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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清和
如此精于制茶、精于品饮的蔡襄,一生与茶相濡以沫,晚年却为病疾所困,导致嗜茶的蔡君谟,在半百之年,实在不敢再吃茶了。君子不滞于物,不为物役、不以己悲的蔡襄,对茶点而不饮,赏而不吃,空嗅其香其味,同样可以沉浸其中,一玩就是半天。此事堪玩味,毕竟宋代点茶的技艺、汤花,有着很高的玩赏性,在点茶的捉斗中,又包含着一些赌博的色彩,另有茶百戏、漏影春等,这一切,都让好而不敢饮的蔡襄,陶然忘机,乐此不疲。
作为智者,蔡襄懂得玩味的智慧,止其所止。真正喜欢茶,品味的是其中的清芬酝藉,不在乎非要灌一肚子可能有害的茶水,而在于附丽于茶的文化意义及其从中汲取的所感所悟,以安顿精神,愉悦魂灵。苏轼在《天机乌云帖》里,还记录过一段蔡襄热衷斗茶的往事,他写道:“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常与君谟斗,胜之。”苏轼在不多的文字里,透露出了蔡襄的一些好玩信息。蔡襄喜欢与美女斗茶,屡败屡战,愈战愈勇,为茶也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了。宋代点茶的玩赏性,在宋代诗词里多有体现。如梅尧臣的“只取胜负相笑呀”；陆游的“茶分细乳玩毫杯”；福全也有“生成盏里水丹青”；等等。
不只是蔡襄体弱多病后不敢饮茶,在李易安的诗中,也有“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的哀婉。李清照在杭州生病期间,服用的是行气温中、化湿消食的豆蔻煎出的熟水。豆蔻辛温,茶性苦寒,二者都具有去湿气,助消化的共同功效。国破家亡,中原沦陷之后,李清照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好茶之人,不敢分茶、吃茶,不见得是担心茶解药效,而是颠沛流离的孤苦处境,令她彻夜难眠。她首先担忧的应是,茶中的咖啡碱令人不寐的痛楚；其次,是“病起萧萧两鬓华”的易安,深知自己身体虚弱,已无法承受茶饮之重。虽然无茶可饮,但是,门前雨后的木樨花开,也似豆蔻味厚、团茶清冽,隐隐然沁人心脾矣!不是茶香,胜似茶香。
关于茶可解药的记载,最早见之于清代陈元龙(1662—1736)的《格致镜原》。他写道:“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个人认为,陈元龙的观点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茶送药,早在唐代就有诸多记载。宋代《备急千金要方》的乌梅丸,强调以“空心煎细茶,下三十丸,日二服”。据统计,在宋代的三部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记载的“以茶送药”方剂,多达381首。现代应用川芎茶调散时,仍强调以茶送服。虽然在古代医籍中,确有服药“忌茶”的记载,但仅局限于威灵仙、土茯苓、斑蝥、榧子和使君子等少数几味中药及其复方。清代医家章穆在《调疾饮食辩》(1813)中讲得很客观,他说:“俗传茶能解药。夫药有千百性,但补药忌茶之消,其他岂此一物所能尽解!然此或古医制病人少饮之法,其意甚佳,不必辩也。”是呀!古仁人有大医之心,心怀苍生,故意讲“茶能解药”,是劝人在患病体弱之时,少饮茶,喝淡茶,保护元气,颐养身心,以便早日康复。
服用中药期间,饮茶的禁忌很少。如果服用的是西药,茶汤中的咖啡碱、茶多酚及其氧化物的沉淀作用,对此影响较大,一定要根据处方的要求,谨遵医嘱。因为,服用某些补铁药、钙剂类、铝剂类、助消化酶类药、解热镇痛药等,茶多酚会与之发生沉淀反应,从而影响药物的疗效。若是抗生素类药物,会在肠道内与多酚类物质,发生络合反应,影响药物的吸收和治疗效果。另外,在服用抗痛风、镇静安神等药物期间,也不宜饮茶,茶内含有的咖啡碱,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或抵消药物的功效。总之,在服用西药期间,尽可能不要饮茶,或饮淡茶,谨慎为上。
(连载完,有删节。)
明天开始连载王延辉长篇小说《奎虚阁》,作品围绕奎虚阁“藏书”在不同时代的命运遭遇,展现“书”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价值、意义等文化情结,同时表现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情怀。敬请关注!
