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晓春
著名报人赵超构(林放)的称谓颇多,有“赵超老”“林放老”“老将”“构老”等,其中“老将”最常见。同事张循著文称:“在老《新民晚报》,无论总编、看门的、剃头的,无论当面、背后,都尊称社长赵超构为‘老将’。”其实不是“老《新民晚报》”,后来在整个新闻界,即便是公众场合,一般都尊称他为“老将”。
“老将”已经相当于“赵老”的意思了。
关于“老将”的由来,这里有二说:一是主将的意思,赵超构不管是在办报,还是在评论界,都是独当一面的主将,因此便有了“老将”之称。二是赵超构喜欢打牌,有老麻将之意,也有说他喜欢打扑克,兴之所至,往往由他发起,大喊一声:“老将在此!有兴者来!”久而久之,“老将”便成了大家对他的尊称了。
不管“老将”的称谓从何而来,赵超构喜欢打牌,这似乎已是铁打的事实。娱乐中的牌类,名目繁多,但最常见的大抵不外乎两种:麻将与扑克。赵超构热衷的是扑克,还有,他一生之所以与新闻结缘,究其“根源”,竟然也与“打牌”有关。
1933年,24岁的赵超构从中国公学毕业,即将跨入社会。毕业即失业,中国公学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因此找工作相当艰难。赵的父亲标生,当时在南京政府当差,赵母富氏夫人生病去世,他又娶了一位画舫歌女出身的太太,夫妻俩整日忙于应酬,到外面打牌,吃喝玩乐。
有一次,赵标生在牌桌上,略带几分愁绪,无意中聊到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工作还无着落。牌友中有名唤王公弢的,便问贵公子有何特长,赵标生没好气地说,书生一个,除了舞文弄墨,一无长处。当时的王公弢在南京办《朝报》,是当年报界的“头面人物”,手头正好缺一位国际新闻版的编辑呢。王公弢说,如不嫌弃,那就到我这里来呗。两人一拍即合,这个事就在牌桌上定了下来。
机遇就像是魔术师的手一样神奇,无处不在。赵超构从此一头栽进报界,成了一个职业报人。有人开玩笑说,赵标生打牌“打”出了一个新闻家。
赵超构是何时恋上打牌的,已无从考究。最早应该在《新民报》重庆时期。当时的赵超构孤身一人在陪都,寂寞难耐,因他为人木讷拙直,落落寡合,因而缺朋少友,他最大的娱乐便是打牌。作家刘岚山在《我与山野书店》一文中,就无意间谈到了赵超构打牌的事。当年,刘岚山在重庆与人合伙办山野书店,店内有一唤虞可清的员工,其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与赵超构是要好的牌友。赵超构闲来无事,便经常到虞可清家打牌找乐子。
当时的《新民报》在大田湾附近的山坡上,修筑了几间捆绑房,也有人称“国难房”,专供报社职工居住。大家虽身居陋室,却不减其乐,经常不邀而至,聚在一起玩麻将、打扑克以自遣。他们一边打牌,一边天南海北侃大山,气氛十分和谐融洽。张友鸾、张慧剑与姚苏凤是打牌的主力,张恨水似乎从来不参与。赵超构最喜欢的是用扑克牌打“沙蟹”,对打麻将不太热衷,除非是“三缺一”。
抗战胜利后,赵超构与张慧剑、姚苏凤等回沪办报,大家“牌兴”仍旧,不减当年。《新民报》晚刊是民间报,也不讲究考勤,实行松散管理,颇有自由主义色彩。办报之余,他们经常聚在办公室里打牌。当时报社所有人,包括编辑、记者、校对等,二十几张桌子,统统集中在一个大开间里。作为总编辑的老将,在靠马路的西窗下,摆了一张全报社最大的桌子,正好可以当牌桌来使用。
著名作家袁鹰就亲眼目睹过他们打牌的情景,他在散文《情满夜光杯》中写道:“每当下午去报馆交稿,常常见到赵超构等诸位正利用已签了付印而报纸尚未印出的间隙,高踞在写字台上打扑克,那副好整以暇、苦中作乐的情态,使我也不禁受到感染。”
到了后期,打牌除了“放松神经,消除疲劳”外,竟然还成了老将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1947年夏,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新民报》激进的舆论导向,委任御用文人王健民当总编辑,不久又派驻了两个腰间别枪的特务,来密切监视《新民报》的舆论动向。他们成了阻碍《新民报》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拦路虎”。
以老将为首的新民报人,与“御用总编辑”及“两个带枪的记者”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他们之间的斗争犹如猫与老鼠“捉迷藏”,可谓斗智斗勇。为了分散特务对报纸的注意力,老将有意拉拢他们入伙打牌玩“沙蟹”,还故意让他们赢钱。每当即将出报或有重大新闻要出炉时,他就号令大家:“快来玩牌啊,老将在此!”那几个特务因贪图小利,忙于玩牌而放松了警惕,自顾不暇,完全陷于“麻痹状态”,致使他们的政治图谋难以得逞。
