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 傅绍万
《说唐》一书形容隋末的乱势:“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烽烟”。在这个英雄豪杰群体中,最有可能成气候的,首先是李密,其次才是李渊。李渊和李密,都出身望族,祖父辈都是国公,政治根基雄厚。李密是最早一代“革命家”。宰相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造反,李密就被封为“谋主”。但李密这个人,跟着人干行,自己领头干不行,当参谋行,当主要领导却很昏庸,碰上了一个对头李渊,个性和李密恰恰相反,天生是块领头干大事的料,两人过招,李密就必败无疑了。
李密做军师,可谓一流。他刚一出山,就为杨玄感献出上、中、下三计。上计是:乘隋炀帝正在征高丽前线,赶到蓟地,据险断敌退路,隋军粮草用尽,很快就会不战自溃。中计是:尽量避免城池争夺战,快速进军,拿下长安,足以自保。下计是:就近攻取洛阳,屯兵坚城之下,一决胜负。细加分析,这样高明的战略谋划,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李密还有个长处,提个建议,别人拍了板,执行力也很强。杨玄感造反失败,李密投奔瓦岗寨,建议寨主翟让攻取兴洛粮仓,取得成功,对瓦岗军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隋军勇将张须陀来攻,翟让怯战,因为他是张须陀的手下败将。李密说来敌有勇无谋,并不可怕,通过打伏击战,把张须陀灭掉了。
李密做上瓦岗寨主公,领头干事了,却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一个昏庸之主。一是战略决策错误。柴孝和献计:汉中是夺取天下最好的根据地,应当留下部分部队坚守现有地盘,抓紧进军长安,否则,被人抢了先机,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局势已经分明,隋炀帝被困江都,对洛阳还可以增兵救援,对汉中已经鞭长莫及了。李密认为这是上策,却不采纳,还是拼死攻取洛阳。因为李密心存顾忌,担心部下多为山东人,不会一心跟他西进长安,一旦战事失利,队伍就会溃散。自己一拍脑袋,不作深入分析,也不思考有没有解决的对策,很随意地就把战略发展引向错误方向,李密集团的未来也就基本定局了。二是战役决策糊涂。他和洛阳守军打了六十余仗,又和隋炀帝带到江都的关中部队进行了一次生死较量,这时候“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洛阳守军头领王世充借机找他决战。仗怎么打?李密对敌情作出精辟分析,眼下洛阳兵马有三不可挡:一是器械；二是破釜沉舟之决心；三是粮食耗尽,以战求生。因此,此战自然应当先避其锋芒。大将裴仁基提出致敌疲劳战术,魏征献上打敌软肋战法:困而不战,深沟高垒,待他们粮草用光,一战而胜。但是,当手下有勇无谋的战将出来起哄,他就乱了方寸,轻率出战,搞得一败涂地。这时候,李密本想率众转向黎阳,重整旗鼓,部下提出不同意见,他就脑袋一晕,率部投降李渊,做寓公去了。三是人生重大关头轻率任性。对李渊先降后叛,他最忠诚的部下规劝,这么做必败无疑,他却一意孤行,终被乱箭射死,身败名裂。
李渊起事,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宦海沉浮,把他历练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李渊起事之初,李密已经是兵多将广粮足,建号魏公,四方豪杰纷纷归附。但李渊何以后来居上,最终胜出呢?一是做事善抓时机,沉稳而有定力。当反隋起义烽烟四起,多方高人劝他早定大计,他却认为时机未到,暗处用力,引而不发。当隋炀帝被困江都,全国已成割据局面,他才举起义旗。二是策略高明,打出政治牌,收拢人心。他高举尊隋的旗号,反暴君不反朝廷,争取到广大上层人士支持。三是战略目标明确:“北和突厥,东平燕赵,西进关中”,目标一旦确定,就不避艰险,矢志不移。
按照战略学一般理论,战略不是怎么防止风险,而是怎么让领导者能够承担最大风险,发挥最大潜能。战略实施的成效,关键在于领导者在风险面前的决断、担当能力。李渊进军长安,多次面临进和退的抉择,承担的风险巨大,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霍邑决策。唐军到达霍邑,赶上秋雨连绵,粮草供应受阻,又传来刘武周联合突厥,袭击太原的坏消息。太原是李渊的根基,又关系将士家属的安危,这时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李渊最信任的谋臣裴寂建议撤军回援,李渊的两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则坚持进军计划不变,因为大军一撤,将前功尽弃,起义大业也可能毁于一旦。李渊最后拍板,刘武周没有进攻太原的可能,大军继续挺进长安。这一决策,决定了大唐的前途命运。但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作出这样的决断,承担的风险和心理压力会是多么巨大!假如刘武周真的乘虚而入呢?假如喜怒无常的突厥真的跑出来趁火打劫呢?在进军路上,这个“假如”会使李渊时时经受着炼狱般的煎熬。
