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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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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 |
□文/图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提及威海的文化打卡地，很多人脑中浮现的是巍峨耸立的环翠楼、幸福门，亦或是文艺气息浓厚的新威附路、十二属相街。而在合庆湾畔的海源公园，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馆在短短几个月就成为新晋打卡地。“每天都有好几百人来参观，国庆节每天有一千三四百人。”威海市博物馆馆长邵毅说，“很多婚纱摄影公司也把这里当成了摄影基地。”
这座自7月1日起免费开放的纪念馆便是我国首座一战华工专题纪念馆——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它与一湾之隔的刘公岛，把五四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这两件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事件，与威海这座滨海小城紧密相连。
俯瞰，它是个厚重的“十”字
合庆湾是威海诸多美丽海湾之一，合庆湾畔的海源公园也只是普通的海边公园。在海源公园东北角，有一道笔直的沟槽向地下延伸，由此向前，压迫感渐重，行四十米便进入半地下的建筑内部。建筑内部装饰简洁，内外墙体均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厚重的墙壁刻有木纹，像是木船的船帮；整座建筑像是块、面、线的结合体，配以混凝土的灰暗色调，令人顿生庄严肃穆感。由中心点继续向东，仍是笔直的沟槽，仅十余米，之后便见巨大的礁石。礁石之外，海风轻拂，浪花堆积如雪，又回人间。
这座像是在海岸上开凿出来的建筑，便是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从空中俯瞰，它是一个巨大的“十”字，像是一块西式墓碑，又像一艘远航的船。
造型堪称奇特的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主创建筑师李立解释，建筑“十”字型的裂缝，寓意着近代中国所处的十字路口。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8月，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此时，德国已强占青岛17年（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青岛，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战火迟早会从欧洲波及到中国，若要收回青岛主权，且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必须参战，但当时羸弱的中国无力派出军队前往欧洲。于是，在政坛叱咤风云的名士梁士诒提出了“以工代兵”的策略，巧妙地化解了中国的参战问题，既可以证明中国政府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又可以解决无法派出军队参战的问题。
起初，北洋政府主动寻求同英国合作，并设想提供武装华工，但遭到拒绝。1916年，英法两国军队伤亡惨重，重压之下，中国的“以工代兵”计划重启。由于英国在中国拥有威海卫租借地，有着组建华人雇佣军及华北招工的先例，以及可以绕开中国的中立国身份等原因，小城威海卫成为最理想的华工招募基地。
1916年10月，英国在威海卫设立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华工来到威海后，经登记、体检、签订合同后，就在“高丽口子”的沙滩上训练，之后从“高丽码头”登上英法商船被运往欧洲战场。两年间，英法两国在山东、河北、江苏等8个省招募的华工14万余人，其中山东人有8万多名。而自威海卫转运的华工就有4.4万人，威海卫也成为一战期间最大的华工输出地之一。
“纪念馆选址，对纪念一战华工有着特殊的意义。”邵毅说，“‘高丽口子’就是现在的海源公园，纪念馆所在的位置就是‘高丽码头’的原址。”此外，纪念馆精心提取设计元素融入空间营造，建筑外墙采用木模板清水混凝土与光面清水混凝土相结合，寓意华人劳工在战争中饱受苦难；水泥墙象征凝重的历史，老船木承载沉寂的功绩，锈钢铁寓意剥落的真相。馆内中庭还放置了“种子”艺术雕塑，寓意新生及华工精神的传承与颂扬。
这座纪念馆还是我国住建部与德国能源署合作的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可通过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和气密性能，并利用相关技术，提供舒适的室内环境。
近200件实物无声诉说历史
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建筑面积2344平方米，建筑主体的三分之二嵌于地下，三分之一面向大海。位于地下的纪念馆是威海市博物馆的分馆，展出内容分为“世纪大变局”“最佳招募地”“万里赴戎机”“遣留何处去”“大潮起东方”五大部分，展陈了大量珍贵图片、文字和视频史料，以沙盘、模型还原了一战华工当时的部分工作场景，展出近200件历史实物。
