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夜
梁启超曾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而汤炳正先生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始于抗战时期,当时他转徙流寓西南各省,深感中华民族的危机,促使在思想情感上与屈原发生了强烈共鸣,转而研读屈赋,终成为“《楚辞》学大师”“当代楚辞界一代宗师”。汤先生的《楚辞》课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蜚声学林,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现在他一生讲授楚辞的讲稿结集为《楚辞讲座》,由北京出版社收入该社“大家小书”系列出版。
汤炳正(1910—1998),祖籍山东荣成石岛张家村人,大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受业于太炎先生之门,成为大师晚年最为器重的入室弟子,被推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汤先生治学七十余年,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民族学等领域卓有建树,尤以语言学理论和楚辞学研究蜚声海内外。生前出版的《屈赋新探》《楚辞类稿》均受到学术界广泛推崇。
《楚辞讲座》根据先生讲课讲稿整理,通俗且深刻,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屈原,有助于读者了解、研究屈原。全书除“开场白”外,共计十三讲。从名家是如何研究楚辞的,历史上的楚辞名家及其代表作品有哪些,初学者如何入手研究与欣赏,楚辞到现在为止还有哪些未解开的迷题,作者自己有哪些独到的见解。于此,先生不仅“授人以鱼”,更是着力“授人以渔”——尽将金针度与人。初学者读此书能学会读书,看出读书做学问的门径,知写好论文的“路数”；而专家读此书,亦不会“空手而归”。
《楚辞讲座》精彩之处很多。如“《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一讲,汤先生用大量材料证明《屈原列传》中的矛盾乃是由于刘安《离骚传》中的两段话的窜入古本《史记》所致。先生此论广为学人所称道,达到了至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平。董运庭先生云:“在清理今本《屈原列传》惑乱的所有研究结论中,汤炳正先生的研究结论迄今为止仍是最有见地和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从总体理清了前人所列出的疑点,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已经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他在楚辞学研究史上是功不可没的”。再如“《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问题”,先生经过仔细考证认为:“《楚辞》的编纂成书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并非一时一人所撰”,“《楚辞》一书是由战国到东汉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很多人的陆续编撰辑补而成的。至于刘向则不过是纂辑者之一,而且不是重要的纂辑者；他只是增补了四篇作品。对屈原作品搜集最多的是淮南王或其宾客；经过这次纂辑,已奠定了《楚辞》一书的基础,此后不过是零星增补而已”。又如“屈原的政治理想”,先生指出“屈原在其作品中所说的‘美政’,与他在政治改革时起草的‘宪令’,在内容上应当是一致的。虽然屈原所草之‘宪令’没有留下来,但是他的伟大作品却留下来了。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伟大诗篇来探索他的‘宪令’的基本内容,即“励耕战”“举贤能”“反雍蔽”“禁朋党”“明赏罚”“变民俗”。毛庆先生说: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内容,“以汤炳正先生所析最实最确”。除此之外,汤先生对其他问题的讲述,也无不玑珠闪光,精义纷呈,引人入胜。
《楚辞讲座》
汤炳正 著
北京出版社
梁启超曾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而汤炳正先生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始于抗战时期,当时他转徙流寓西南各省,深感中华民族的危机,促使在思想情感上与屈原发生了强烈共鸣,转而研读屈赋,终成为“《楚辞》学大师”“当代楚辞界一代宗师”。汤先生的《楚辞》课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蜚声学林,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现在他一生讲授楚辞的讲稿结集为《楚辞讲座》,由北京出版社收入该社“大家小书”系列出版。
汤炳正(1910—1998),祖籍山东荣成石岛张家村人,大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受业于太炎先生之门,成为大师晚年最为器重的入室弟子,被推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汤先生治学七十余年,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民族学等领域卓有建树,尤以语言学理论和楚辞学研究蜚声海内外。生前出版的《屈赋新探》《楚辞类稿》均受到学术界广泛推崇。
《楚辞讲座》根据先生讲课讲稿整理,通俗且深刻,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屈原,有助于读者了解、研究屈原。全书除“开场白”外,共计十三讲。从名家是如何研究楚辞的,历史上的楚辞名家及其代表作品有哪些,初学者如何入手研究与欣赏,楚辞到现在为止还有哪些未解开的迷题,作者自己有哪些独到的见解。于此,先生不仅“授人以鱼”,更是着力“授人以渔”——尽将金针度与人。初学者读此书能学会读书,看出读书做学问的门径,知写好论文的“路数”；而专家读此书,亦不会“空手而归”。
《楚辞讲座》精彩之处很多。如“《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一讲,汤先生用大量材料证明《屈原列传》中的矛盾乃是由于刘安《离骚传》中的两段话的窜入古本《史记》所致。先生此论广为学人所称道,达到了至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平。董运庭先生云:“在清理今本《屈原列传》惑乱的所有研究结论中,汤炳正先生的研究结论迄今为止仍是最有见地和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从总体理清了前人所列出的疑点,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已经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他在楚辞学研究史上是功不可没的”。再如“《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问题”,先生经过仔细考证认为:“《楚辞》的编纂成书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并非一时一人所撰”,“《楚辞》一书是由战国到东汉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很多人的陆续编撰辑补而成的。至于刘向则不过是纂辑者之一,而且不是重要的纂辑者；他只是增补了四篇作品。对屈原作品搜集最多的是淮南王或其宾客；经过这次纂辑,已奠定了《楚辞》一书的基础,此后不过是零星增补而已”。又如“屈原的政治理想”,先生指出“屈原在其作品中所说的‘美政’,与他在政治改革时起草的‘宪令’,在内容上应当是一致的。虽然屈原所草之‘宪令’没有留下来,但是他的伟大作品却留下来了。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伟大诗篇来探索他的‘宪令’的基本内容,即“励耕战”“举贤能”“反雍蔽”“禁朋党”“明赏罚”“变民俗”。毛庆先生说: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内容,“以汤炳正先生所析最实最确”。除此之外,汤先生对其他问题的讲述,也无不玑珠闪光,精义纷呈,引人入胜。
《楚辞讲座》
汤炳正 著
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