李渊还在进军长安的路上,出了一段插曲,李密给他来信,相约共谋倒隋大业,并俨然以盟主自居。李渊接到来信,来了个将计就计:这时候不能和李密为敌,可以给他戴戴高帽,让他在洛阳和隋军苦战,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他让记室参军给李密回信,“卑词推奖以骄李密”,说天下盟主非你莫属,他日大功告成时,希望能够攀鳞附翼,只要再获封唐公就深感荣幸了。李渊一封书信,换来的是借力打力的功效。李密接信后“无心外略”,卖力地为李渊当起了炮灰。
洛阳城下之战,成为与隋军主力的对决。隋炀帝两次调兵遣将,增援洛阳。隋炀帝被杀之后,来自关中的部队从江都回返长安,经过洛阳和李密的地盘,瓦岗军又和关中部队打了一场恶战。李密兵疲马乏,已是强弩之末,龟缩在洛阳城中的王世充集团趁火打劫,把瓦岗军彻底打败。两虎相争,李渊也没闲着,借这段宝贵的时间,打败了刘武周,灭掉了薛举父子和李轨集团,解决了北部强敌,为逐鹿中原、统一全国做好了准备。李渊说,把李密安抚在洛阳附近,抗击东都的隋军,比当年刘邦找到了韩信、彭越还要得力,真正鞭辟入里。
李渊PK李密,揭示出一个道理,当主官与当副手、当高参,是不同的角色,职责必须分明。做主官,是领着走,做副手,是跟着走,做高参,可以有无数个怎么走,有无数个方案提出来,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但当主官,就往往只能有一个方案,只允许把事情做正确,多数时候是错不起的。这就需要在关键时候,审慎行事,防止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又要敢于拍板决策,而不能犹豫不决,丧失了机遇。还有重要的一点,大凡做到一定级别的领导,自己大都有些本事。但是,作为领导者,个人本事再大,首在用人、用众,切忌自恃、自用。用人、用众,众智可以汇成江河,众力可以撼动泰山。自恃、自用,一支队伍只会产生庸人,人才最终也会变成平庸之辈,领导者也会由明而昏,由智而庸,最后成为一个孤家寡人。
□ 傅绍万
《说唐》一书形容隋末的乱势:“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烽烟”。在这个英雄豪杰群体中,最有可能成气候的,首先是李密,其次才是李渊。李渊和李密,都出身望族,祖父辈都是国公,政治根基雄厚。李密是最早一代“革命家”。宰相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造反,李密就被封为“谋主”。但李密这个人,跟着人干行,自己领头干不行,当参谋行,当主要领导却很昏庸,碰上了一个对头李渊,个性和李密恰恰相反,天生是块领头干大事的料,两人过招,李密就必败无疑了。
李密做军师,可谓一流。他刚一出山,就为杨玄感献出上、中、下三计。上计是:乘隋炀帝正在征高丽前线,赶到蓟地,据险断敌退路,隋军粮草用尽,很快就会不战自溃。中计是:尽量避免城池争夺战,快速进军,拿下长安,足以自保。下计是:就近攻取洛阳,屯兵坚城之下,一决胜负。细加分析,这样高明的战略谋划,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李密还有个长处,提个建议,别人拍了板,执行力也很强。杨玄感造反失败,李密投奔瓦岗寨,建议寨主翟让攻取兴洛粮仓,取得成功,对瓦岗军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隋军勇将张须陀来攻,翟让怯战,因为他是张须陀的手下败将。李密说来敌有勇无谋,并不可怕,通过打伏击战,把张须陀灭掉了。
李密做上瓦岗寨主公,领头干事了,却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一个昏庸之主。一是战略决策错误。柴孝和献计:汉中是夺取天下最好的根据地,应当留下部分部队坚守现有地盘,抓紧进军长安,否则,被人抢了先机,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局势已经分明,隋炀帝被困江都,对洛阳还可以增兵救援,对汉中已经鞭长莫及了。李密认为这是上策,却不采纳,还是拼死攻取洛阳。因为李密心存顾忌,担心部下多为山东人,不会一心跟他西进长安,一旦战事失利,队伍就会溃散。自己一拍脑袋,不作深入分析,也不思考有没有解决的对策,很随意地就把战略发展引向错误方向,李密集团的未来也就基本定局了。二是战役决策糊涂。他和洛阳守军打了六十余仗,又和隋炀帝带到江都的关中部队进行了一次生死较量,这时候“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洛阳守军头领王世充借机找他决战。仗怎么打?李密对敌情作出精辟分析,眼下洛阳兵马有三不可挡:一是器械；二是破釜沉舟之决心；三是粮食耗尽,以战求生。因此,此战自然应当先避其锋芒。大将裴仁基提出致敌疲劳战术,魏征献上打敌软肋战法:困而不战,深沟高垒,待他们粮草用光,一战而胜。但是,当手下有勇无谋的战将出来起哄,他就乱了方寸,轻率出战,搞得一败涂地。这时候,李密本想率众转向黎阳,重整旗鼓,部下提出不同意见,他就脑袋一晕,率部投降李渊,做寓公去了。三是人生重大关头轻率任性。对李渊先降后叛,他最忠诚的部下规劝,这么做必败无疑,他却一意孤行,终被乱箭射死,身败名裂。
