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冠文 孙晓婉
智能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网络舆情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挑战。我们应认清和把握这些新技术的本质与规律,顺势而为,加强引导,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是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不断被开发并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网络舆论生态正在呈现出一些新态势。
算法与社交变革了新闻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以往,大众传媒是社会协调和环境监测的探测器,新技术的发展极大扩展了传播主体的范围。当前,一些新媒体利用算法技术来代替新闻线索获取、新闻内容制作、分发与推送,同时,社群化传播加速了各社会群体间的刻板印象,使社会事件爆发时意见矛盾加剧、言论冲突产生。
危机舆情在信息传播新格局中呈现出新模式。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模式可以归结为“新技术平台爆料——微信刷屏——微博跟进——传统媒体报道——新闻门户客户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接力式传播模式。具体来看,在重大社会舆情事件发生时,以社交关系为依托的网络社区是社会舆情发酵与传播的主阵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面完整的事实传播到个体。同时,后真相时代,新闻事实的传递让位于情感表达；微信中自媒体账号的情绪化表达容易煽动群体情绪,造成基于现实关系的刷屏式传播与非理性表达；微博中的虚拟社交关系与广场式议事模式,使得已被激发的情绪无法接纳不同声音,引发群体骂战,造成虚拟社会关系矛盾加剧,部分理智声音被湮没。
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引导与宣传思想工作任重道远。智媒时代加强网络舆论生态建设,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需要及时认清新技术的本质,顺应规律,破除弊端,发挥优势。
在社会舆情监测与预警中,实现全媒体平台的数据互通,建立对社会舆情的监测研判机制,加强对重大舆情事件的引导、化解能力。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深度融合,以及信息传播的社群化趋势,近年的网络舆情事件往往出现群体的抱团与极化现象,造成社会舆情的极速恶化。对此,主流媒体要敏锐洞察社会热点,同时开拓社会化媒体和官方两个渠道,建立高效快速的全媒体反应机制,及时主动发出权威声音,回应社会关切,避免谣言的滋生；同时,舆情事件的易发社区——微信、微博、知乎等各新媒体平台,应与政府、媒体机构实现数据互通,或引入第三方机构对信息传播数据进行监控,建立舆情事件相关数据库,并利用网络舆情事件的潜伏、爆发、消退等各个阶段的大数据建立相关模型,从而预测并及时预防舆情危机的发生。
在新闻生产与舆论监督中,应以建设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共对话平台为目标,重塑主流媒体公信力。在智媒时代的信息分发新格局中,需要警惕两种现象:一是由技术无意识所带来的偏差,即由算法的误判误察所导致的假消息的产生；二是技术有意识所产生的对社会合意的操控,在特定社会舆情事件中不顾社会公益,以获取特定利益。对此,区块链的技术原理对规制算法在新闻传播中的不良影响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区块链能够将网络数据资源按照时间在各个相互链接的区块中分布式存储,从根本上实现了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目的。若应用于内容生产中,则能解决网络版权保护、虚假新闻等问题；同时,内容生产、编辑、排序、阅读的透明化也杜绝了商业机构控制新闻分发的可能。在公信力的重塑中,主流媒体要明确自身权力来源,及时为人民群众发声,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坚决予以曝光。主流媒体有着大众范围的影响力,要在网络传播中加强内容运营、用户运营的能力,使公众有清晰的认识,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的理性对话平台,从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承担起凝聚社会共识的责任。
在信息服务与渠道建设上,要积极探索优化内容生产、用户运营的新方向,发挥各地方级传统媒体的作用,通过线下圈层联通渠道,打造新型网络媒体集团。智媒时代万物皆媒,掌握了受众(用户)资源就是拥有了传播权力。因此,主流媒体应转变自身定位,由提供新闻向提供更广泛的生活信息服务转变。地方级传统媒体在本地活动运营中有更多的经验与优势,若联合其他互联网服务提供方,共同打造本地市场,则可以做到资源互通:媒体便于掌握精准的用户画像,合作方也开拓了当地市场,扩大了传播效应,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当前社会交往趋向于以兴趣为中心而形成线上聚集,继而转为线下社群,促使观点的同质化程度高,易出现社群在接受信息上的茧房化倾向。地方级媒体在线下圈层运营的同时,可以在隶属于不同社群的个体之间提供交流对话的机会,从而打破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凝聚社会共识。由此不仅可以实现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更为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提供了解决途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智能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网络舆情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挑战。我们应认清和把握这些新技术的本质与规律,顺势而为,加强引导,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是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不断被开发并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网络舆论生态正在呈现出一些新态势。
