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鹏
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条件,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这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所提出“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目标是一致的。目标的一致性能够使我国调整人口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促动、协调发展,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改革开放30年,1979-2009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创造了世界各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奇迹。根据国际经验,多数国家在高速增长20、30年后,增速会明显下降,转而进入4%左右的低速增长时期。
我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转入次高速增长,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运行,短期内难以改变“高增长、低就业”的局面。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11—2015年中国经济潜在年均增长率在8.4%左右,2016—2020年将在7.0%左右。这一预测同国内大部分研究机构的预测结论基本一致,中国经济将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业总规模不断扩大,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总体是“高增长、低就业”,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从总体就业形势看,2009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的人口有9.7502亿人,占人口总数的73%,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数是7.7995亿,排除因身体原因不能就业的几千万人口,估计我国有1.5亿左右非自愿未就业人口。
根据大部分机构和个人的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10.1亿人,2020年达到10亿左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达到峰值9.23亿人,2020年达到9.30亿人。可以预见,我国未来10—20年仍然有大量普通劳动力需要在第二、三产业寻求新的就业岗位,中国的就业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如果不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劳动就业的冲击,我国的“人口红利”很可能变成“人口负担”。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者就业能力,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既需要增加身体健康水平领域的投入,也需要增加人文、科技、道德方面的投入。我国人口素质在后者欠缺更大,直接导致人口劳动生产率低下。2008年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共有159.34万人,每万人平均仅有11人(世界领先的以色列水平是每万人平均拥有140位科学家和技师以及135位工程师)；2009年底,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9.9%。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2008年底,在我国10.69亿劳动力资源,7.79亿就业人员中,全国人才资源总量是1.14亿人,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10.38%,劳动就业人员总数的15.93%。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难,凸显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制约的短板效应,加大对人口发展的投入必须从共识阶段转变到落实阶段。因此,发挥现阶段我国储蓄率高、财政收入增长快、投资能力强的优势,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调整以政府财政为中心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加大在科技和教育上的投资力度,提高人均占用教育和科技资源的水平,改变多年来投入少、偏、弱的被动局面,提高在人口计生、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水平,大幅度提升人口素质、人口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增强劳动人口的就业能力,为中国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打开机会窗口。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授)
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条件,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这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所提出“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目标是一致的。目标的一致性能够使我国调整人口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促动、协调发展,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改革开放30年,1979-2009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创造了世界各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奇迹。根据国际经验,多数国家在高速增长20、30年后,增速会明显下降,转而进入4%左右的低速增长时期。
我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转入次高速增长,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运行,短期内难以改变“高增长、低就业”的局面。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11—2015年中国经济潜在年均增长率在8.4%左右,2016—2020年将在7.0%左右。这一预测同国内大部分研究机构的预测结论基本一致,中国经济将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业总规模不断扩大,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总体是“高增长、低就业”,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从总体就业形势看,2009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的人口有9.7502亿人,占人口总数的73%,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数是7.7995亿,排除因身体原因不能就业的几千万人口,估计我国有1.5亿左右非自愿未就业人口。
根据大部分机构和个人的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10.1亿人,2020年达到10亿左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达到峰值9.23亿人,2020年达到9.30亿人。可以预见,我国未来10—20年仍然有大量普通劳动力需要在第二、三产业寻求新的就业岗位,中国的就业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如果不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劳动就业的冲击,我国的“人口红利”很可能变成“人口负担”。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者就业能力,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既需要增加身体健康水平领域的投入,也需要增加人文、科技、道德方面的投入。我国人口素质在后者欠缺更大,直接导致人口劳动生产率低下。2008年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共有159.34万人,每万人平均仅有11人(世界领先的以色列水平是每万人平均拥有140位科学家和技师以及135位工程师)；2009年底,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9.9%。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2008年底,在我国10.69亿劳动力资源,7.79亿就业人员中,全国人才资源总量是1.14亿人,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10.38%,劳动就业人员总数的15.93%。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难,凸显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制约的短板效应,加大对人口发展的投入必须从共识阶段转变到落实阶段。因此,发挥现阶段我国储蓄率高、财政收入增长快、投资能力强的优势,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调整以政府财政为中心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加大在科技和教育上的投资力度,提高人均占用教育和科技资源的水平,改变多年来投入少、偏、弱的被动局面,提高在人口计生、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水平,大幅度提升人口素质、人口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增强劳动人口的就业能力,为中国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打开机会窗口。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