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 傅绍万
评价一个人,大都是抓他的特点,这本身就存在片面性。千百年下去,这个特点就往往被脸谱化、绝对化,甚至被扭曲了。魏征就属于这一类人。
魏征被定性为千古第一诤臣。千百年来,在人们心目中,这个诤臣的特点,就是爱提意见、敢提意见,不管君主高兴不高兴,甚至不怕丢乌纱,不怕砍脑壳,有点杠子头、愣头青的味道。史书还有段记载:唐太宗被魏征顶撞,下朝之后,余怒未息,咬牙切齿地说:找机会一定杀了这个乡巴佬!
真实的魏征,是一个智臣,或者说是诤臣风貌智臣骨。他有大本事,大智慧,有和君主打交道的高超艺术,他是凭着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建设性意见、建议,奠定了在历史上的地位,赢得了唐太宗的高度信任和赞扬。唐太宗说:过去打天下,辅助我的人中,房玄龄功劳排第一。现在安天下,魏征功劳第一。
才有专、通之分。魏征是个通才。尚书省积压的案件过多,唐太宗让魏征处理,他并不很熟悉法律,“但存大体,处事以情,人人悦服。”他还谙熟行兵布阵。在瓦岗寨时期,王世充寻求与李密决战,魏征分析双方的优势劣势,建议李密深沟高垒制敌；辅佐太子李建成征讨刘黑闼,建议优待、释放俘虏,瓦解敌方军心。李密反其道而行,和敌人死打硬拼,惨败；李建成照办了,不战而胜。魏征还是个办事能力很强的人。他要做的事情,都有十分把握。李密投降了李渊,李勣还在为李密坚守黎阳。魏征主动要求出使山东,招抚李勣。他和李勣交情很深,也深知李勣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到达后致书李勣,分析天下大势,以及李勣的处境和出路,强调处在必战之地,应当早作抉择,归附明主,建不世功业。李勣接信后迅速作出投唐的决定,并立即拨付粮草,支援在山东区域内作战的淮安王李神通。魏征做事,都给自己预留个台阶。像关于岭南酋长冯盎造反事件的处理,唐太宗准备派兵讨伐,魏征说,冯盎只是犹疑而不是造反,可以先派一位高级使节去做安抚工作。唐太宗照办了,岭南问题圆满解决。唐太宗说:魏征一句话,胜过十万大军。这件事情如果办不成功呢?对国家、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魏征被唐太宗倚为肱股之臣,“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有理论,像守业比创业难；敬终比慎始难；像安不可以忘危；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更有付诸实践、成效巨大的锦囊妙计:
他为唐太宗献出治国良策。战争基本结束,国家治理排上首要位置。唐太宗和大臣们讨论教化问题,认为经过一场大乱,老百姓不容易教化。封德彝以“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的史实,附和唐太宗的观点。魏征则认为:“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国家治理应当行仁义。封德彝说他是书生虚论,必乱国家,两人在朝堂上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辩。实质上,魏征对历史领悟得更透彻,对现实把握得更到位。他“通贯书术”,知道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一般规律。他来自民间,是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最清楚民心民意,清楚草民最需要什么。唐太宗选择了魏征的方案,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到贞观四年,实现天下大治,“岁断死二十九,米斗三钱,四夷宾服”,“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唐太宗对群臣说:“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
他为唐太宗设计出成为尧、舜之君的目标。唐太宗这个人颇为自负,他曾经自豪地说:古代开国君主都年过四十,只有汉光武帝刘秀是三十三岁。但我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定天下,二十九岁做皇帝,比别人都强。魏征摸透了唐太宗的心思,他所要做的,是引导唐太宗把这种自负心用到创造治绩上,做个尧、舜之君。这个目标设计,唐太宗接受了,并铭刻于心,也成为朝堂上的共识。唐太宗说,金子只有经过良匠锻造,才能变宝。我把自己比作金子,魏征就是那个良匠。一次他问群臣:“征与诸葛亮孰贤?”诸葛亮是什么人?在人们心目中,那是才兼将相、亦神亦圣的人物。唐太宗却说:“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魏征上书言事,或在朝堂上奏事,言必称尧、舜,似乎面对的是尧、舜那样的君主。把唐太宗托上神坛,给唐太宗戴上高帽,让唐太宗以尧、舜之君规范自己的言行,他也由此赢得了唐太宗的高度信任。做到了这一点,即便态度差点,唐太宗却看着顺眼。话说得刺耳点,唐太宗心中舒服,乐于接受。贞观十三年,魏征上《十渐书》,前后对比,给唐太宗提了十条意见,言词相当尖锐,落脚点是:“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唐太宗接书后表示知错就改,还让人写在屏风上,随时阅读。他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尔。”
