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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抢救性挖掘及整理流传在全国各地的民族民间文化，使得许多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人文价值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迄今。在这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中，民族民间音乐是镶嵌在中华民族文化皇冠上的一颗珍珠，琳琅满目的民族器乐是承载民族民间音乐的主体。正是有了民族器乐这个主体，才使得这颗珍珠璀璨夺目延绵千年。
笙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主奏乐器的重要地位
笙不仅是华夏大地土生土长的簧管吹奏乐器，也是世界最古老的自由簧乐器，在中华民族音乐发展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从商代至唐宋时期，笙这件乐器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和赞许，被赋予很多美好的传说与记载。古文献《世本》中有关乐器制作的部分介绍说：“女娲作笙簧”，“随作笙”。“女娲”和“随”都是远古时期传说中的仙人，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对笙倾入了多少美好的想象与情感。在我国成语宝库中有关笙的成语也有很多，如：笙歌鼎沸、夜夜笙歌、凤管鸾笙、笙磬同音等。还有不胜枚举的关于笙的诗歌，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银河吹笙》中的诗句“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李白的《凤吹笙曲》中的“仙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丘彩凤鸣”。岳飞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的“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小雅》的首篇《小雅·鹿鸣》中写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可见笙这件乐器在周代已经十分流行了，它在周代社会中已成为礼、乐、祭、典当中必不可少的主奏乐器。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是笙发展的巅峰时期，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滥竽充数”足以佐证笙的重要地位和社会影响。但是，笙在春秋至唐宋时期的发展道路却越来越窄，最后从宫廷流落民间。
笙在唐宋时期走向低谷的原因分析
“文景之治”的汉朝探寻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西域文化通过古丝绸之路涌入大唐，像“龟兹”“燕乐”音乐融合中原文化在唐朝得到了全盛发展，也为唐朝繁荣作出了贡献，更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理念、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美学价值。外来乐器琵琶、奚琴代替笙原有的独奏、领奏地位，笙的逐渐衰落需要我们深思。春秋至唐宋时期，笙的称谓并不统一，主要根据乐器形制的大小、簧管数量的多少决定其称谓。所谓“大者曰竽，小者曰笙”。根据古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确定最早的竽是三十六簧，发展到汉代，竽不仅有三十六簧，还有二十二簧及二十三簧。隋至宋时，竽和笙的簧管数都变为十九、十七、十三、十二簧，并统称为“笙”。那么，春秋至汉代的三十六簧竽到唐代变成十二簧，最初的三十六簧竽的簧管数出现三倍递减的情况，这样的结果又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也许可以为人们思考笙的落寞这一问题提供启发。
其一，竽体型较大。据古文献《周礼·春宫》描述：“竽，长四尺二寸。”按照周代一尺的长度来计算，当时的竽相当于现代约一米左右的高度，又有三十六根簧管（竽苗）并列排在一起插入斗中，以此推测它的直径也绝不会太小，自然比较沉重。通过古时流传下来的大量壁画及乐俑，我们可以看到竽在演奏过程中没有辅助支撑，完全依靠演奏者的双臂持琴，双手把控乐器进行演奏，我们不难想象由于乐器的重量、体积的负担所带来的演奏上的困难。
其二，簧片是其发音、音色、音准的重要构件，相当于笙和竽的心脏。古文献明确记载先秦前采用竹片制作簧片。至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竽中的簧片是铜制还是竹制有待进一步考证。竹子本身是一种硬度和密度不高的植物，竹制簧片对于环境的湿度变化十分敏感，演奏过程中的吹气与吸气对音准、音色产生严重影响，无法做到良好音色的保持和音准的毫厘不差。
