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才行
先人说遇什么人讲什么话,遇什么菩萨卜什么卦,这或许是因为碰多了钉子亦即屡犯忌讳才有此语。的确,忌讳无处不有,不论地覆天翻,它都仍然根固而不腐。例如,阿拉伯数字本为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但传到异域异邦,却对其中某些数字有了忌讳。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也是各有所宜所忌；有的国度民族,对喜庆哀伤的表现形式完全颠倒过来,喜临忌乐,哀至忌悲。诸如此类啼笑皆非的现象不胜枚举。静心细想,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这些都不过是或是迷信或是风俗相异使然,倒是一些本不在忌讳之列的也变成了让人忌讳的,就可叹复可怪了。“研究”,就是一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人闻“研究”而色变。色变的原因有多少种,“研究”也就有多少样。从领域划分,市场商场文场甚至官场都屡见不鲜,三教九流色彩纷呈。不法厂商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对其宣称的产品、商品质量及功能若予以研究,他们便惶惶不可终日。一些做官的人,或许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久了已成习惯,一旦提出对某事要集体研究,便像被掘了祖坟般满腹不悦乃至怒形于色。有一幅辛辣讽刺的漫画很形象地展示了这种拒绝研究现象,画面是一间会议室的入口处,赴会者五官不全缺着嘴巴赴会。大家都缺嘴巴,会议必是“一言堂”了。当然也有把“研究”挂在嘴边叫得震天响的,但那“研究”的具体含意不可不辨:如果是他自己要车子、票子、位子等等,闻之要研究,顿然忿忿不平,嚷嚷,“这点小事也要研究吗?!”如果是下属要求解决什么,哪怕是工作上的事,他也会慎重而严肃地说,“这要研究研究。”“研究”成了敷衍推诿的绝妙借口。由此看来要不要“研究”,与有无名与利不无关系。
还有一种“研究”则是出于无奈了。一次,我拿着一张百元钞票到一个商店买两瓶酒,店家持币步出店外对着阳光反复研究真假。我也将瓶子翻上倒下鉴别真伪。店家与我的“研究”最后虽然显得多余,并且是对人缺乏信任感的举动,但是店家与我在假币流行伪货泛滥的社会环境中又不得不“研究”。就我自己来说,若买了两瓶假酒,不仅损失了一部分工薪,而且还做了一回糊涂虫。于是,也就忌讳不得“研究”了。不过,这种“研究”现象仍是一忌——社会之忌。
秉公而论,“研究”成为忌讳的根源决非在研究自身,而在于以下种种原因:
一是一些当权者忌讳“研究”乃是自信于己不信于人,怕开启言路会“均等主体”,干扰“首席决断”,削弱权势,贻误“时效机缘”。总之,哪有“一锤定音”来得痛快?这同古人不纳谏似乎没有多大区别。但古人尚知独断专行之不可取,今天的一些人何故不明此理?而且还往往将个人说了算誉为“英明果断”,使这种人犹如被注入兴奋剂,更加“果断”下去。
另一种忌讳“研究”是被“研究”害苦了。马拉松式加踢皮球式的研究,经年累月,明明是一件小事或至少是并不复杂不难决定、答复的事,越“研究”越“复杂”,让人苦熬苦等之后,仍常常如黄鹤一去杳无音讯,最后不了了之。这种推诿塞责,看起来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其实质却是腐败在这些部门这些“公仆”身上的体现。
还有一些人利用手中把握的职权,打着“研究”的旗号,发出的却是索要钱财要给好处的信号,那更是直接的腐败。
当前,社会不断进步,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着群言堂与一言堂等现象,真正能表达群体意识的研究便遇到人为梗阻,以致于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以“一贯正确”自居者有之,对群众呼声充耳不闻者有之。“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研究之风已推而广之,只要以民为本,便必将得以广纳百川。但是,研究尚须得法,须防坐而论道议而不决那种流于形式和不分轻重不讲时效的研究。