著名报人赵超构(林放)的称谓颇多,有“赵超老”“林放老”“老将”“构老”等,其中“老将”最常见。同事张循著文称:“在老《新民晚报》,无论总编、看门的、剃头的,无论当面、背后,都尊称社长赵超构为‘老将’。”其实不是“老《新民晚报》”,后来在整个新闻界,即便是公众场合,一般都尊称他为“老将”。
“老将”已经相当于“赵老”的意思了。
关于“老将”的由来,这里有二说:一是主将的意思,赵超构不管是在办报,还是在评论界,都是独当一面的主将,因此便有了“老将”之称。二是赵超构喜欢打牌,有老麻将之意,也有说他喜欢打扑克,兴之所至,往往由他发起,大喊一声:“老将在此!有兴者来!”久而久之,“老将”便成了大家对他的尊称了。
不管“老将”的称谓从何而来,赵超构喜欢打牌,这似乎已是铁打的事实。娱乐中的牌类,名目繁多,但最常见的大抵不外乎两种:麻将与扑克。赵超构热衷的是扑克,还有,他一生之所以与新闻结缘,究其“根源”,竟然也与“打牌”有关。
1933年,24岁的赵超构从中国公学毕业,即将跨入社会。毕业即失业,中国公学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因此找工作相当艰难。赵的父亲标生,当时在南京政府当差,赵母富氏夫人生病去世,他又娶了一位画舫歌女出身的太太,夫妻俩整日忙于应酬,到外面打牌,吃喝玩乐。
有一次,赵标生在牌桌上,略带几分愁绪,无意中聊到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工作还无着落。牌友中有名唤王公弢的,便问贵公子有何特长,赵标生没好气地说,书生一个,除了舞文弄墨,一无长处。当时的王公弢在南京办《朝报》,是当年报界的“头面人物”,手头正好缺一位国际新闻版的编辑呢。王公弢说,如不嫌弃,那就到我这里来呗。两人一拍即合,这个事就在牌桌上定了下来。
机遇就像是魔术师的手一样神奇,无处不在。赵超构从此一头栽进报界,成了一个职业报人。有人开玩笑说,赵标生打牌“打”出了一个新闻家。
赵超构是何时恋上打牌的,已无从考究。最早应该在《新民报》重庆时期。当时的赵超构孤身一人在陪都,寂寞难耐,因他为人木讷拙直,落落寡合,因而缺朋少友,他最大的娱乐便是打牌。作家刘岚山在《我与山野书店》一文中,就无意间谈到了赵超构打牌的事。当年,刘岚山在重庆与人合伙办山野书店,店内有一唤虞可清的员工,其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与赵超构是要好的牌友。赵超构闲来无事,便经常到虞可清家打牌找乐子。
当时的《新民报》在大田湾附近的山坡上,修筑了几间捆绑房,也有人称“国难房”,专供报社职工居住。大家虽身居陋室,却不减其乐,经常不邀而至,聚在一起玩麻将、打扑克以自遣。他们一边打牌,一边天南海北侃大山,气氛十分和谐融洽。张友鸾、张慧剑与姚苏凤是打牌的主力,张恨水似乎从来不参与。赵超构最喜欢的是用扑克牌打“沙蟹”,对打麻将不太热衷,除非是“三缺一”。
抗战胜利后,赵超构与张慧剑、姚苏凤等回沪办报,大家“牌兴”仍旧,不减当年。《新民报》晚刊是民间报,也不讲究考勤,实行松散管理,颇有自由主义色彩。办报之余,他们经常聚在办公室里打牌。当时报社所有人,包括编辑、记者、校对等,二十几张桌子,统统集中在一个大开间里。作为总编辑的老将,在靠马路的西窗下,摆了一张全报社最大的桌子,正好可以当牌桌来使用。
著名作家袁鹰就亲眼目睹过他们打牌的情景,他在散文《情满夜光杯》中写道:“每当下午去报馆交稿,常常见到赵超构等诸位正利用已签了付印而报纸尚未印出的间隙,高踞在写字台上打扑克,那副好整以暇、苦中作乐的情态,使我也不禁受到感染。”
到了后期,打牌除了“放松神经,消除疲劳”外,竟然还成了老将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1947年夏,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新民报》激进的舆论导向,委任御用文人王健民当总编辑,不久又派驻了两个腰间别枪的特务,来密切监视《新民报》的舆论动向。他们成了阻碍《新民报》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拦路虎”。
以老将为首的新民报人,与“御用总编辑”及“两个带枪的记者”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他们之间的斗争犹如猫与老鼠“捉迷藏”,可谓斗智斗勇。为了分散特务对报纸的注意力,老将有意拉拢他们入伙打牌玩“沙蟹”,还故意让他们赢钱。每当即将出报或有重大新闻要出炉时,他就号令大家:“快来玩牌啊,老将在此!”那几个特务因贪图小利,忙于玩牌而放松了警惕,自顾不暇,完全陷于“麻痹状态”,致使他们的政治图谋难以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