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书褪去隋末“英雄好汉”的演义传奇色彩,客观分析隋末各种反政府势力的共性、个性,及其核心人物起事、失败的过程。以隋唐政权更迭为例,揭示了王朝盛衰背后权力角逐的历史定律。
|
□ 古秋建 整理
大汉开国皇帝刘邦是个流氓,大唐开国皇帝李渊是个贵族,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个军官,大明开国皇帝是个和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种是没有的,但确实有些规律可循。凭什么都是高官贵戚,李渊当皇帝,宇文化及却成了败类?有同样的出身和谋略,为什么李密反倒输给李渊?同是底层人逼上梁山,为什么朱元璋得天下,李自成败走北京?天下大乱的时候,有点勇气的都觉得机会来了,但在这场残酷的淘汰赛中,能否走到最后,先要问问自己具备没具备这样的素质。
有明确的目标
清朝乾隆年间,山东有个叫王伦的白莲教徒带领一群教众突发奇想,决定起义,他们几千人集结起来,一路向北行进,并顺利地打下了沿途行经的三个县城,没有遇到有力量的抵抗。他们表现得很像一支有组织有目标的队伍,对打下的县城都开县库劫库银,开监狱放囚犯,并对百姓们表示“我们只杀官劫库,不杀平民百姓”。初期的成功后他们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了,想了想临清城比较大,不如先把那里打下来。他们围着巨大的临清城墙攻打了几天,生生把朝廷的“剿匪”队伍盼来,铁桶一般地把他们围起来进行了一场围猎。直到被杀、被抓,他们也没说清楚自己最终要干嘛。造反是件危险的活动,造反之前,你是否想明白了自己的未来?生逢乱世,强者生存。强者振臂一呼,带一群人占山为王是轻易可做的决定。占山为王之后呢?张金称带一群人,就是剽掠乡间；翟让比他好些,只劫过路行旅。如果说王朝末年的争斗是一场打怪的游戏,他们连第一关的关底都算不上。因为他们没有长远的目标,只为了活过眼前,多活一天算一天,也就谈不上更大的发展。
当然不是所有走到最后的人都从一开始就订立宏伟目标的,朱元璋最初参加起义军,不过是解决吃饭问题,本也打算在郭子兴手下当个好下属、好女婿。但时势造人,郭子兴早早去世,大任落在他肩上,既是责任所在,也是有了底气,朱元璋从此就开始有了远大理想,并按部就班地一一排除竞争对手,朝最终目标努力。他不定目标时,是因为有郭子兴撑着。但不管他还是郭子兴,是一支队伍的主导,就要考虑这支队伍的未来。在这个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要么拼命发展壮大争取做最终胜者,要么早早投靠他人。光想眼前的事情,危机也就在前面不远了。
有群众基础
你有目标,可你有人追随吗?没有哪个皇帝是靠孤身奋战可以上位的,你要有队伍、有下属、有支持你的群众。
群众基础是可以制造的,李渊就是个例子。他从筹备阶段到起事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收买人心——用“复兴先帝时代”来收买当朝贵族,用平反冤案来收买大隋异议者,用释放盗匪的方式来收买朝廷的反对者,用“秋毫不犯”、用谶语歌谣和祥瑞来收买普通百姓……制造群众基础是每一个有志于当政治家的人必须学会的技能。
有经验的政治家都做过同样的事,刘邦、朱元璋都编造过自己出生时神奇场面的谣言,刘邦说他母亲与龙野外交合生下了他,朱元璋说他降生时一片红光……当然这些也都不是他们亲口说的,而是让手下人散布出去的,以此来宣扬自己是神指定的天子。武则天篡位时明示暗示手下不停地进献祥瑞,以证明她的上位是天命。