他忠诚地贯彻了唐太宗的执政理念。唐太宗有个著名的“舟水理论”,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唐太宗可不是轻飘飘说个漂亮口号。唐之前的隋朝,曾是多么强大。但隋炀帝不恤民力,不管人民死活,当农民起义的烽火燃起,隋朝的天下就呼喇喇似大厦倾,隋炀帝被一条白练勒死。魏征之谏,紧紧围绕唐太宗的这一执政理念展开。大臣郑仁基的女儿漂亮而有才华,皇后提出纳进皇宫,诏书已经写好。魏征听说郑女已经许聘了人家,立即谏言:自古有道君王,“以百姓之心为心”,国君住楼台馆阁,就要想到人民也有房屋可以安身；国君吃膏梁鱼肉,就要想到老百姓也无饥寒之患；国君娶妃嫔宫女,就要想到老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郑女已经约婚,陛下还要娶她,难道是国君为民父母之道吗?唐太宗听了深感愧疚,把诏书作废了。泰山封禅是帝王盛事。贞观六年,地方大员纷纷上书,朝中大臣也歌功颂德,请求唐太宗举行封禅大典,惟有魏征认为不可。唐太宗连发六问:难道我的功绩不高?仁德不厚?华夏还没有安定?异邦还未臣服?祥瑞还没有出现?五谷不丰收?魏征回答,陛下虽然有此六点理由,还是不可以!隋末大乱之后,国家就像个久患大病的人,陛下就像良医,为之精心治理,国力开始恢复,百姓的病苦逐步解除。但是,若要这个病人真正康复,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哪能去做劳民伤财的事呢?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放弃了封禅的打算。这样的谏言,根于道义,立足于君主的仁民之心,唐太宗哪能不为所动?他把魏征当作一面镜子,“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魏征曾经给唐太宗提过建议,希望让他当良臣而不当忠臣。太宗问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魏征说,良臣是让自己得美名,君主得显号,福及子孙社稷。忠臣则是“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祗取空名”。魏征之诤,自始至终,以博大的智慧为底蕴,从未大意触逆鳞。否则,不知死过多少回了。魏征死后,杜正伦因泄漏唐太宗的话被黜,侯君集因造反被诛,他们都是魏征举荐过的人。有人借机告状,说魏征生前结朋党。朋党是历朝历代的一大祸害,是历代君王的逆鳞,唐太宗一怒之下,退掉了亲口许下的衡山公主和魏征儿子的婚约,推倒了亲手为魏征书写的碑。直到他征高丽得了个灰溜溜的结局,才又想起魏征的好处,又让人把碑竖了起来。
□ 傅绍万
评价一个人,大都是抓他的特点,这本身就存在片面性。千百年下去,这个特点就往往被脸谱化、绝对化,甚至被扭曲了。魏征就属于这一类人。
魏征被定性为千古第一诤臣。千百年来,在人们心目中,这个诤臣的特点,就是爱提意见、敢提意见,不管君主高兴不高兴,甚至不怕丢乌纱,不怕砍脑壳,有点杠子头、愣头青的味道。史书还有段记载:唐太宗被魏征顶撞,下朝之后,余怒未息,咬牙切齿地说:找机会一定杀了这个乡巴佬!
真实的魏征,是一个智臣,或者说是诤臣风貌智臣骨。他有大本事,大智慧,有和君主打交道的高超艺术,他是凭着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建设性意见、建议,奠定了在历史上的地位,赢得了唐太宗的高度信任和赞扬。唐太宗说:过去打天下,辅助我的人中,房玄龄功劳排第一。现在安天下,魏征功劳第一。
才有专、通之分。魏征是个通才。尚书省积压的案件过多,唐太宗让魏征处理,他并不很熟悉法律,“但存大体,处事以情,人人悦服。”他还谙熟行兵布阵。在瓦岗寨时期,王世充寻求与李密决战,魏征分析双方的优势劣势,建议李密深沟高垒制敌；辅佐太子李建成征讨刘黑闼,建议优待、释放俘虏,瓦解敌方军心。李密反其道而行,和敌人死打硬拼,惨败；李建成照办了,不战而胜。魏征还是个办事能力很强的人。他要做的事情,都有十分把握。李密投降了李渊,李勣还在为李密坚守黎阳。魏征主动要求出使山东,招抚李勣。他和李勣交情很深,也深知李勣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到达后致书李勣,分析天下大势,以及李勣的处境和出路,强调处在必战之地,应当早作抉择,归附明主,建不世功业。李勣接信后迅速作出投唐的决定,并立即拨付粮草,支援在山东区域内作战的淮安王李神通。魏征做事,都给自己预留个台阶。像关于岭南酋长冯盎造反事件的处理,唐太宗准备派兵讨伐,魏征说,冯盎只是犹疑而不是造反,可以先派一位高级使节去做安抚工作。唐太宗照办了,岭南问题圆满解决。唐太宗说:魏征一句话,胜过十万大军。这件事情如果办不成功呢?对国家、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魏征被唐太宗倚为肱股之臣,“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有理论,像守业比创业难；敬终比慎始难；像安不可以忘危；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更有付诸实践、成效巨大的锦囊妙计:
