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员 崔鑫 刘晨晨
本报记者 李振
何发元曾见证过原临沂矿务局草埠煤矿的关停破产；曾远赴内蒙古大漠进行二次创业,筹建榆树井和新上海庙一号煤矿；曾在“知天命”的年纪返回山东托管煤矿,实现“一矿变两矿”。如今,55岁的何发元是山东能源临矿集团亿金公司总经理。9月14日,记者来到兖州拜访这位经历过坎坷落寞、异地创业,如今又带领企业冲进全国物流企业第一梯队的煤炭人。
记者:即便是行业性的整体下滑,临矿集团在上一次煤炭“寒冬”中所经受的考验也在众多的煤炭企业中显得格外严苛。当时临矿面临怎样的严峻局面?
何发元:其实早在“九五”、“十五”煤炭市场行情下滑之前,临矿集团的前身——临沂矿务局就已经在极度困难中煎熬了十多年了。由于自然条件和管理体制的原因,临矿从1973到2000年曾连续28年亏损。到2000年时煤炭产量只有74万吨,亏损面达到了73%。下岗职工占在册职工的1/3,享受低保人数占临沂市总数的2/3,是全国36家特困企业之一。职工的生活特别艰苦,提起来真让人心酸。1998年—1999年,草埠煤矿曾经连续13个月发不出工资,最后只能给每位职工几吨煤来抵工资。当时井下工人的班中餐是每人两个火烧,有的工人舍不得吃,用布包起来带回家给孩子,自己就啃从家里带的窝头和咸菜疙瘩。掘进队的小伙子们刚来矿上时都是个高体壮,干了一段后由于营养不好,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95年,矿门口开了个包子店,大包子经火上一烤格外香。可那时大家兜里都没钱,只能干眼馋。后来因为少有矿工光顾,包子店的生意不景气只好关门了。
记者:古语云“穷则思变”。经历了这场危机洗礼的临矿在尝够了穷滋味的同时,也被“逼上梁山”进行改革求生存。事实证明,这种变革对于企业的发展可谓裨益多多,临矿集团也实现了涅槃重生式的突破。
何发元:的确如此。2001年以后,自上而下的大改革、大变动迅速在临矿铺开了。临矿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改革改制、关闭破产和主辅分离工作。2006年成立了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由工厂制向公司制的转变,成为“山东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体制上的变革带来了思路上的拓宽。集团成立后,“走出去”被提到重要位置。临矿先后在济宁建成了4对大型现代化矿井,占有了内蒙古上海庙矿区30亿吨煤炭资源和苍山2亿吨铁矿资源,到2011年集团已实现了“千万百亿”目标——产量突破千万吨,年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了几代临矿人的翻身致富的愿望。
记者:作为“走出去”的代表人物之一,你还曾远赴内蒙古进行创业。异地创业条件艰苦是众所周知,是什么驱动着你离开家乡去西部建矿开发创业?
何发元:草埠煤矿是1958年投产的年产30万吨煤的老矿,由于资源枯竭、矿井老化,2006年停采闭坑。作为草埠煤矿的矿长,煤矿没了,就没有了干事创业的空间。为此,草埠煤矿关停当年,我便启程赴内蒙的上海庙矿区出任榆树井煤矿筹建处主任。榆树井煤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由于是第一支驻上海庙矿区的队伍,工人们面临的是吃、住、行、通讯等都极端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住的是简易房,喝的是苦涩的咸水,吃的是凉馒头就咸菜。一到冬天,地冻天寒,简易房里没有暖气,常在半夜被冻醒,连洗个热水澡都成了奢望。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职工没有叫苦叫累,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建设成了高标准、现代化的大型煤矿,打造出了绿草如茵、绿树遮天的沙漠绿洲。
记者:企业发展步入了正轨,但市场的行情却在不断变化。从去年开始新一轮煤炭“寒冬”来袭,又让国内煤炭企业陷入被动局面。作为经历两次“寒冬”的老煤炭人,你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两次“寒冬”差别在哪里?
何发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当前的市场形势以及企业实力与当年有了天壤之别。当时的临沂矿务局年产量不足100万吨,现在临矿集团年产量达到了2000万吨,企业的经济总量大了,抗风险能力也强了。而且临矿集团已颠覆了过去“以煤为主”的格局,从“一煤独大”发展到如今煤炭、煤机、玻纤“一体两(多)翼”,再到“五大主业”的转变和跨越,在结构调整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我所在的亿金公司也成为山东省煤炭企业第一家“中国仓储服务金牌企业”,成功跻身国内物流企业的第一梯队。当前虽然面临着严峻的煤炭形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仍困扰着我们,但与上一次煤炭“寒冬”比起来,当前的严重程度要小得多。
记者:面对当前的危机,你认为企业应当如何应对?