算法与社交变革了新闻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以往,大众传媒是社会协调和环境监测的探测器,新技术的发展极大扩展了传播主体的范围。当前,一些新媒体利用算法技术来代替新闻线索获取、新闻内容制作、分发与推送,同时,社群化传播加速了各社会群体间的刻板印象,使社会事件爆发时意见矛盾加剧、言论冲突产生。
危机舆情在信息传播新格局中呈现出新模式。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模式可以归结为“新技术平台爆料——微信刷屏——微博跟进——传统媒体报道——新闻门户客户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接力式传播模式。具体来看,在重大社会舆情事件发生时,以社交关系为依托的网络社区是社会舆情发酵与传播的主阵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面完整的事实传播到个体。同时,后真相时代,新闻事实的传递让位于情感表达；微信中自媒体账号的情绪化表达容易煽动群体情绪,造成基于现实关系的刷屏式传播与非理性表达；微博中的虚拟社交关系与广场式议事模式,使得已被激发的情绪无法接纳不同声音,引发群体骂战,造成虚拟社会关系矛盾加剧,部分理智声音被湮没。
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引导与宣传思想工作任重道远。智媒时代加强网络舆论生态建设,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需要及时认清新技术的本质,顺应规律,破除弊端,发挥优势。
在社会舆情监测与预警中,实现全媒体平台的数据互通,建立对社会舆情的监测研判机制,加强对重大舆情事件的引导、化解能力。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深度融合,以及信息传播的社群化趋势,近年的网络舆情事件往往出现群体的抱团与极化现象,造成社会舆情的极速恶化。对此,主流媒体要敏锐洞察社会热点,同时开拓社会化媒体和官方两个渠道,建立高效快速的全媒体反应机制,及时主动发出权威声音,回应社会关切,避免谣言的滋生；同时,舆情事件的易发社区——微信、微博、知乎等各新媒体平台,应与政府、媒体机构实现数据互通,或引入第三方机构对信息传播数据进行监控,建立舆情事件相关数据库,并利用网络舆情事件的潜伏、爆发、消退等各个阶段的大数据建立相关模型,从而预测并及时预防舆情危机的发生。
在新闻生产与舆论监督中,应以建设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共对话平台为目标,重塑主流媒体公信力。在智媒时代的信息分发新格局中,需要警惕两种现象:一是由技术无意识所带来的偏差,即由算法的误判误察所导致的假消息的产生；二是技术有意识所产生的对社会合意的操控,在特定社会舆情事件中不顾社会公益,以获取特定利益。对此,区块链的技术原理对规制算法在新闻传播中的不良影响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区块链能够将网络数据资源按照时间在各个相互链接的区块中分布式存储,从根本上实现了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目的。若应用于内容生产中,则能解决网络版权保护、虚假新闻等问题；同时,内容生产、编辑、排序、阅读的透明化也杜绝了商业机构控制新闻分发的可能。在公信力的重塑中,主流媒体要明确自身权力来源,及时为人民群众发声,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坚决予以曝光。主流媒体有着大众范围的影响力,要在网络传播中加强内容运营、用户运营的能力,使公众有清晰的认识,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的理性对话平台,从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承担起凝聚社会共识的责任。
在信息服务与渠道建设上,要积极探索优化内容生产、用户运营的新方向,发挥各地方级传统媒体的作用,通过线下圈层联通渠道,打造新型网络媒体集团。智媒时代万物皆媒,掌握了受众(用户)资源就是拥有了传播权力。因此,主流媒体应转变自身定位,由提供新闻向提供更广泛的生活信息服务转变。地方级传统媒体在本地活动运营中有更多的经验与优势,若联合其他互联网服务提供方,共同打造本地市场,则可以做到资源互通:媒体便于掌握精准的用户画像,合作方也开拓了当地市场,扩大了传播效应,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当前社会交往趋向于以兴趣为中心而形成线上聚集,继而转为线下社群,促使观点的同质化程度高,易出现社群在接受信息上的茧房化倾向。地方级媒体在线下圈层运营的同时,可以在隶属于不同社群的个体之间提供交流对话的机会,从而打破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凝聚社会共识。由此不仅可以实现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更为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提供了解决途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