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禾刀
外国人看他很中国,中国人看他很外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钱锁桥认为,林语堂这一看似“矛盾”的角色,全因他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后来才“恶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所以“中国文化对他既是本土的,又是异化的”。
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重现的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还原出一个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
能够这样在“本土”与“异化”间频繁切换角色的,在近代历史中,林语堂并非第一人,比如早他大半个世纪、有着“近代留学第一人”之称的容闳——二人都曾在海外深造,都是先学外语再回头研习中文,都曾在中国与海外间游走……不过,容闳骨子里是难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也是他最终选择美国姑娘作为伴侣的原因所在。而林语堂与原配廖翠凤相伴终生,即便是用他所擅长的英德语言写作,写的也还是中国——中国始终是他的文化之根。至少在西方社会看来,林语堂从里到外始终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阐释者。
林语堂的作品之所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能够引起轰动,“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中国元素’,以及他行文中那种轻松自由、达观幽默的倾谈方式”。“所谓‘中国元素’,指林语堂‘中西合璧’得出的一套生活哲学”。进一步看,林语堂的作品除了对英文运用娴熟自如,风趣幽默,比较对美国读者的阅读胃口外,他在书中极力推介的旷怀达观,陶情遣兴,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也切中刚刚走出经济大萧条漩涡的美国人的“肯綮”。这套哲学被美国读者的接受,自然坚定了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
再者,林语堂作品在太平洋对岸的爆红,实现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输出”,一举扭转了中国文化的“净输入”现象。尽管这种输出与输入还难以形成比例,但至少让西方世界认真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闪光点,某种意义上也重塑了国人的文化自信。
林语堂并不是传统文化的顽固守旧者。他他也赞成白话文,但又“不认同胡适所说的白话文便是如何说就如何写,在他看来,白话文也是可以提炼的,也是可以使用修辞的,也正是这种观点促成了他后来精美隽永的‘语录体’写作”。林语堂对文化的认识源自其特殊经历——“在反传统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埋头恶补中国文化知识,这使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别具一格,比较超脱、客观、更富于理解”。
后来林语堂致力于“写宇宙文章”,关注的视角不再只是中国问题,比如他长期关注印度独立问题,并积极奔走呼吁。钱锁桥认为,林语堂的思想升华并非偶然,因为“林语堂的双语双文化素养赋予他非同寻常的比较批评视野来洞察现代世界。在林语堂看来,中国现代性有赖于整个世界现代文化走向,而未来的世界文明必须借助东西方智慧共同来创建”。
从中国出发看世界,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容闳选择了从教育和实业角度切入,而林语堂则执着于文化阐释。作为中国文化阐释者的林语堂坚定地认为,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他从世界发展潮流中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现代性”迫在眉睫。有必要指出的是,林语堂苦苦追求的这种“现代性”不单指物质上的富足,同时包括人文层面的改造与提升。
当阐释升华至人性高度时,其内涵不再只是“中国哲学”,同时也是“世界哲学”,这也是林语堂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国家持续畅销的根本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林语堂的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其实也是他精神追求的自然外溢。
《林语堂传: 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钱锁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国人看他很中国,中国人看他很外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钱锁桥认为,林语堂这一看似“矛盾”的角色,全因他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后来才“恶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所以“中国文化对他既是本土的,又是异化的”。
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重现的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还原出一个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
能够这样在“本土”与“异化”间频繁切换角色的,在近代历史中,林语堂并非第一人,比如早他大半个世纪、有着“近代留学第一人”之称的容闳——二人都曾在海外深造,都是先学外语再回头研习中文,都曾在中国与海外间游走……不过,容闳骨子里是难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也是他最终选择美国姑娘作为伴侣的原因所在。而林语堂与原配廖翠凤相伴终生,即便是用他所擅长的英德语言写作,写的也还是中国——中国始终是他的文化之根。至少在西方社会看来,林语堂从里到外始终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阐释者。
林语堂的作品之所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能够引起轰动,“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中国元素’,以及他行文中那种轻松自由、达观幽默的倾谈方式”。“所谓‘中国元素’,指林语堂‘中西合璧’得出的一套生活哲学”。进一步看,林语堂的作品除了对英文运用娴熟自如,风趣幽默,比较对美国读者的阅读胃口外,他在书中极力推介的旷怀达观,陶情遣兴,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也切中刚刚走出经济大萧条漩涡的美国人的“肯綮”。这套哲学被美国读者的接受,自然坚定了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
再者,林语堂作品在太平洋对岸的爆红,实现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输出”,一举扭转了中国文化的“净输入”现象。尽管这种输出与输入还难以形成比例,但至少让西方世界认真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闪光点,某种意义上也重塑了国人的文化自信。
林语堂并不是传统文化的顽固守旧者。他他也赞成白话文,但又“不认同胡适所说的白话文便是如何说就如何写,在他看来,白话文也是可以提炼的,也是可以使用修辞的,也正是这种观点促成了他后来精美隽永的‘语录体’写作”。林语堂对文化的认识源自其特殊经历——“在反传统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埋头恶补中国文化知识,这使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别具一格,比较超脱、客观、更富于理解”。
后来林语堂致力于“写宇宙文章”,关注的视角不再只是中国问题,比如他长期关注印度独立问题,并积极奔走呼吁。钱锁桥认为,林语堂的思想升华并非偶然,因为“林语堂的双语双文化素养赋予他非同寻常的比较批评视野来洞察现代世界。在林语堂看来,中国现代性有赖于整个世界现代文化走向,而未来的世界文明必须借助东西方智慧共同来创建”。
从中国出发看世界,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容闳选择了从教育和实业角度切入,而林语堂则执着于文化阐释。作为中国文化阐释者的林语堂坚定地认为,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他从世界发展潮流中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现代性”迫在眉睫。有必要指出的是,林语堂苦苦追求的这种“现代性”不单指物质上的富足,同时包括人文层面的改造与提升。
当阐释升华至人性高度时,其内涵不再只是“中国哲学”,同时也是“世界哲学”,这也是林语堂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国家持续畅销的根本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林语堂的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其实也是他精神追求的自然外溢。
《林语堂传: 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钱锁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