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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最后20年

2013-08-30 作者: 几又 来源: 大众日报
  □ 几又

  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
  本书主要焦点当然是陈寅恪,但作为历史的一些旁证,作者大量描绘了当年的诸多学者,其中就包括胡适等人。在陈寅恪生命的最后20年,胡适实际已远在异国他乡。当时,国内批判胡适气氛甚浓,有赴海外的国内人士曾对胡适解释,称这些批判只是针对他的思想,而非他本人。就此,胡适铿锵地回答:“没有胡适思想,便没有胡适本人”。胡适尚可义正辞严,毕竟身居海外,相较而言,身处南国中山大学校园的陈寅恪是公认的史学大师,学术权威有目共睹,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虽然他也一直努力挺直腰杆,但遭遇显然比胡适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
  一方面,包括陈毅、陶铸、郭沫若、周扬等人在内争相登门拜访陈寅恪,并以能同陈寅恪有过一席畅谈而倍感欢心。像郭沫若见过陈寅恪后,“向留在北京的秘书兴奋地谈到了与陈寅恪的这次见面”。周扬在与陈寅恪会谈后,“掩饰不住兴奋”;另一方面,对陈寅恪的所谓批判一直如影随形。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一生傲骨铮铮的陈寅恪最终被迫做了“检讨”,虽多数为大话套话,但真实地折射出大师处境的艰难。与胡适、郭沫若、顾颉刚等人六十岁后便步入学术成就低谷不同的是,陈寅恪逆势而上,却迎来了“学术生命的第二次辉煌”。
  捧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史学大家的傲骨风采,但同时也应看到,陈寅恪生命中最后这20年的坎坷,只不过是同时代文化人普遍命运的冰山一角。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以这个特殊时代中的文化人命运为研究对象,像杨奎松推出了《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陈徒手则出版了《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著述虽然有别,但文化人的悲惨命运总体趋同,一些文化人甚至不得不曲折自保。
  在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三番五次被打倒。陈寅恪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此非但毫不畏惧,还见缝插针地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反窥今日,虽然知识分子不必担忧会面临当年的那些风声鹤唳,但今天文化人的趋炎附势,特别是对权力的攀附饱受社会指责。更主要的是,鲜见有分量的学术成就可供膜拜,这当是我们最应反思的现象。
  读完此书,有一个问题仍不明白,如果说陈寅恪的许多遭遇可以打上那个年代的特殊烙印,那么陈寅恪遭受的许多批判居然来自于他工作的中大历史系,这到底是时代使然,还是蕴藏着更深的人心世故呢?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陆键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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