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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刚 刘建华
青年“族”现象本身蕴含着不可化约的社会性风险,长期存在会使青年的个体社会化受阻,也会增加社会整合的难度,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青年中的“族”,是指共同具有某种心理属性、文化特征或生活习惯的社会类属,也是大众与媒体对某一类青年群体的符号化解读。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各种“族”的崛起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现象级”的社会事件。较早被冠之以“族”的群体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追星族”,在这之后,哈韩族、啃老族、北漂族、御宅族、闪婚族、月光族、奔奔族、草莓族、恐归族、赖校族等不断涌现,青年“族”现象也逐渐受到各类媒体的共同关注。这些形形色色的“族”,既是新时期中国青年的一种生存现象,也真实地反映着这些青年的生活状况与内心世界。
总的说来,中国青年“族”现象具有群体性、自发性、年轻性、时代性、非主流性等特征,而其存在与发展则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青年个体社会化冲突是其内在因素,社会转型与变革是其外在因素,代际冲突与家庭结构变化是其间接诱因,媒体话语催生是其直接动因。
个体社会化冲突。社会化贯穿于人的一生,但在整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青年期上承儿童期,下接成年期,是个体社会化非常特殊和关键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年人开始思考“我是谁”、“我将向何处去”等重大人生问题。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中,青年社会化的塑造不再仅仅依赖于家庭和学校的教化,父辈的成长经验和老师的系统性教育很难全部移用于晚辈和学生,相反,大众传媒、同辈群体的影响将更加直接和深刻。凡此种种,使得一些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遭遇“自我认同危机”。青年“族”群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的否定、拒绝甚至排斥,他们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既希望超越传统,也希望标新立异,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正是由于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心智的不成熟,再加上价值取向上的主观性, 使个体自觉与不自觉地归属为“族”的一类。
社会转型。转型时期,结构、利益的变动必然会引发人们思维意识、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多元、多变、多层和社会结构失衡的转型社会中,就业方式、组织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多层级的发展态势。面对骤变的社会形势,青年人对于社会、他人以及家庭的认同度和信任感降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自我防备和被排斥意识增强,导致缺乏安全感,自信心不足。加之大众媒介的话语催生作用,无端地被标签化,久而久之,也就按照被贴标签的模式行事,因而分化为青年“族”。事实上,青年“族”现象是社会权力阶层给予某些特定人群的一种身份定位或符号化解读,意在把自身与这类人群区分出来。当然,对于被贴标签的青年“族”类而言,由于在转型社会中自身不甘于被区分,因而进行特立独行式的个性化抗争,但现代社会信仰的迷茫以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又使其缺乏目标与抗争的资本,继而便转向个性化张扬,成为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对象。
代际冲突。在所有的家庭矛盾和问题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问题。有限的互动交流会因为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产生代际冲突,这种代际冲突有些时候表现得较为剧烈和粗暴,最终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不认同和不信任。代际冲突与文化传承不无关系。美国文化社会学家米德在代沟问题研究中,将文化的历史传承区分为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其中,“前喻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代际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年轻人在知识、信息、技能等方面优越于长辈,年长者不得不向年轻人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在这种文化中代表未来的是孩子,而不是父母或祖父母”。这一文化意义上的冲突,使得子女与父母的沟通产生困难,导致相互不认可和不信任。此外,社会转型中就业方式、组织结构和利益取向的多样化发展,使得青年人在紧张的家庭环境与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受挫、被动,进而产生焦虑、忧郁、冷漠、孤僻和对抗心理,只好将自己“包装”为另类,于是“族”类现象便由此产生。
媒体作用。在今天,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青年群体的影响较为明显和突出。互联网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其传播过程中难免渗透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信仰意识和文化取向,同时,“快餐式”的文化包装对于青年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长时间在网络世界里的生活与学习,必然会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活动等方面受其感染和影响。此外,各种媒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吸引眼球,千方百计地精心创造着一个个“媒体新词”,加之媒介的“晕轮”效应,大众便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使用这些“媒体新词”。这既影响了一部分人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塑造了一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于是“族”现象便随之产生。
青年“族”现象实质上折射了青年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源自于我国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技术变化所引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就其积极面而言,青年的主体性、自主性、流动性、创造性显著增强;就其消极影响而言,青年“族”现象本身蕴含着不可化约的社会性风险。青年时期正是充满朝气和活力四射的时期,也是个体情感、意志的塑造期。青年意志的塑造离不开社会交往,更离不开学校、家庭的正确引导。青年“族”式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将自我区隔于学校共同体、分隔于家庭生活而特立独行的一种生活形态,这种生活形态的特点是习惯于自我封闭、自我打拼、自我娱乐、自我主张、自我感受和自我需求。由于青年过早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类人,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也会过早地逃离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熏陶,那些缺乏正常交往的青年会出现某种人格缺失,长时期的“族”人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阻碍其社会化发展。同时,青年“族”现象的大量存在,必然会形成各自独立的社会性类属,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必然会分化社会的协调力量,阻碍社会秩序的建构,甚至会造成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对立和紧张,不利于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因此,该现象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