其三，三十六簧的竽包含三十六个簧片，无论工艺多么精致，每一个簧片上的簧舌都会出现漏气现象，低音簧舌最为严重，中音簧舌次之，高音簧舌稍好。正如《笙赋》中所说，笙竽演奏用的是“泄之反谧，厌焉乃扬”，即不按孔的音不响，按孔的音响。也就是说，在实际演奏中，按的孔越多跑气就越多。现代三十六簧改良键笙吸收借鉴了西洋木管乐器“波姆式”按键，才解决了跑气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古时候演奏竽的困难程度，导致其由宠儿变弃儿。
其四，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竽可以证实西汉时候笙斗已经从葫芦制作变为木制，制作工艺更加精良，优点为冬天保暖好、簧片不易上水，缺点是增加了乐器重量，受外部气候变化影响极易开裂变形，乐器灵敏度较差。另外，虽然唐朝的笙进一步改进，保留十九簧，不仅体积变小了，簧片也采用金属制作，但随之而来的是音域不宽。唐朝宫廷所崇尚的西域音乐是大小调音乐体系，笙因受其音域限制不能融入西域的音乐当中，只有在隋唐的清乐、高丽乐、龟兹乐、西凉乐中见到笙作为伴奏乐器的身影出现。明朝时期笙已然流落民间，由于民间的笙大都做工粗糙，发展到清末笙跌入低谷，在民间作为一件伴奏乐器而存在。
笙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发展春天
这样一件从辉煌跌入低谷的民族乐器，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迎来它的重生。上世纪５０年代，胡天泉先生和阎海登先生让这件古老的乐器枯木逢春走上了国际舞台。由于古时候笙制作工艺的限制，该乐器的演奏技巧极其匮乏，胡天泉先生借鉴了西洋管乐器的舌头吹奏技巧，阎海登先生创用了历音手指技巧，大大提高了笙的音乐表现力。笙在乐器制作改革上、乐曲创作上、演奏水平上取得突破发展。一代代民族音乐家为这件中华民族古老的乐器不断付出，使它成为享誉世界的民族符号。现在，笙在各大院校都有着完善科学的教学体系，拥有高、中、低声部的不同种类，具备风格、形式各异的众多作品与演奏形式，成为对外交流、国际合作的使者。
很少有人去回顾追溯它千年前的辉煌，曾经的辉煌不能代表现在，过去的低谷还有路攀上巅峰。一代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坚定者、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者、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中华民族文化的践行者，用他们满腔热忱的爱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抢救性挖掘及整理流传在全国各地的民族民间文化，使得许多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人文价值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迄今。在这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中，民族民间音乐是镶嵌在中华民族文化皇冠上的一颗珍珠，琳琅满目的民族器乐是承载民族民间音乐的主体。正是有了民族器乐这个主体，才使得这颗珍珠璀璨夺目延绵千年。
笙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主奏乐器的重要地位
笙不仅是华夏大地土生土长的簧管吹奏乐器，也是世界最古老的自由簧乐器，在中华民族音乐发展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从商代至唐宋时期，笙这件乐器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和赞许，被赋予很多美好的传说与记载。古文献《世本》中有关乐器制作的部分介绍说：“女娲作笙簧”，“随作笙”。“女娲”和“随”都是远古时期传说中的仙人，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对笙倾入了多少美好的想象与情感。在我国成语宝库中有关笙的成语也有很多，如：笙歌鼎沸、夜夜笙歌、凤管鸾笙、笙磬同音等。还有不胜枚举的关于笙的诗歌，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银河吹笙》中的诗句“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李白的《凤吹笙曲》中的“仙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丘彩凤鸣”。岳飞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的“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小雅》的首篇《小雅·鹿鸣》中写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可见笙这件乐器在周代已经十分流行了，它在周代社会中已成为礼、乐、祭、典当中必不可少的主奏乐器。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是笙发展的巅峰时期，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滥竽充数”足以佐证笙的重要地位和社会影响。但是，笙在春秋至唐宋时期的发展道路却越来越窄，最后从宫廷流落民间。
