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文
这几年读曾国藩,有一件史实总是让我思考:清同治三年,曾国藩刚因击破太平天国而受封侯爵,权势和人望达到顶峰,二儿子曾纪鸿赴长沙参加乡试,曾氏不但不给长沙官场打招呼,还写信告诫儿子:“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当时的长沙官场也保持了相当的傲骨,对这位“乡党大佬”不巴结不奉承。结果侯府二公子落榜了。
19世纪后半叶的清朝官场是相当腐败的,在大考前托关系、徇私情是很寻常的事,这样的例证顺手即可拈来。但曾国藩和长沙官场都没有这样做。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这样做?
是信仰的力量。是他们作为封建官员对封建官场纲常的敬畏,是他们作为儒生士子对儒家立身原则的敬畏。
这套封建伦理纲常又如何有这么大的“魔力”?这是让多少人探讨了多少年的问题,答案见仁见智。以笔者的体会来说,是因为这种理论植根于中国农业社会、宗法社会的土壤,让当时的中国人可感可近,又切实有用。从秦皇到清末,这套理论让中国保持了2000多年的大体稳定有序,遵循这套理论,珍重人伦,克勤克俭,耕读传家,孝父敬上,则会家丁兴旺,出人头地,像曾国藩这种几代清苦的农家子弟也会跨入上层社会,做出一番事业。
征诸史实,凡是让人真心追随的信仰,都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谭嗣同甘于喋血变法,是因为他从1898年的中国现实出发,认为只有变法才可图强；陈天华蹈海自绝以警醒年轻人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从1905年的中国现实出发,认为只有革命才可救国；李大钊含笑从容上刑场,是因为他从1927年的中国现实出发,认为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以史观今,今天的我们有自己的精神武器,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改革开放现实、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蕴藏着巨大力量。
当今中国一个显著的现实国情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平等,在平等价值取向下,衍生出民主、法治、自律、监督等价值精神。只有按照这种价值精神行事——对人民民主、遵循法律、加强监督,老百姓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老百姓才能感到这套思想切实有用,他们才能听得到心里去。
当今中国另一个现实是农业文明仍在闪耀光芒。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这几年读曾国藩,有一件史实总是让我思考:清同治三年,曾国藩刚因击破太平天国而受封侯爵,权势和人望达到顶峰,二儿子曾纪鸿赴长沙参加乡试,曾氏不但不给长沙官场打招呼,还写信告诫儿子:“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当时的长沙官场也保持了相当的傲骨,对这位“乡党大佬”不巴结不奉承。结果侯府二公子落榜了。
19世纪后半叶的清朝官场是相当腐败的,在大考前托关系、徇私情是很寻常的事,这样的例证顺手即可拈来。但曾国藩和长沙官场都没有这样做。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这样做?
是信仰的力量。是他们作为封建官员对封建官场纲常的敬畏,是他们作为儒生士子对儒家立身原则的敬畏。
这套封建伦理纲常又如何有这么大的“魔力”?这是让多少人探讨了多少年的问题,答案见仁见智。以笔者的体会来说,是因为这种理论植根于中国农业社会、宗法社会的土壤,让当时的中国人可感可近,又切实有用。从秦皇到清末,这套理论让中国保持了2000多年的大体稳定有序,遵循这套理论,珍重人伦,克勤克俭,耕读传家,孝父敬上,则会家丁兴旺,出人头地,像曾国藩这种几代清苦的农家子弟也会跨入上层社会,做出一番事业。
征诸史实,凡是让人真心追随的信仰,都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谭嗣同甘于喋血变法,是因为他从1898年的中国现实出发,认为只有变法才可图强；陈天华蹈海自绝以警醒年轻人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从1905年的中国现实出发,认为只有革命才可救国；李大钊含笑从容上刑场,是因为他从1927年的中国现实出发,认为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以史观今,今天的我们有自己的精神武器,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改革开放现实、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蕴藏着巨大力量。
当今中国一个显著的现实国情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平等,在平等价值取向下,衍生出民主、法治、自律、监督等价值精神。只有按照这种价值精神行事——对人民民主、遵循法律、加强监督,老百姓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老百姓才能感到这套思想切实有用,他们才能听得到心里去。
当今中国另一个现实是农业文明仍在闪耀光芒。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