李渊起事,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宦海沉浮,把他历练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李渊起事之初,李密已经是兵多将广粮足,建号魏公,四方豪杰纷纷归附。但李渊何以后来居上,最终胜出呢?一是做事善抓时机,沉稳而有定力。当反隋起义烽烟四起,多方高人劝他早定大计,他却认为时机未到,暗处用力,引而不发。当隋炀帝被困江都,全国已成割据局面,他才举起义旗。二是策略高明,打出政治牌,收拢人心。他高举尊隋的旗号,反暴君不反朝廷,争取到广大上层人士支持。三是战略目标明确:“北和突厥,东平燕赵,西进关中”,目标一旦确定,就不避艰险,矢志不移。
按照战略学一般理论,战略不是怎么防止风险,而是怎么让领导者能够承担最大风险,发挥最大潜能。战略实施的成效,关键在于领导者在风险面前的决断、担当能力。李渊进军长安,多次面临进和退的抉择,承担的风险巨大,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霍邑决策。唐军到达霍邑,赶上秋雨连绵,粮草供应受阻,又传来刘武周联合突厥,袭击太原的坏消息。太原是李渊的根基,又关系将士家属的安危,这时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李渊最信任的谋臣裴寂建议撤军回援,李渊的两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则坚持进军计划不变,因为大军一撤,将前功尽弃,起义大业也可能毁于一旦。李渊最后拍板,刘武周没有进攻太原的可能,大军继续挺进长安。这一决策,决定了大唐的前途命运。但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作出这样的决断,承担的风险和心理压力会是多么巨大!假如刘武周真的乘虚而入呢?假如喜怒无常的突厥真的跑出来趁火打劫呢?在进军路上,这个“假如”会使李渊时时经受着炼狱般的煎熬。
李渊还在进军长安的路上,出了一段插曲,李密给他来信,相约共谋倒隋大业,并俨然以盟主自居。李渊接到来信,来了个将计就计:这时候不能和李密为敌,可以给他戴戴高帽,让他在洛阳和隋军苦战,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他让记室参军给李密回信,“卑词推奖以骄李密”,说天下盟主非你莫属,他日大功告成时,希望能够攀鳞附翼,只要再获封唐公就深感荣幸了。李渊一封书信,换来的是借力打力的功效。李密接信后“无心外略”,卖力地为李渊当起了炮灰。
洛阳城下之战,成为与隋军主力的对决。隋炀帝两次调兵遣将,增援洛阳。隋炀帝被杀之后,来自关中的部队从江都回返长安,经过洛阳和李密的地盘,瓦岗军又和关中部队打了一场恶战。李密兵疲马乏,已是强弩之末,龟缩在洛阳城中的王世充集团趁火打劫,把瓦岗军彻底打败。两虎相争,李渊也没闲着,借这段宝贵的时间,打败了刘武周,灭掉了薛举父子和李轨集团,解决了北部强敌,为逐鹿中原、统一全国做好了准备。李渊说,把李密安抚在洛阳附近,抗击东都的隋军,比当年刘邦找到了韩信、彭越还要得力,真正鞭辟入里。
李渊PK李密,揭示出一个道理,当主官与当副手、当高参,是不同的角色,职责必须分明。做主官,是领着走,做副手,是跟着走,做高参,可以有无数个怎么走,有无数个方案提出来,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但当主官,就往往只能有一个方案,只允许把事情做正确,多数时候是错不起的。这就需要在关键时候,审慎行事,防止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又要敢于拍板决策,而不能犹豫不决,丧失了机遇。还有重要的一点,大凡做到一定级别的领导,自己大都有些本事。但是,作为领导者,个人本事再大,首在用人、用众,切忌自恃、自用。用人、用众,众智可以汇成江河,众力可以撼动泰山。自恃、自用,一支队伍只会产生庸人,人才最终也会变成平庸之辈,领导者也会由明而昏,由智而庸,最后成为一个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