如此精于制茶、精于品饮的蔡襄,一生与茶相濡以沫,晚年却为病疾所困,导致嗜茶的蔡君谟,在半百之年,实在不敢再吃茶了。君子不滞于物,不为物役、不以己悲的蔡襄,对茶点而不饮,赏而不吃,空嗅其香其味,同样可以沉浸其中,一玩就是半天。此事堪玩味,毕竟宋代点茶的技艺、汤花,有着很高的玩赏性,在点茶的捉斗中,又包含着一些赌博的色彩,另有茶百戏、漏影春等,这一切,都让好而不敢饮的蔡襄,陶然忘机,乐此不疲。
作为智者,蔡襄懂得玩味的智慧,止其所止。真正喜欢茶,品味的是其中的清芬酝藉,不在乎非要灌一肚子可能有害的茶水,而在于附丽于茶的文化意义及其从中汲取的所感所悟,以安顿精神,愉悦魂灵。苏轼在《天机乌云帖》里,还记录过一段蔡襄热衷斗茶的往事,他写道:“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常与君谟斗,胜之。”苏轼在不多的文字里,透露出了蔡襄的一些好玩信息。蔡襄喜欢与美女斗茶,屡败屡战,愈战愈勇,为茶也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了。宋代点茶的玩赏性,在宋代诗词里多有体现。如梅尧臣的“只取胜负相笑呀”；陆游的“茶分细乳玩毫杯”；福全也有“生成盏里水丹青”；等等。
不只是蔡襄体弱多病后不敢饮茶,在李易安的诗中,也有“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的哀婉。李清照在杭州生病期间,服用的是行气温中、化湿消食的豆蔻煎出的熟水。豆蔻辛温,茶性苦寒,二者都具有去湿气,助消化的共同功效。国破家亡,中原沦陷之后,李清照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好茶之人,不敢分茶、吃茶,不见得是担心茶解药效,而是颠沛流离的孤苦处境,令她彻夜难眠。她首先担忧的应是,茶中的咖啡碱令人不寐的痛楚；其次,是“病起萧萧两鬓华”的易安,深知自己身体虚弱,已无法承受茶饮之重。虽然无茶可饮,但是,门前雨后的木樨花开,也似豆蔻味厚、团茶清冽,隐隐然沁人心脾矣!不是茶香,胜似茶香。
关于茶可解药的记载,最早见之于清代陈元龙(1662—1736)的《格致镜原》。他写道:“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个人认为,陈元龙的观点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茶送药,早在唐代就有诸多记载。宋代《备急千金要方》的乌梅丸,强调以“空心煎细茶,下三十丸,日二服”。据统计,在宋代的三部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记载的“以茶送药”方剂,多达381首。现代应用川芎茶调散时,仍强调以茶送服。虽然在古代医籍中,确有服药“忌茶”的记载,但仅局限于威灵仙、土茯苓、斑蝥、榧子和使君子等少数几味中药及其复方。清代医家章穆在《调疾饮食辩》(1813)中讲得很客观,他说:“俗传茶能解药。夫药有千百性,但补药忌茶之消,其他岂此一物所能尽解!然此或古医制病人少饮之法,其意甚佳,不必辩也。”是呀!古仁人有大医之心,心怀苍生,故意讲“茶能解药”,是劝人在患病体弱之时,少饮茶,喝淡茶,保护元气,颐养身心,以便早日康复。
服用中药期间,饮茶的禁忌很少。如果服用的是西药,茶汤中的咖啡碱、茶多酚及其氧化物的沉淀作用,对此影响较大,一定要根据处方的要求,谨遵医嘱。因为,服用某些补铁药、钙剂类、铝剂类、助消化酶类药、解热镇痛药等,茶多酚会与之发生沉淀反应,从而影响药物的疗效。若是抗生素类药物,会在肠道内与多酚类物质,发生络合反应,影响药物的吸收和治疗效果。另外,在服用抗痛风、镇静安神等药物期间,也不宜饮茶,茶内含有的咖啡碱,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或抵消药物的功效。总之,在服用西药期间,尽可能不要饮茶,或饮淡茶,谨慎为上。
(连载完,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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