先人说遇什么人讲什么话,遇什么菩萨卜什么卦,这或许是因为碰多了钉子亦即屡犯忌讳才有此语。的确,忌讳无处不有,不论地覆天翻,它都仍然根固而不腐。例如,阿拉伯数字本为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但传到异域异邦,却对其中某些数字有了忌讳。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也是各有所宜所忌；有的国度民族,对喜庆哀伤的表现形式完全颠倒过来,喜临忌乐,哀至忌悲。诸如此类啼笑皆非的现象不胜枚举。静心细想,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这些都不过是或是迷信或是风俗相异使然,倒是一些本不在忌讳之列的也变成了让人忌讳的,就可叹复可怪了。“研究”,就是一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人闻“研究”而色变。色变的原因有多少种,“研究”也就有多少样。从领域划分,市场商场文场甚至官场都屡见不鲜,三教九流色彩纷呈。不法厂商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对其宣称的产品、商品质量及功能若予以研究,他们便惶惶不可终日。一些做官的人,或许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久了已成习惯,一旦提出对某事要集体研究,便像被掘了祖坟般满腹不悦乃至怒形于色。有一幅辛辣讽刺的漫画很形象地展示了这种拒绝研究现象,画面是一间会议室的入口处,赴会者五官不全缺着嘴巴赴会。大家都缺嘴巴,会议必是“一言堂”了。当然也有把“研究”挂在嘴边叫得震天响的,但那“研究”的具体含意不可不辨:如果是他自己要车子、票子、位子等等,闻之要研究,顿然忿忿不平,嚷嚷,“这点小事也要研究吗?!”如果是下属要求解决什么,哪怕是工作上的事,他也会慎重而严肃地说,“这要研究研究。”“研究”成了敷衍推诿的绝妙借口。由此看来要不要“研究”,与有无名与利不无关系。
还有一种“研究”则是出于无奈了。一次,我拿着一张百元钞票到一个商店买两瓶酒,店家持币步出店外对着阳光反复研究真假。我也将瓶子翻上倒下鉴别真伪。店家与我的“研究”最后虽然显得多余,并且是对人缺乏信任感的举动,但是店家与我在假币流行伪货泛滥的社会环境中又不得不“研究”。就我自己来说,若买了两瓶假酒,不仅损失了一部分工薪,而且还做了一回糊涂虫。于是,也就忌讳不得“研究”了。不过,这种“研究”现象仍是一忌——社会之忌。
秉公而论,“研究”成为忌讳的根源决非在研究自身,而在于以下种种原因:
一是一些当权者忌讳“研究”乃是自信于己不信于人,怕开启言路会“均等主体”,干扰“首席决断”,削弱权势,贻误“时效机缘”。总之,哪有“一锤定音”来得痛快?这同古人不纳谏似乎没有多大区别。但古人尚知独断专行之不可取,今天的一些人何故不明此理?而且还往往将个人说了算誉为“英明果断”,使这种人犹如被注入兴奋剂,更加“果断”下去。
另一种忌讳“研究”是被“研究”害苦了。马拉松式加踢皮球式的研究,经年累月,明明是一件小事或至少是并不复杂不难决定、答复的事,越“研究”越“复杂”,让人苦熬苦等之后,仍常常如黄鹤一去杳无音讯,最后不了了之。这种推诿塞责,看起来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其实质却是腐败在这些部门这些“公仆”身上的体现。
还有一些人利用手中把握的职权,打着“研究”的旗号,发出的却是索要钱财要给好处的信号,那更是直接的腐败。
当前,社会不断进步,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着群言堂与一言堂等现象,真正能表达群体意识的研究便遇到人为梗阻,以致于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以“一贯正确”自居者有之,对群众呼声充耳不闻者有之。“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研究之风已推而广之,只要以民为本,便必将得以广纳百川。但是,研究尚须得法,须防坐而论道议而不决那种流于形式和不分轻重不讲时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