笙在唐宋时期走向低谷的原因分析
“文景之治”的汉朝探寻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西域文化通过古丝绸之路涌入大唐，像“龟兹”“燕乐”音乐融合中原文化在唐朝得到了全盛发展，也为唐朝繁荣作出了贡献，更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理念、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美学价值。外来乐器琵琶、奚琴代替笙原有的独奏、领奏地位，笙的逐渐衰落需要我们深思。春秋至唐宋时期，笙的称谓并不统一，主要根据乐器形制的大小、簧管数量的多少决定其称谓。所谓“大者曰竽，小者曰笙”。根据古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确定最早的竽是三十六簧，发展到汉代，竽不仅有三十六簧，还有二十二簧及二十三簧。隋至宋时，竽和笙的簧管数都变为十九、十七、十三、十二簧，并统称为“笙”。那么，春秋至汉代的三十六簧竽到唐代变成十二簧，最初的三十六簧竽的簧管数出现三倍递减的情况，这样的结果又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也许可以为人们思考笙的落寞这一问题提供启发。
其一，竽体型较大。据古文献《周礼·春宫》描述：“竽，长四尺二寸。”按照周代一尺的长度来计算，当时的竽相当于现代约一米左右的高度，又有三十六根簧管（竽苗）并列排在一起插入斗中，以此推测它的直径也绝不会太小，自然比较沉重。通过古时流传下来的大量壁画及乐俑，我们可以看到竽在演奏过程中没有辅助支撑，完全依靠演奏者的双臂持琴，双手把控乐器进行演奏，我们不难想象由于乐器的重量、体积的负担所带来的演奏上的困难。
其二，簧片是其发音、音色、音准的重要构件，相当于笙和竽的心脏。古文献明确记载先秦前采用竹片制作簧片。至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竽中的簧片是铜制还是竹制有待进一步考证。竹子本身是一种硬度和密度不高的植物，竹制簧片对于环境的湿度变化十分敏感，演奏过程中的吹气与吸气对音准、音色产生严重影响，无法做到良好音色的保持和音准的毫厘不差。
其三，三十六簧的竽包含三十六个簧片，无论工艺多么精致，每一个簧片上的簧舌都会出现漏气现象，低音簧舌最为严重，中音簧舌次之，高音簧舌稍好。正如《笙赋》中所说，笙竽演奏用的是“泄之反谧，厌焉乃扬”，即不按孔的音不响，按孔的音响。也就是说，在实际演奏中，按的孔越多跑气就越多。现代三十六簧改良键笙吸收借鉴了西洋木管乐器“波姆式”按键，才解决了跑气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古时候演奏竽的困难程度，导致其由宠儿变弃儿。
其四，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竽可以证实西汉时候笙斗已经从葫芦制作变为木制，制作工艺更加精良，优点为冬天保暖好、簧片不易上水，缺点是增加了乐器重量，受外部气候变化影响极易开裂变形，乐器灵敏度较差。另外，虽然唐朝的笙进一步改进，保留十九簧，不仅体积变小了，簧片也采用金属制作，但随之而来的是音域不宽。唐朝宫廷所崇尚的西域音乐是大小调音乐体系，笙因受其音域限制不能融入西域的音乐当中，只有在隋唐的清乐、高丽乐、龟兹乐、西凉乐中见到笙作为伴奏乐器的身影出现。明朝时期笙已然流落民间，由于民间的笙大都做工粗糙，发展到清末笙跌入低谷，在民间作为一件伴奏乐器而存在。
笙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发展春天
这样一件从辉煌跌入低谷的民族乐器，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迎来它的重生。上世纪５０年代，胡天泉先生和阎海登先生让这件古老的乐器枯木逢春走上了国际舞台。由于古时候笙制作工艺的限制，该乐器的演奏技巧极其匮乏，胡天泉先生借鉴了西洋管乐器的舌头吹奏技巧，阎海登先生创用了历音手指技巧，大大提高了笙的音乐表现力。笙在乐器制作改革上、乐曲创作上、演奏水平上取得突破发展。一代代民族音乐家为这件中华民族古老的乐器不断付出，使它成为享誉世界的民族符号。现在，笙在各大院校都有着完善科学的教学体系，拥有高、中、低声部的不同种类，具备风格、形式各异的众多作品与演奏形式，成为对外交流、国际合作的使者。
很少有人去回顾追溯它千年前的辉煌，曾经的辉煌不能代表现在，过去的低谷还有路攀上巅峰。一代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坚定者、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者、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中华民族文化的践行者，用他们满腔热忱的爱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