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文人谈,谈文人。薛原一直专注于文人相关书籍的阅读。读得越多,个人的体会感想自然越多,于是陆陆续续便有了《闲话文人》《画家物语》等多部“随感集”问世。这部《文人谈》,倾注了薛原在阅读关于施蛰存、林风眠、傅抱石等36位文化名人相关书籍时的所思所想。
作为同样喜欢读书的笔者,像薛原文中所涉的陈寅恪、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朱新建等名人的书多少还是读过一些,但很少像他这样观察得那么细致,思考得那般深刻,更难以做到在阅读中抱着求知求证求实的心理,触类旁通,因此及彼,思维缜密,条分缕析。
著书立传尤其是自传或日记者,即便再如何胸怀坦荡,下笔时也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绝对公允,这便给读者留下些许模糊地带。每每此时,一般读者往往一扫而过,觉得书中有什么就读什么。而一个带着思想的读者,则习惯把阅读当成挖掘和思考的过程,对于作者那些有意或无意的回避或语焉不详,常常会多方求证,直到水落石出。
后记中薛原就提到这么一则小事:在读《郑振铎日记全编》1957年的日记时,发现文中提到楼适夷的一次“大哭”,原因是夏衍对冯雪峰的“揭发”。为了弄清这个细节,他从书架上抽出了楼适夷的《话雨录》,仔细查找发现,里面确有这一细节。而作为当事人的夏衍在回忆录中自然也有这段记载,只是叙述始终与郑、楼二人有了很大区别。是非对错已不重要,但通过多方对比,了然于胸,况味丛生,这大抵是读书人的乐趣之所在。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文人自不例外,不同的是文人习惯用笔记下一般人不屑一顾的琐碎。可别小看这些琐碎,细节往往正是后人寻幽探微,完成历史信息拼图的重要路径。过去文人喜欢写日记,哪怕是战火连天生活多艰也不放弃。如梁漱溟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均超过80万字,内中所记大到人生际遇,小到每天迎来送往,或者所闻的一则小小趣事。由于这些信息各自一体,若从事件角度审视还需过细梳理。薛原努力做好一个事实的呈现者,而不是评论者。所以,他坚持努力挖掘与还原必须基于各方面书籍提供的信息。他所做的就像是一位考古学家,本着最为严谨的态度,将这些信息一一拼接,然后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他在本书中大量引用书信和日记的原因,毕竟这些文字蕴含着作者的真情实感,任何转述和评论均难以夹杂新的感情因素。
在谈到施蛰存时,薛原着重还原了这么个细节。1993年6月,施蛰存获得了第二届上海文学奖,奖金两万元。“在7月26日给古剑的信里,他(施蛰存)写道:‘上海文学奖,第一届是三万元,我是第二届,只有二万元,一切东西都在涨,这个奖金却跌价’”。两万元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一笔巨款。坊间总有这么种看法,似乎文人就不该谈钱,谈钱就是争名夺利。然而,文人并非道德圣徒,他们也需要生活,虽然不必锦衣玉食肥马轻裘,但至少也可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薛原罗列这样的细节,当然不是出于对施蛰存的贬损,而是真实地反映文人的生存状态。然而,时至今日,文人一旦谈钱似乎总会招致质疑乃至口诛笔伐。
薛原说,有限的阅读是幸福的,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往往随着阅读的深入,全面的阅读往往会打碎最初阅读带来的幸福——因为或许会看到人性复杂的多面。事实上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人无完人,文人也无法超脱这一定律。一个人的文字可以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不可能所有的文字都如出一辙,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文人谈》
薛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文人谈,谈文人。薛原一直专注于文人相关书籍的阅读。读得越多,个人的体会感想自然越多,于是陆陆续续便有了《闲话文人》《画家物语》等多部“随感集”问世。这部《文人谈》,倾注了薛原在阅读关于施蛰存、林风眠、傅抱石等36位文化名人相关书籍时的所思所想。
作为同样喜欢读书的笔者,像薛原文中所涉的陈寅恪、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朱新建等名人的书多少还是读过一些,但很少像他这样观察得那么细致,思考得那般深刻,更难以做到在阅读中抱着求知求证求实的心理,触类旁通,因此及彼,思维缜密,条分缕析。
著书立传尤其是自传或日记者,即便再如何胸怀坦荡,下笔时也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绝对公允,这便给读者留下些许模糊地带。每每此时,一般读者往往一扫而过,觉得书中有什么就读什么。而一个带着思想的读者,则习惯把阅读当成挖掘和思考的过程,对于作者那些有意或无意的回避或语焉不详,常常会多方求证,直到水落石出。
后记中薛原就提到这么一则小事:在读《郑振铎日记全编》1957年的日记时,发现文中提到楼适夷的一次“大哭”,原因是夏衍对冯雪峰的“揭发”。为了弄清这个细节,他从书架上抽出了楼适夷的《话雨录》,仔细查找发现,里面确有这一细节。而作为当事人的夏衍在回忆录中自然也有这段记载,只是叙述始终与郑、楼二人有了很大区别。是非对错已不重要,但通过多方对比,了然于胸,况味丛生,这大抵是读书人的乐趣之所在。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文人自不例外,不同的是文人习惯用笔记下一般人不屑一顾的琐碎。可别小看这些琐碎,细节往往正是后人寻幽探微,完成历史信息拼图的重要路径。过去文人喜欢写日记,哪怕是战火连天生活多艰也不放弃。如梁漱溟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均超过80万字,内中所记大到人生际遇,小到每天迎来送往,或者所闻的一则小小趣事。由于这些信息各自一体,若从事件角度审视还需过细梳理。薛原努力做好一个事实的呈现者,而不是评论者。所以,他坚持努力挖掘与还原必须基于各方面书籍提供的信息。他所做的就像是一位考古学家,本着最为严谨的态度,将这些信息一一拼接,然后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他在本书中大量引用书信和日记的原因,毕竟这些文字蕴含着作者的真情实感,任何转述和评论均难以夹杂新的感情因素。
在谈到施蛰存时,薛原着重还原了这么个细节。1993年6月,施蛰存获得了第二届上海文学奖,奖金两万元。“在7月26日给古剑的信里,他(施蛰存)写道:‘上海文学奖,第一届是三万元,我是第二届,只有二万元,一切东西都在涨,这个奖金却跌价’”。两万元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一笔巨款。坊间总有这么种看法,似乎文人就不该谈钱,谈钱就是争名夺利。然而,文人并非道德圣徒,他们也需要生活,虽然不必锦衣玉食肥马轻裘,但至少也可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薛原罗列这样的细节,当然不是出于对施蛰存的贬损,而是真实地反映文人的生存状态。然而,时至今日,文人一旦谈钱似乎总会招致质疑乃至口诛笔伐。
薛原说,有限的阅读是幸福的,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往往随着阅读的深入,全面的阅读往往会打碎最初阅读带来的幸福——因为或许会看到人性复杂的多面。事实上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人无完人,文人也无法超脱这一定律。一个人的文字可以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不可能所有的文字都如出一辙,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文人谈》
薛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