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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旗 整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身为美学家的作者，曾在台湾一家电台主持了一 个 名 叫“ 文 化 广场”的广播节目，他认为，广义的“文化”不应该局限在狭窄的艺术范围，社会里许多现象 ，常常比艺术更能反映出文化的本质。根据他谈的一些与文化有关的问题而出版的《生活十讲》，其中很多内容引人思索。
新价值
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比如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这使人产生疑问，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了问题？
我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 果”，而真正需要探究的，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在长期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允许学生升学考试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可以得零分。因此产生这些现象，还奇怪吗？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我那个年代就发生了。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让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作力和审美能力，我在不同的学校任教过，有联考分数较低的学校，也有联考分数较高的学校，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觉得这些学校的学生之间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而他们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这样就有很多机会触碰到人性的问题。
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他们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九九八年发生了震惊社会的“王水事件”，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慌张之际，就用了化学方面的专长，调出“ 王水”，犯下了谋杀案。
我们可以说，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但她在道德和情感处理上是零分。她残酷吗？我不这样认为，她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平常她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我称她为“无所措手”族，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她当然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个学生是我们说的“好学生”，她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她从小就埋头在升学、 考试里，忽略了其他。 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一旦犯罪，对于“罪”的本质，完全不了解，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
所以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架构，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这些非常奇怪的人。如果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孩子会发生很可怕的事。而这些已经发生的恶性事件，就是我们承受的“恶果”。
人际关系的变幻
当我们从“要花很长的时间期待，很困难地得到一样东西”变成很快速、很容易就能得到，而且选择更多，于是有了后来的不珍惜。当这个现象转换到伦理人际关系上，就会变成一种新的问题，譬如现在的网恋和一夜情。
我住在巴黎的时候，觉得法国整个社会的节奏与速度没有像我们那么躁动，因为它本身的旧传统和新科技没有完全对立。法国的科技当然比台湾进步，可是相对的，他们的文化也深厚；而我们经常在炫耀高科技，社会文化却是短浅的，缺乏一种厚实的渊源让我们稳定下来。尤其我们还有一个很深的矛盾，就是试图要与文化母体切割，可是当我们为了不受母体限制，而把母体深厚的文化渊源也切断时，自己就会变得很短浅。台湾今日社会上很多关系的混乱，都跟母体文化切断有关。过去我会觉得，没关系，切断就切断，管他的。可是当问题一个个地浮出来时，我开始觉得那种矛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忘记《论语》曾经在这个岛屿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它变成一个腐朽的符号，慢慢消失；还有那些传统的戏曲、诗词，在泛政治的思考之下，都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也慢慢被淘汰。这种矛盾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台湾大概特别需要有更周到、更周密的心思，才能够在转型过程里不会掉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一个社会的变与不变，只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快速的变动当中，我们完全遗忘了不变性的稳定力量，就好像我们切掉了《论语》、唐诗、宋词里面基本的精神，接下来，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它？
台湾的富有并不是因袭而长久的，外在的变量还是很大，所以我们对于财富其实是有焦虑感、不安定感的，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观察到台湾的一些企业或者家族，流动性很大，好像随时准备着要走，或者是要结束，或者要变坏，与欧洲资本主义那种一代一代传承的企业，绝对不一样。我想这是台湾目前巨大的悲剧。
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
在一个“不对”的生活里，信仰很容易走向歧途。“不对”，可能是指违反自然法则。如何在生活中找回信仰，并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是现代社会的当务之急。
这个社会有许多人渴望信仰，这说明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想要对生命状态中的无助、脆弱有更多的认识，而这部分是我们绝对要尊重的，如果不能尊重这个部分，我们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处于这种脆弱的状态中。试想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你浮沉于无边际的海洋中，从你眼前漂过的任何一根小草，你都会想去抓它的。——那么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那么多人无助地寻找着信仰时，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去嘲笑这些人，或是批判这些人呢？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无助的人，能真正找到让自己生长出力量的信仰。但是，因为他无助，所以急切，因为急切，所以乱抓，而使得原本他拥有的某些健康的信仰，扭曲到另一个方向去。
这件事是两面的。我们不该嘲笑那些无助的、渴望信仰的人，我觉得，没有信仰的人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即使是再威风的帝王、再跋扈的将军、再富有的商人，他们都有最无助的时刻，到那个关头，他们不见得会比今天我们嘲笑的这些人好到哪里去。在现实社会里，那些咄咄逼人的人，在信仰面前都会下跪的。这正说明，信仰本身绝对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动机。
台面上愈是强横的人，愈不容易让人看见他的脆弱之处，但是脆弱一定存在。年轻时我读过一本书，作者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乞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帝王或是平民，是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的死亡是一样的，我们也都无法解答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信仰。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种处境中，所以对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应该要有很大的宽容和悲悯。
我还是要提醒这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灾难，所以要留很大的余地，在现实生活中越不留余地的人，在脆弱时越可能乱抓。我不赞成当社会发生信仰的误导现象时，就加以嘲笑、打击，难道我们的社会不需要信仰吗？这些事实只是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欠缺信仰，我们的教育系统里缺乏了极大的信仰教育。
如果能让孩子从小开始就有信仰，让他信服，让他知道头顶之上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做引导，会让他学会谦卑，对于他日后的成长，会有正面的影响。