就连袁世凯,想当皇帝之前也玩把戏,每次洗澡时都暗中放一些大片鱼鳞留在澡盆中,让打杂的看到,慢慢就传出去他是真龙天子之类的消息。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所谓笔杆子,其实就是公关部、宣传队,为自己制造舆论基础,赢得群众支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是这水,是需要调动的。笔杆子的功用还在于解释政治家的行为。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成了民贼,朱元璋干掉自己的主上小明王韩林儿却不影响他后来继续发展,禅位给李渊的隋恭帝莫名其妙病死,也没有人说李渊什么。仅仅是因为成王败寇吗?那为什么后梁太祖朱全忠杀了唐昭宗,成就了帝业,却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呢?区别就在于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上。朱元璋杀韩林儿,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在此后的对外宣传中,他的笔杆子修改了他早年与韩林儿的臣属关系,他再找个借口把当年负责动手的马仔廖永忠灭口,这件事就更死无对证了。明明是他为了夺取权位干掉障碍,经过笔杆子一番解释,就成为一场意外事件。李世民杀自己的兄弟逼父皇退位,之后也让笔杆子重修历史记录,将本来精明强干的哥哥写成一个庸碌又嫉妒的人,想置他于死地,而他的玄武门之变不过是迫不得已,生生把一个不孝不悌的行为变成了光荣正确。后梁太祖朱全忠是个粗人,根本不懂得文字的力量,自然想不到去操作这些。
成大事不拘小节
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是种美化的说法,实际上,对封建统治者来说,真正的意思是“成大事者不择手段,不守规矩”。他们可以用仁义礼智信要求属下,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什么都可以不遵守,一切以结果为导向。
刘邦在对手威胁要杀其父亲时笑言“别忘分我一杯羹”,与项羽签订鸿沟协定中分天下之后又毁约暗算项羽；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亲手杀了自己的兄弟,还灭了兄弟的全家；朱元璋以反元为名参加革命,但真正的革命者在跟元军打的时候他在后方打汉人,扩充自己的地盘……
孝道和信义是古人最基础的价值观,这些“成大事的人”自己对他人也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的,刘邦称帝后不久就让叔孙通制定了尊卑有序的礼仪制度,让陆贾制定了“行仁义、尚德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对传统道德不可谓不重视,但这些传统道德在他“成大事”的过程中却没有过多少体现。他用父做交易算得上不孝,逃命时从车上推掉孩子算是不爱,背弃协约算是不信,杀下属杀出生入死的兄弟算是不义。朱元璋执政时期的大明政权是最极端的传统道德捍卫者,但他自己呢?暗杀小明王韩林儿、罗织罪名清洗功臣,按传统道德标准都是不忠不义之举。
关键时刻,拼的是演技
李渊根本不想收留李密——李密那么强的号召力,他一降唐就有无数下属望风而降,令都不用下就有人以他的名义献军队献土地,这样的人留在这里,江山是他的还是李渊的?但李渊不说,还表现得对李密亲爱有加,让李密受不了挤兑主动走,给李密扣上个“降而又叛”的不义帽子,杀了他还保留了自己的正当名声。这演技比李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李密杀翟让,太直白了,毫不掩饰,这让旁观的人们怎么想呢?!
很多关键的时刻,权力圈拼的都是演技。鸿门宴就是一场奥斯卡颁奖礼,刘邦、樊哙、范增、项庄,哪个不是最佳男主配角?只有项伯和项羽傻乎乎当观众,真以为别人的表演都是真情流露,一个感动就被对方骗了。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真的是被人逼迫吗?
