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 新
辣笔小新
济南出外环四十里,为长清。长清区西南四十里,为孝里。孝里镇有一山,名为孝堂山,不高,有一墓一祠。石祠不大,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筑石刻建筑,石壁与石梁上全是精美的线刻画像,距今已近两千年。
石祠里保存了许多汉唐以来的游人题记,最早的是东汉永建四年,石祠山墙外侧,还刻着北齐陇东王的《感孝颂》,论文物价值,在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今天,更是国宝中的国宝。
然而,把这里和“二十四孝”中埋儿的郭巨联系在一起,实在太委屈了此地。也使千里迢迢到这里来的人,先产生一种心理抵触。
郭巨埋儿的故事,已被批判了许多年。这个被树立的“孝子”典型成了“二十四孝”中的最大槽点,让人对“愚孝”极其反感,甚至对”孝“也质疑了起来。为了让母亲吃饱,郭巨要把自己三岁的孩子埋了,如此残忍的事让人实在难以接受。难怪鲁迅先生说:“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关于郭巨埋儿的“光荣事迹”,公认的最早出处在东晋的《搜神记》,本身没多少真实性可考。即便确有此事,反人伦的“埋儿”也有做秀之嫌。汉代举孝廉,为做官装孝子的例子很多。端木赐香在《河南民间文学集成安阳故事卷》中看到一篇《郭巨真孝母假埋子的传说》,说郭巨因为做了响马,抢了富人的金子,为了让其名正言顺,自编自演了一起埋儿得金事件。该故事虽然来自河南林县横水镇的一位老农民的口述,但似乎更符合常理。
不管是《搜神记》,还是康熙年间的《内丘县志》,其中,郭巨都是河南人,一种说法是林州,一种说法是温县,怎么就到山东来了呢?按照道光年间的《长清县志》,郭巨原本就是孝堂山人,闫平编著的《济南民间传说》中则说,郭巨是和兄弟分家后,带着妻儿老母,要饭到了长清。孝堂山原名巫山,因郭巨改成现在的名字,山下的水里铺也因此改为孝里。然而,早在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今巫山上有石室,世谓之孝子堂”的记载,那么,孝子堂的那个孝子真的就是郭巨吗?孝堂山石室的主人是否姓郭?
最早把“孝子堂”坐实到郭巨身上的,是北齐的陇东王胡长仁。他所撰写的碑文至今还在石祠的外墙上。其中“访询耆旧,郭巨之墓,马鬣交阡,孝子之堂,鸟翅衔阜”,然而,这篇文章比石祠晚了五百多年,胡长仁的断定有些草率。
胡长仁,字孝隆,时任齐州刺史,其妹为皇后,权倾一时,他如此看重孝,要把郭巨精神通过前人留下的石祠发扬光大,也可能是有私心的。
赵明诚也认为胡长仁的考证不靠谱,作为济南女婿,他说:“世谓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为何人之冢,不知长仁何所据遂以为巨墓乎。按颂有孝子堂之语,故知即水经所载也。”
更有意思的是,关于郭巨的画像石历史久远,东汉延光二年的登封太室山南麓启母阙上就有“郭巨埋儿”的画像。北魏时期也有五例郭巨画像,但是,在孝堂山石祠内的画像中,有伏羲与女娲,有周公辅成王,有西王母和东王公,有秦始皇泗水捞鼎,却没有孝子郭巨。
所以,考古学家认为,这座石祠的主人,或许是东汉的济北王刘寿。石祠里“大王车”和“二千石”的一列完整的车骑出行图,这样的生活属于宫廷出来的皇子,不属于民间传说的孝子。
当然,汉朝尤其重孝,皇子也是孝子。后来被袭封济北王的刘次就是一位著名的孝子,受到了当时太后的嘉奖,“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批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
这样的孝子一定会常来离济北王刘寿的陵墓五公里处的石祠祭祖,因此,石祠被称为“孝子堂”,巫山改为“孝堂山”自然是顺利成章的事。这支遵循着“百善孝为先”的汉代皇族,成为当地人的“孝榜样”,让那里成为孝里。
这也是我对石祠的一点推测。
一直觉得,传统的孝文化其实已被解读成了两种极端,一种认为其思想可怖,面目可憎,又是埋儿,又是尝粪。另一种则是表面化模拟,如让孩子集体给父母洗脚等。这两种极端把人误导入两个方向,一是反对传统文化,认为其腐朽糟粕；另一种表演传统文化,更确切地说是表演“传统没文化“。这两种方式,对传统文化都是伤害。
还好,传统文化有着无穷的魅力和生命力,如果那么脆弱的话,早就灰飞烟灭了。就像这座小小的石祠,不管怎样被误解,都是这么坚硬顽固,精美结实,默默无言,在风风雨雨中伫立了近两千年。