青年“族”现象本身蕴含着不可化约的社会性风险,长期存在会使青年的个体社会化受阻,也会增加社会整合的难度,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青年中的“族”,是指共同具有某种心理属性、文化特征或生活习惯的社会类属,也是大众与媒体对某一类青年群体的符号化解读。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各种“族”的崛起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现象级”的社会事件。较早被冠之以“族”的群体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追星族”,在这之后,哈韩族、啃老族、北漂族、御宅族、闪婚族、月光族、奔奔族、草莓族、恐归族、赖校族等不断涌现,青年“族”现象也逐渐受到各类媒体的共同关注。这些形形色色的“族”,既是新时期中国青年的一种生存现象,也真实地反映着这些青年的生活状况与内心世界。
总的说来,中国青年“族”现象具有群体性、自发性、年轻性、时代性、非主流性等特征,而其存在与发展则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青年个体社会化冲突是其内在因素,社会转型与变革是其外在因素,代际冲突与家庭结构变化是其间接诱因,媒体话语催生是其直接动因。
个体社会化冲突。社会化贯穿于人的一生,但在整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青年期上承儿童期,下接成年期,是个体社会化非常特殊和关键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年人开始思考“我是谁”、“我将向何处去”等重大人生问题。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中,青年社会化的塑造不再仅仅依赖于家庭和学校的教化,父辈的成长经验和老师的系统性教育很难全部移用于晚辈和学生,相反,大众传媒、同辈群体的影响将更加直接和深刻。凡此种种,使得一些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遭遇“自我认同危机”。青年“族”群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的否定、拒绝甚至排斥,他们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既希望超越传统,也希望标新立异,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正是由于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心智的不成熟,再加上价值取向上的主观性, 使个体自觉与不自觉地归属为“族”的一类。
社会转型。转型时期,结构、利益的变动必然会引发人们思维意识、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多元、多变、多层和社会结构失衡的转型社会中,就业方式、组织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多层级的发展态势。面对骤变的社会形势,青年人对于社会、他人以及家庭的认同度和信任感降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自我防备和被排斥意识增强,导致缺乏安全感,自信心不足。加之大众媒介的话语催生作用,无端地被标签化,久而久之,也就按照被贴标签的模式行事,因而分化为青年“族”。事实上,青年“族”现象是社会权力阶层给予某些特定人群的一种身份定位或符号化解读,意在把自身与这类人群区分出来。当然,对于被贴标签的青年“族”类而言,由于在转型社会中自身不甘于被区分,因而进行特立独行式的个性化抗争,但现代社会信仰的迷茫以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又使其缺乏目标与抗争的资本,继而便转向个性化张扬,成为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对象。
代际冲突。在所有的家庭矛盾和问题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问题。有限的互动交流会因为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产生代际冲突,这种代际冲突有些时候表现得较为剧烈和粗暴,最终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不认同和不信任。代际冲突与文化传承不无关系。美国文化社会学家米德在代沟问题研究中,将文化的历史传承区分为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其中,“前喻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代际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年轻人在知识、信息、技能等方面优越于长辈,年长者不得不向年轻人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在这种文化中代表未来的是孩子,而不是父母或祖父母”。这一文化意义上的冲突,使得子女与父母的沟通产生困难,导致相互不认可和不信任。此外,社会转型中就业方式、组织结构和利益取向的多样化发展,使得青年人在紧张的家庭环境与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受挫、被动,进而产生焦虑、忧郁、冷漠、孤僻和对抗心理,只好将自己“包装”为另类,于是“族”类现象便由此产生。
媒体作用。在今天,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青年群体的影响较为明显和突出。互联网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其传播过程中难免渗透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信仰意识和文化取向,同时,“快餐式”的文化包装对于青年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长时间在网络世界里的生活与学习,必然会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活动等方面受其感染和影响。此外,各种媒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吸引眼球,千方百计地精心创造着一个个“媒体新词”,加之媒介的“晕轮”效应,大众便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使用这些“媒体新词”。这既影响了一部分人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塑造了一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于是“族”现象便随之产生。
青年“族”现象实质上折射了青年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源自于我国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技术变化所引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就其积极面而言,青年的主体性、自主性、流动性、创造性显著增强;就其消极影响而言,青年“族”现象本身蕴含着不可化约的社会性风险。青年时期正是充满朝气和活力四射的时期,也是个体情感、意志的塑造期。青年意志的塑造离不开社会交往,更离不开学校、家庭的正确引导。青年“族”式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将自我区隔于学校共同体、分隔于家庭生活而特立独行的一种生活形态,这种生活形态的特点是习惯于自我封闭、自我打拼、自我娱乐、自我主张、自我感受和自我需求。由于青年过早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类人,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也会过早地逃离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熏陶,那些缺乏正常交往的青年会出现某种人格缺失,长时期的“族”人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阻碍其社会化发展。同时,青年“族”现象的大量存在,必然会形成各自独立的社会性类属,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必然会分化社会的协调力量,阻碍社会秩序的建构,甚至会造成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对立和紧张,不利于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因此,该现象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