汉光武帝刘秀追随刘玄的时候,刘玄忌惮他们兄弟的实力,借刀杀了他的哥哥。刘秀得知消息先是跑去请罪,表示他哥哥是死有余辜,并用行动表现出一点不为他哥哥难过。如果他演得不好,他的命也就难保。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否则也就没有他的后来了。演技有多重要,看看王世充就知道。同样是演,王世充演得太着痕迹,太不专业,结果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市面上出过很多分析开国皇帝素质的书,有分析他们的武德的,有从他们身上学创业之道的,其实无非是成王败寇,成事了的,做什么都有理,他们做的什么事都能有人从中找出优点来。军事能力谁没有呢?容人之量也是多数起事者的必备。可是为什么别人没有通关?实力够不够当然是第一位的,在实力够的情况下,就是看上面几个问题了,说得学术一点,就是:有没有长远计划,有没有制造足够合法性,是不是结果导向。成功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指标,在残酷的厮杀中,成事者未必是好人,失败者也未必不是强者,有时只是他们做出的选择不同。
《黄袍定律: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宋燕 著
九州出版社
大汉开国皇帝刘邦是个流氓,大唐开国皇帝李渊是个贵族,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个军官,大明开国皇帝是个和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种是没有的,但确实有些规律可循。凭什么都是高官贵戚,李渊当皇帝,宇文化及却成了败类?有同样的出身和谋略,为什么李密反倒输给李渊?同是底层人逼上梁山,为什么朱元璋得天下,李自成败走北京?天下大乱的时候,有点勇气的都觉得机会来了,但在这场残酷的淘汰赛中,能否走到最后,先要问问自己具备没具备这样的素质。
有明确的目标
清朝乾隆年间,山东有个叫王伦的白莲教徒带领一群教众突发奇想,决定起义,他们几千人集结起来,一路向北行进,并顺利地打下了沿途行经的三个县城,没有遇到有力量的抵抗。他们表现得很像一支有组织有目标的队伍,对打下的县城都开县库劫库银,开监狱放囚犯,并对百姓们表示“我们只杀官劫库,不杀平民百姓”。初期的成功后他们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了,想了想临清城比较大,不如先把那里打下来。他们围着巨大的临清城墙攻打了几天,生生把朝廷的“剿匪”队伍盼来,铁桶一般地把他们围起来进行了一场围猎。直到被杀、被抓,他们也没说清楚自己最终要干嘛。造反是件危险的活动,造反之前,你是否想明白了自己的未来?生逢乱世,强者生存。强者振臂一呼,带一群人占山为王是轻易可做的决定。占山为王之后呢?张金称带一群人,就是剽掠乡间；翟让比他好些,只劫过路行旅。如果说王朝末年的争斗是一场打怪的游戏,他们连第一关的关底都算不上。因为他们没有长远的目标,只为了活过眼前,多活一天算一天,也就谈不上更大的发展。
当然不是所有走到最后的人都从一开始就订立宏伟目标的,朱元璋最初参加起义军,不过是解决吃饭问题,本也打算在郭子兴手下当个好下属、好女婿。但时势造人,郭子兴早早去世,大任落在他肩上,既是责任所在,也是有了底气,朱元璋从此就开始有了远大理想,并按部就班地一一排除竞争对手,朝最终目标努力。他不定目标时,是因为有郭子兴撑着。但不管他还是郭子兴,是一支队伍的主导,就要考虑这支队伍的未来。在这个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要么拼命发展壮大争取做最终胜者,要么早早投靠他人。光想眼前的事情,危机也就在前面不远了。
有群众基础
你有目标,可你有人追随吗?没有哪个皇帝是靠孤身奋战可以上位的,你要有队伍、有下属、有支持你的群众。
群众基础是可以制造的,李渊就是个例子。他从筹备阶段到起事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收买人心——用“复兴先帝时代”来收买当朝贵族,用平反冤案来收买大隋异议者,用释放盗匪的方式来收买朝廷的反对者,用“秋毫不犯”、用谶语歌谣和祥瑞来收买普通百姓……制造群众基础是每一个有志于当政治家的人必须学会的技能。
有经验的政治家都做过同样的事,刘邦、朱元璋都编造过自己出生时神奇场面的谣言,刘邦说他母亲与龙野外交合生下了他,朱元璋说他降生时一片红光……当然这些也都不是他们亲口说的,而是让手下人散布出去的,以此来宣扬自己是神指定的天子。武则天篡位时明示暗示手下不停地进献祥瑞,以证明她的上位是天命。