辣笔小新
济南出外环四十里,为长清。长清区西南四十里,为孝里。孝里镇有一山,名为孝堂山,不高,有一墓一祠。石祠不大,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筑石刻建筑,石壁与石梁上全是精美的线刻画像,距今已近两千年。
石祠里保存了许多汉唐以来的游人题记,最早的是东汉永建四年,石祠山墙外侧,还刻着北齐陇东王的《感孝颂》,论文物价值,在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今天,更是国宝中的国宝。
然而,把这里和“二十四孝”中埋儿的郭巨联系在一起,实在太委屈了此地。也使千里迢迢到这里来的人,先产生一种心理抵触。
郭巨埋儿的故事,已被批判了许多年。这个被树立的“孝子”典型成了“二十四孝”中的最大槽点,让人对“愚孝”极其反感,甚至对”孝“也质疑了起来。为了让母亲吃饱,郭巨要把自己三岁的孩子埋了,如此残忍的事让人实在难以接受。难怪鲁迅先生说:“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关于郭巨埋儿的“光荣事迹”,公认的最早出处在东晋的《搜神记》,本身没多少真实性可考。即便确有此事,反人伦的“埋儿”也有做秀之嫌。汉代举孝廉,为做官装孝子的例子很多。端木赐香在《河南民间文学集成安阳故事卷》中看到一篇《郭巨真孝母假埋子的传说》,说郭巨因为做了响马,抢了富人的金子,为了让其名正言顺,自编自演了一起埋儿得金事件。该故事虽然来自河南林县横水镇的一位老农民的口述,但似乎更符合常理。
不管是《搜神记》,还是康熙年间的《内丘县志》,其中,郭巨都是河南人,一种说法是林州,一种说法是温县,怎么就到山东来了呢?按照道光年间的《长清县志》,郭巨原本就是孝堂山人,闫平编著的《济南民间传说》中则说,郭巨是和兄弟分家后,带着妻儿老母,要饭到了长清。孝堂山原名巫山,因郭巨改成现在的名字,山下的水里铺也因此改为孝里。然而,早在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今巫山上有石室,世谓之孝子堂”的记载,那么,孝子堂的那个孝子真的就是郭巨吗?孝堂山石室的主人是否姓郭?
最早把“孝子堂”坐实到郭巨身上的,是北齐的陇东王胡长仁。他所撰写的碑文至今还在石祠的外墙上。其中“访询耆旧,郭巨之墓,马鬣交阡,孝子之堂,鸟翅衔阜”,然而,这篇文章比石祠晚了五百多年,胡长仁的断定有些草率。
胡长仁,字孝隆,时任齐州刺史,其妹为皇后,权倾一时,他如此看重孝,要把郭巨精神通过前人留下的石祠发扬光大,也可能是有私心的。
赵明诚也认为胡长仁的考证不靠谱,作为济南女婿,他说:“世谓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为何人之冢,不知长仁何所据遂以为巨墓乎。按颂有孝子堂之语,故知即水经所载也。”
更有意思的是,关于郭巨的画像石历史久远,东汉延光二年的登封太室山南麓启母阙上就有“郭巨埋儿”的画像。北魏时期也有五例郭巨画像,但是,在孝堂山石祠内的画像中,有伏羲与女娲,有周公辅成王,有西王母和东王公,有秦始皇泗水捞鼎,却没有孝子郭巨。
所以,考古学家认为,这座石祠的主人,或许是东汉的济北王刘寿。石祠里“大王车”和“二千石”的一列完整的车骑出行图,这样的生活属于宫廷出来的皇子,不属于民间传说的孝子。
当然,汉朝尤其重孝,皇子也是孝子。后来被袭封济北王的刘次就是一位著名的孝子,受到了当时太后的嘉奖,“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批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
这样的孝子一定会常来离济北王刘寿的陵墓五公里处的石祠祭祖,因此,石祠被称为“孝子堂”,巫山改为“孝堂山”自然是顺利成章的事。这支遵循着“百善孝为先”的汉代皇族,成为当地人的“孝榜样”,让那里成为孝里。
这也是我对石祠的一点推测。
一直觉得,传统的孝文化其实已被解读成了两种极端,一种认为其思想可怖,面目可憎,又是埋儿,又是尝粪。另一种则是表面化模拟,如让孩子集体给父母洗脚等。这两种极端把人误导入两个方向,一是反对传统文化,认为其腐朽糟粕；另一种表演传统文化,更确切地说是表演“传统没文化“。这两种方式,对传统文化都是伤害。
还好,传统文化有着无穷的魅力和生命力,如果那么脆弱的话,早就灰飞烟灭了。就像这座小小的石祠,不管怎样被误解,都是这么坚硬顽固,精美结实,默默无言,在风风雨雨中伫立了近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