《生活十讲 》
蒋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世纪九十年代，身为美学家的作者，曾在台湾一家电台主持了一 个 名 叫“ 文 化 广场”的广播节目，他认为，广义的“文化”不应该局限在狭窄的艺术范围，社会里许多现象 ，常常比艺术更能反映出文化的本质。根据他谈的一些与文化有关的问题而出版的《生活十讲》，其中很多内容引人思索。
新价值
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比如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这使人产生疑问，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了问题？
我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 果”，而真正需要探究的，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在长期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允许学生升学考试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可以得零分。因此产生这些现象，还奇怪吗？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我那个年代就发生了。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让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作力和审美能力，我在不同的学校任教过，有联考分数较低的学校，也有联考分数较高的学校，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觉得这些学校的学生之间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而他们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这样就有很多机会触碰到人性的问题。
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他们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九九八年发生了震惊社会的“王水事件”，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慌张之际，就用了化学方面的专长，调出“ 王水”，犯下了谋杀案。
我们可以说，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但她在道德和情感处理上是零分。她残酷吗？我不这样认为，她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平常她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我称她为“无所措手”族，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她当然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个学生是我们说的“好学生”，她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她从小就埋头在升学、 考试里，忽略了其他。 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一旦犯罪，对于“罪”的本质，完全不了解，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
所以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架构，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这些非常奇怪的人。如果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孩子会发生很可怕的事。而这些已经发生的恶性事件，就是我们承受的“恶果”。
人际关系的变幻
当我们从“要花很长的时间期待，很困难地得到一样东西”变成很快速、很容易就能得到，而且选择更多，于是有了后来的不珍惜。当这个现象转换到伦理人际关系上，就会变成一种新的问题，譬如现在的网恋和一夜情。
我住在巴黎的时候，觉得法国整个社会的节奏与速度没有像我们那么躁动，因为它本身的旧传统和新科技没有完全对立。法国的科技当然比台湾进步，可是相对的，他们的文化也深厚；而我们经常在炫耀高科技，社会文化却是短浅的，缺乏一种厚实的渊源让我们稳定下来。尤其我们还有一个很深的矛盾，就是试图要与文化母体切割，可是当我们为了不受母体限制，而把母体深厚的文化渊源也切断时，自己就会变得很短浅。台湾今日社会上很多关系的混乱，都跟母体文化切断有关。过去我会觉得，没关系，切断就切断，管他的。可是当问题一个个地浮出来时，我开始觉得那种矛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忘记《论语》曾经在这个岛屿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它变成一个腐朽的符号，慢慢消失；还有那些传统的戏曲、诗词，在泛政治的思考之下，都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也慢慢被淘汰。这种矛盾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台湾大概特别需要有更周到、更周密的心思，才能够在转型过程里不会掉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一个社会的变与不变，只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快速的变动当中，我们完全遗忘了不变性的稳定力量，就好像我们切掉了《论语》、唐诗、宋词里面基本的精神，接下来，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它？
台湾的富有并不是因袭而长久的，外在的变量还是很大，所以我们对于财富其实是有焦虑感、不安定感的，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观察到台湾的一些企业或者家族，流动性很大，好像随时准备着要走，或者是要结束，或者要变坏，与欧洲资本主义那种一代一代传承的企业，绝对不一样。我想这是台湾目前巨大的悲剧。
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
在一个“不对”的生活里，信仰很容易走向歧途。“不对”，可能是指违反自然法则。如何在生活中找回信仰，并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是现代社会的当务之急。
这个社会有许多人渴望信仰，这说明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想要对生命状态中的无助、脆弱有更多的认识，而这部分是我们绝对要尊重的，如果不能尊重这个部分，我们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处于这种脆弱的状态中。试想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你浮沉于无边际的海洋中，从你眼前漂过的任何一根小草，你都会想去抓它的。——那么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那么多人无助地寻找着信仰时，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去嘲笑这些人，或是批判这些人呢？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无助的人，能真正找到让自己生长出力量的信仰。但是，因为他无助，所以急切，因为急切，所以乱抓，而使得原本他拥有的某些健康的信仰，扭曲到另一个方向去。
这件事是两面的。我们不该嘲笑那些无助的、渴望信仰的人，我觉得，没有信仰的人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即使是再威风的帝王、再跋扈的将军、再富有的商人，他们都有最无助的时刻，到那个关头，他们不见得会比今天我们嘲笑的这些人好到哪里去。在现实社会里，那些咄咄逼人的人，在信仰面前都会下跪的。这正说明，信仰本身绝对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动机。
台面上愈是强横的人，愈不容易让人看见他的脆弱之处，但是脆弱一定存在。年轻时我读过一本书，作者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乞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帝王或是平民，是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的死亡是一样的，我们也都无法解答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信仰。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种处境中，所以对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应该要有很大的宽容和悲悯。
我还是要提醒这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灾难，所以要留很大的余地，在现实生活中越不留余地的人，在脆弱时越可能乱抓。我不赞成当社会发生信仰的误导现象时，就加以嘲笑、打击，难道我们的社会不需要信仰吗？这些事实只是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欠缺信仰，我们的教育系统里缺乏了极大的信仰教育。
如果能让孩子从小开始就有信仰，让他信服，让他知道头顶之上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做引导，会让他学会谦卑，对于他日后的成长，会有正面的影响。
《生活十讲 》
蒋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