何发元:发展是硬道理,摆脱危机最根本的是要靠发展。经过十年的历练和奋争,临矿集团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已大幅提升,抗风险的能力大幅提高,只要我们大力弘扬奋起自救解困、战胜危机的可贵精神,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目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广大干部职工要拧成一股绳、凝聚成拳头,树立必胜的信心,相信我们的企业,相信我们的领导,更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战胜寒冬,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报记者 李振
何发元曾见证过原临沂矿务局草埠煤矿的关停破产；曾远赴内蒙古大漠进行二次创业,筹建榆树井和新上海庙一号煤矿；曾在“知天命”的年纪返回山东托管煤矿,实现“一矿变两矿”。如今,55岁的何发元是山东能源临矿集团亿金公司总经理。9月14日,记者来到兖州拜访这位经历过坎坷落寞、异地创业,如今又带领企业冲进全国物流企业第一梯队的煤炭人。
记者:即便是行业性的整体下滑,临矿集团在上一次煤炭“寒冬”中所经受的考验也在众多的煤炭企业中显得格外严苛。当时临矿面临怎样的严峻局面?
何发元:其实早在“九五”、“十五”煤炭市场行情下滑之前,临矿集团的前身——临沂矿务局就已经在极度困难中煎熬了十多年了。由于自然条件和管理体制的原因,临矿从1973到2000年曾连续28年亏损。到2000年时煤炭产量只有74万吨,亏损面达到了73%。下岗职工占在册职工的1/3,享受低保人数占临沂市总数的2/3,是全国36家特困企业之一。职工的生活特别艰苦,提起来真让人心酸。1998年—1999年,草埠煤矿曾经连续13个月发不出工资,最后只能给每位职工几吨煤来抵工资。当时井下工人的班中餐是每人两个火烧,有的工人舍不得吃,用布包起来带回家给孩子,自己就啃从家里带的窝头和咸菜疙瘩。掘进队的小伙子们刚来矿上时都是个高体壮,干了一段后由于营养不好,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95年,矿门口开了个包子店,大包子经火上一烤格外香。可那时大家兜里都没钱,只能干眼馋。后来因为少有矿工光顾,包子店的生意不景气只好关门了。
记者:古语云“穷则思变”。经历了这场危机洗礼的临矿在尝够了穷滋味的同时,也被“逼上梁山”进行改革求生存。事实证明,这种变革对于企业的发展可谓裨益多多,临矿集团也实现了涅槃重生式的突破。
何发元:的确如此。2001年以后,自上而下的大改革、大变动迅速在临矿铺开了。临矿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改革改制、关闭破产和主辅分离工作。2006年成立了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由工厂制向公司制的转变,成为“山东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体制上的变革带来了思路上的拓宽。集团成立后,“走出去”被提到重要位置。临矿先后在济宁建成了4对大型现代化矿井,占有了内蒙古上海庙矿区30亿吨煤炭资源和苍山2亿吨铁矿资源,到2011年集团已实现了“千万百亿”目标——产量突破千万吨,年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了几代临矿人的翻身致富的愿望。
记者:作为“走出去”的代表人物之一,你还曾远赴内蒙古进行创业。异地创业条件艰苦是众所周知,是什么驱动着你离开家乡去西部建矿开发创业?
何发元:草埠煤矿是1958年投产的年产30万吨煤的老矿,由于资源枯竭、矿井老化,2006年停采闭坑。作为草埠煤矿的矿长,煤矿没了,就没有了干事创业的空间。为此,草埠煤矿关停当年,我便启程赴内蒙的上海庙矿区出任榆树井煤矿筹建处主任。榆树井煤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由于是第一支驻上海庙矿区的队伍,工人们面临的是吃、住、行、通讯等都极端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住的是简易房,喝的是苦涩的咸水,吃的是凉馒头就咸菜。一到冬天,地冻天寒,简易房里没有暖气,常在半夜被冻醒,连洗个热水澡都成了奢望。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职工没有叫苦叫累,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建设成了高标准、现代化的大型煤矿,打造出了绿草如茵、绿树遮天的沙漠绿洲。
记者:企业发展步入了正轨,但市场的行情却在不断变化。从去年开始新一轮煤炭“寒冬”来袭,又让国内煤炭企业陷入被动局面。作为经历两次“寒冬”的老煤炭人,你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两次“寒冬”差别在哪里?
何发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当前的市场形势以及企业实力与当年有了天壤之别。当时的临沂矿务局年产量不足100万吨,现在临矿集团年产量达到了2000万吨,企业的经济总量大了,抗风险能力也强了。而且临矿集团已颠覆了过去“以煤为主”的格局,从“一煤独大”发展到如今煤炭、煤机、玻纤“一体两(多)翼”,再到“五大主业”的转变和跨越,在结构调整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我所在的亿金公司也成为山东省煤炭企业第一家“中国仓储服务金牌企业”,成功跻身国内物流企业的第一梯队。当前虽然面临着严峻的煤炭形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仍困扰着我们,但与上一次煤炭“寒冬”比起来,当前的严重程度要小得多。
记者:面对当前的危机,你认为企业应当如何应对?
何发元:发展是硬道理,摆脱危机最根本的是要靠发展。经过十年的历练和奋争,临矿集团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已大幅提升,抗风险的能力大幅提高,只要我们大力弘扬奋起自救解困、战胜危机的可贵精神,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目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广大干部职工要拧成一股绳、凝聚成拳头,树立必胜的信心,相信我们的企业,相信我们的领导,更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战胜寒冬,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