他为唐太宗献出治国良策。战争基本结束,国家治理排上首要位置。唐太宗和大臣们讨论教化问题,认为经过一场大乱,老百姓不容易教化。封德彝以“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的史实,附和唐太宗的观点。魏征则认为:“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国家治理应当行仁义。封德彝说他是书生虚论,必乱国家,两人在朝堂上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辩。实质上,魏征对历史领悟得更透彻,对现实把握得更到位。他“通贯书术”,知道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一般规律。他来自民间,是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最清楚民心民意,清楚草民最需要什么。唐太宗选择了魏征的方案,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到贞观四年,实现天下大治,“岁断死二十九,米斗三钱,四夷宾服”,“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唐太宗对群臣说:“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
他为唐太宗设计出成为尧、舜之君的目标。唐太宗这个人颇为自负,他曾经自豪地说:古代开国君主都年过四十,只有汉光武帝刘秀是三十三岁。但我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定天下,二十九岁做皇帝,比别人都强。魏征摸透了唐太宗的心思,他所要做的,是引导唐太宗把这种自负心用到创造治绩上,做个尧、舜之君。这个目标设计,唐太宗接受了,并铭刻于心,也成为朝堂上的共识。唐太宗说,金子只有经过良匠锻造,才能变宝。我把自己比作金子,魏征就是那个良匠。一次他问群臣:“征与诸葛亮孰贤?”诸葛亮是什么人?在人们心目中,那是才兼将相、亦神亦圣的人物。唐太宗却说:“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魏征上书言事,或在朝堂上奏事,言必称尧、舜,似乎面对的是尧、舜那样的君主。把唐太宗托上神坛,给唐太宗戴上高帽,让唐太宗以尧、舜之君规范自己的言行,他也由此赢得了唐太宗的高度信任。做到了这一点,即便态度差点,唐太宗却看着顺眼。话说得刺耳点,唐太宗心中舒服,乐于接受。贞观十三年,魏征上《十渐书》,前后对比,给唐太宗提了十条意见,言词相当尖锐,落脚点是:“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唐太宗接书后表示知错就改,还让人写在屏风上,随时阅读。他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尔。”
他忠诚地贯彻了唐太宗的执政理念。唐太宗有个著名的“舟水理论”,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唐太宗可不是轻飘飘说个漂亮口号。唐之前的隋朝,曾是多么强大。但隋炀帝不恤民力,不管人民死活,当农民起义的烽火燃起,隋朝的天下就呼喇喇似大厦倾,隋炀帝被一条白练勒死。魏征之谏,紧紧围绕唐太宗的这一执政理念展开。大臣郑仁基的女儿漂亮而有才华,皇后提出纳进皇宫,诏书已经写好。魏征听说郑女已经许聘了人家,立即谏言:自古有道君王,“以百姓之心为心”,国君住楼台馆阁,就要想到人民也有房屋可以安身；国君吃膏梁鱼肉,就要想到老百姓也无饥寒之患；国君娶妃嫔宫女,就要想到老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郑女已经约婚,陛下还要娶她,难道是国君为民父母之道吗?唐太宗听了深感愧疚,把诏书作废了。泰山封禅是帝王盛事。贞观六年,地方大员纷纷上书,朝中大臣也歌功颂德,请求唐太宗举行封禅大典,惟有魏征认为不可。唐太宗连发六问:难道我的功绩不高?仁德不厚?华夏还没有安定?异邦还未臣服?祥瑞还没有出现?五谷不丰收?魏征回答,陛下虽然有此六点理由,还是不可以!隋末大乱之后,国家就像个久患大病的人,陛下就像良医,为之精心治理,国力开始恢复,百姓的病苦逐步解除。但是,若要这个病人真正康复,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哪能去做劳民伤财的事呢?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放弃了封禅的打算。这样的谏言,根于道义,立足于君主的仁民之心,唐太宗哪能不为所动?他把魏征当作一面镜子,“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魏征曾经给唐太宗提过建议,希望让他当良臣而不当忠臣。太宗问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魏征说,良臣是让自己得美名,君主得显号,福及子孙社稷。忠臣则是“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祗取空名”。魏征之诤,自始至终,以博大的智慧为底蕴,从未大意触逆鳞。否则,不知死过多少回了。魏征死后,杜正伦因泄漏唐太宗的话被黜,侯君集因造反被诛,他们都是魏征举荐过的人。有人借机告状,说魏征生前结朋党。朋党是历朝历代的一大祸害,是历代君王的逆鳞,唐太宗一怒之下,退掉了亲口许下的衡山公主和魏征儿子的婚约,推倒了亲手为魏征书写的碑。直到他征高丽得了个灰溜溜的结局,才又想起魏征的好处,又让人把碑竖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