就连袁世凯,想当皇帝之前也玩把戏,每次洗澡时都暗中放一些大片鱼鳞留在澡盆中,让打杂的看到,慢慢就传出去他是真龙天子之类的消息。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所谓笔杆子,其实就是公关部、宣传队,为自己制造舆论基础,赢得群众支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是这水,是需要调动的。笔杆子的功用还在于解释政治家的行为。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成了民贼,朱元璋干掉自己的主上小明王韩林儿却不影响他后来继续发展,禅位给李渊的隋恭帝莫名其妙病死,也没有人说李渊什么。仅仅是因为成王败寇吗?那为什么后梁太祖朱全忠杀了唐昭宗,成就了帝业,却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呢?区别就在于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上。朱元璋杀韩林儿,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在此后的对外宣传中,他的笔杆子修改了他早年与韩林儿的臣属关系,他再找个借口把当年负责动手的马仔廖永忠灭口,这件事就更死无对证了。明明是他为了夺取权位干掉障碍,经过笔杆子一番解释,就成为一场意外事件。李世民杀自己的兄弟逼父皇退位,之后也让笔杆子重修历史记录,将本来精明强干的哥哥写成一个庸碌又嫉妒的人,想置他于死地,而他的玄武门之变不过是迫不得已,生生把一个不孝不悌的行为变成了光荣正确。后梁太祖朱全忠是个粗人,根本不懂得文字的力量,自然想不到去操作这些。
成大事不拘小节
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是种美化的说法,实际上,对封建统治者来说,真正的意思是“成大事者不择手段,不守规矩”。他们可以用仁义礼智信要求属下,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什么都可以不遵守,一切以结果为导向。
刘邦在对手威胁要杀其父亲时笑言“别忘分我一杯羹”,与项羽签订鸿沟协定中分天下之后又毁约暗算项羽；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亲手杀了自己的兄弟,还灭了兄弟的全家；朱元璋以反元为名参加革命,但真正的革命者在跟元军打的时候他在后方打汉人,扩充自己的地盘……
孝道和信义是古人最基础的价值观,这些“成大事的人”自己对他人也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的,刘邦称帝后不久就让叔孙通制定了尊卑有序的礼仪制度,让陆贾制定了“行仁义、尚德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对传统道德不可谓不重视,但这些传统道德在他“成大事”的过程中却没有过多少体现。他用父做交易算得上不孝,逃命时从车上推掉孩子算是不爱,背弃协约算是不信,杀下属杀出生入死的兄弟算是不义。朱元璋执政时期的大明政权是最极端的传统道德捍卫者,但他自己呢?暗杀小明王韩林儿、罗织罪名清洗功臣,按传统道德标准都是不忠不义之举。
关键时刻,拼的是演技
李渊根本不想收留李密——李密那么强的号召力,他一降唐就有无数下属望风而降,令都不用下就有人以他的名义献军队献土地,这样的人留在这里,江山是他的还是李渊的?但李渊不说,还表现得对李密亲爱有加,让李密受不了挤兑主动走,给李密扣上个“降而又叛”的不义帽子,杀了他还保留了自己的正当名声。这演技比李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李密杀翟让,太直白了,毫不掩饰,这让旁观的人们怎么想呢?!
很多关键的时刻,权力圈拼的都是演技。鸿门宴就是一场奥斯卡颁奖礼,刘邦、樊哙、范增、项庄,哪个不是最佳男主配角?只有项伯和项羽傻乎乎当观众,真以为别人的表演都是真情流露,一个感动就被对方骗了。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真的是被人逼迫吗?
汉光武帝刘秀追随刘玄的时候,刘玄忌惮他们兄弟的实力,借刀杀了他的哥哥。刘秀得知消息先是跑去请罪,表示他哥哥是死有余辜,并用行动表现出一点不为他哥哥难过。如果他演得不好,他的命也就难保。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否则也就没有他的后来了。演技有多重要,看看王世充就知道。同样是演,王世充演得太着痕迹,太不专业,结果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市面上出过很多分析开国皇帝素质的书,有分析他们的武德的,有从他们身上学创业之道的,其实无非是成王败寇,成事了的,做什么都有理,他们做的什么事都能有人从中找出优点来。军事能力谁没有呢?容人之量也是多数起事者的必备。可是为什么别人没有通关?实力够不够当然是第一位的,在实力够的情况下,就是看上面几个问题了,说得学术一点,就是:有没有长远计划,有没有制造足够合法性,是不是结果导向。成功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指标,在残酷的厮杀中,成事者未必是好人,失败者也未必不是强者,有时只是他们做出的选择不同。
《黄袍定律: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宋燕 著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