,因为君子无论怎样都不会变。所以,无论我说不去还是要去,都是对的。你认为我错了,那是因为你理解错了,“我”总是有理。如果说圣人在这里狡辩,似有不敬之嫌,但起码可定位于诡辩。
其实,圣贤之人也是人,并非“生而知之”。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认知的局限性,圣人、贤人也会有若干未知,也难免会说错话、认错人、办错事。那么,为什么圣贤人却总是“常有理”呢?
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一个人一旦到了有人敬仰、有人崇拜,能在一个圈子里拥有话语霸权的份儿上,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膨化出一种自命不凡的感觉,自以为神武圣功,什么都敢开牙,什么都敢伸手,并且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说什么都希望让小女子对他美目盼兮,干什么都认定可让普罗大众奉为样板圭臬。诚然,大家都晓得“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论语·子张》)的道理,但那只是理论上的,进入现实生活,拥有日月般光芒的圣贤是决不能有错的,更不能认错,遑论改错。因为一旦认了错,影响个人形象不说,还会授人以柄,直至动摇圣贤的地位,端的不敢造次。更可怕的是,圣人、贤人出了错,如果认了这壶酒钱,不仅自己丢面子,就连朝他叩头进贡的小八腊子也会感到没脸面。因此,圣人贤人不会错、拒不认错,就好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
大概正因为上述种种,无论古今社会,生活中顽固存在着一种怪现状:上课时,“人谁无过”,言之谆谆；下课后,“死不认错”,行之凿凿。当一些大人物拍错了板、干错了事,追求完美的人们,特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会智慧发现、抑或良知警觉,自我纠正过来,但事实上这只能是一种良好愿望。那些圣贤包括希圣希贤的政要、名流乃至各个码头上的巨无霸们,能够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相反,历史上的那些暴君,无一不是集圣人和大盗为一体,于是,人们就渐渐信了庄周的推论:“圣人不死,大盗不至”。现代人当然不能被庄子牵回到“绝圣弃知”的原始年代,但运用贯穿于其中的“窃国者侯”思维,保持对圣人的清醒认识,去除人造圣光和盲目崇拜,让神秘和权威走向公开和寻常,让圣人贤人走下神坛融入平民,却无疑是一种文明大进步。没有了圣人的时代,人人都是既有优点、也会有缺点更有自知之明的正常人,社会公平、正义、清明,那该有多好啊!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话的发明权应属左丘明,在《左传·宣公二年》中,他以晋国臣子士季之口说道:“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换成今天的话说:谁都会有过错,有了过错能改,就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尽管他面对的晋灵公是个死不认错的主儿,最终也没能“善莫大焉”,但这句话却是闪着亮光的。它劝人向上、教人宽容,折射出的是理解,体现的是给出路。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此话却被复制、改造成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了。如《三侠五义》第119回中说:“大丈夫做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我等略施诡计,将兄诓到此地。”再如川剧《评雪辨踪》中有:“娘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快与我盛一碗饭来。”对于寻常之人,这两句话在使用上意思差不多。可是,到了圣贤那儿,抑或希圣希贤的人那儿,经这样一篡改,却变了味儿。因为它设了一个埋伏:一般人可以有过错,如果是圣人、贤人,那就得另说。这是在为圣贤不认错打掩护,还是暗喻一种社会客观?不得而知。但圣人不会错、不能认错却是由来已久,事实确凿的。不妨看两例:
其一,《论语·八佾第三》记:孔子第一次进太庙,如同孩童进了动物园,每件事都要问。有人因之施以轻蔑地说:“谁说他懂得礼啊,如果懂,怎么进了太庙却每件事都要问?”孔子知道了这话很不高兴,立马针锋相对:“这就是礼。”礼即周礼,春秋战国时,它泛指的是维护奴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孔子之“每事问”,只能说是谦虚好学,或曰谨慎小心,这与“礼”的概念至少是不等的,但他老先生却硬要一口咬定,有点儿像怪罪下游的羊弄脏了水,未免“语霸”了。我说是就是,我说不是就不是,反正都是“我对”,情同“我不会错”。
其二,《论语·阳货第十七》记,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离开卫国,恰逢赵国地方官佛肸在中牟谋反,四处网络人才,向孔子发出邀请。孔子准备过去,子路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是说君子不与那些亲近不善的人同流合污吗?佛肸亲近小人,你怎么想去呢?”孔子回答:“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你没听说坚硬的石头,怎么磨也不会碎吗?你没有听说过质白的东西,即使放进黑色里也不能染黑吗?”圣人在这里使用的逻辑手法是——我说不去,那是君子,因为君子不屑于与亲近不善的人为伍；我说要去,也是君子,因为君子无论怎样都不会变。所以,无论我说不去还是要去,都是对的。你认为我错了,那是因为你理解错了,“我”总是有理。如果说圣人在这里狡辩,似有不敬之嫌,但起码可定位于诡辩。
其实,圣贤之人也是人,并非“生而知之”。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认知的局限性,圣人、贤人也会有若干未知,也难免会说错话、认错人、办错事。那么,为什么圣贤人却总是“常有理”呢?
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一个人一旦到了有人敬仰、有人崇拜,能在一个圈子里拥有话语霸权的份儿上,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膨化出一种自命不凡的感觉,自以为神武圣功,什么都敢开牙,什么都敢伸手,并且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说什么都希望让小女子对他美目盼兮,干什么都认定可让普罗大众奉为样板圭臬。诚然,大家都晓得“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论语·子张》)的道理,但那只是理论上的,进入现实生活,拥有日月般光芒的圣贤是决不能有错的,更不能认错,遑论改错。因为一旦认了错,影响个人形象不说,还会授人以柄,直至动摇圣贤的地位,端的不敢造次。更可怕的是,圣人、贤人出了错,如果认了这壶酒钱,不仅自己丢面子,就连朝他叩头进贡的小八腊子也会感到没脸面。因此,圣人贤人不会错、拒不认错,就好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
大概正因为上述种种,无论古今社会,生活中顽固存在着一种怪现状:上课时,“人谁无过”,言之谆谆；下课后,“死不认错”,行之凿凿。当一些大人物拍错了板、干错了事,追求完美的人们,特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会智慧发现、抑或良知警觉,自我纠正过来,但事实上这只能是一种良好愿望。那些圣贤包括希圣希贤的政要、名流乃至各个码头上的巨无霸们,能够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相反,历史上的那些暴君,无一不是集圣人和大盗为一体,于是,人们就渐渐信了庄周的推论:“圣人不死,大盗不至”。现代人当然不能被庄子牵回到“绝圣弃知”的原始年代,但运用贯穿于其中的“窃国者侯”思维,保持对圣人的清醒认识,去除人造圣光和盲目崇拜,让神秘和权威走向公开和寻常,让圣人贤人走下神坛融入平民,却无疑是一种文明大进步。没有了圣人的时代,人人都是既有优点、也会有缺点更有自知之明的正常人,社会公平、正义、清明,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