一张《英国招募华工真诚无欺之布告》的图片中，写明“工人每人每月领工资十二元；工资以外另有家属养家费月付十元”。一本泛黄的《家属月领养家费簿》也证实——华工工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华工本人领取，另一部分由指定的家属在国内领取。这本《家属月领养家费簿》由英国招工局颁发，簿子的主人编号为“54914”，指定其潍县（今潍坊）的家属在当地每月27日领钱10元。
纪念馆内，一个泛着铜绿的华工手镯证实了编号的存在。据考证，华工被每人编一号码，用机器打在铜片上，卷成手镯，套在手腕上，待合同期满回国时才能取下。铜镯上的号码代表华工，每个人的工资、配给都根据这个号码发放。
华工之一的马秀新（编号“14927”）是直隶顺德府（今河北邢台）人，1917年与族兄马德存在天津被录用为华工，经威海卫赴法国，从事装卸、战场运输、抢运伤兵等工作，马德存客死他乡。1919年6月，马秀新回国，于1973年去世。多年后，马秀新的儿子马卫向威海市博物馆捐赠了马秀新的华工录用证书、威海银钱所布告、家书等珍贵文物。
相关史料证实，英招华工约定合同期为3年，每日工时10小时，最低日工资为1法郎，并注明华工不得参与战事。法招华工约定合同期为5年，每日工时10小时，最低日工资为5法郎，也注明华工不得参与战事，同时还详细规定了各项福利待遇。而当年前线的法国士兵每日薪金为10法郎。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华工乘船抵达欧洲各港口，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其间有些人并未到达。1917年2月17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运送华工的邮轮“阿索斯”号，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到达欧洲的14万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虽然合同约定华工不得参与战事，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几乎都是处于最前线。
纪念馆内展陈的大量图片证实，华工们除承担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架桥等危险工作外，很多人被迫投入战斗，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
华工中也不乏才学志士。华工日记《路往纪事》便记录了一名潍坊籍华工从1917年3月至1918年9月的经历，包括由威海卫出发长途跋涉到达法国的坎坷经历，在法国工作的见闻，真实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和华工的生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编号“63484”的孙干，是淄博人。1917年，孙干应募华工，奔赴法国战场，至1919年9月15日回国。在法国两年多，他积极参与华工教育事业，努力考察探索法国中小学教育及民族文化。孙干坚持以纪实体完成的8万多字的《华工记》，详细记述了欧战经历，从华工角度诠释所见所闻，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一战史和华工史的重要史料。
编号为“97230”的蒋镜海，是东营广饶县人。1917年，蒋镜海应募华工，成为法国华工总部的负责人之一。在法国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成立驻法青年会、旅欧同人会等组织，并为领导人之一，担任驻法青年会利哈克支会英文学校汉语教师。蒋镜海所著《旅欧文集》对亲身经历都有详细记录。
纪念馆内还陈列有华工在欧洲工作时的工具、日常用品、闲暇时制作的工艺品等。在这些用炮弹壳制作的工艺品上，有的刻着龙、荷花、梅花、狮子，也有的刻着表达乡愁的诗词。馆内还展出了多枚华工铜奖章，这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向为英军服务的华工颁发的纪念章，正面锻压有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头像和一圈英文，侧面有华工编号。
“人类命运共同体”
展馆中心顶上是一个巨大的“十”字缝隙，光线从这里投射进来，宛若在地狱仰望光明。外面传来的风声、浪花声清晰可闻，时刻提醒着参观者曾有一批人没能再回到这里。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说：“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华工们被留下参与战后重建。英招华工的遣返始于1919年秋，次年4月完成，法招华工的遣返也在1922年3月结束，但回到国内的华工只有12万人。约有3000名华工因各种原因留在法国，成为定居法国的第一代华人。另有约两万名华工因染病、饥饿、劳累或战斗而客死他乡，这些死者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只有一个编号，被安葬在法国、比利时等地。在法国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地，就葬有842名华工，这里是最大的华工墓地，也是唯一一个只安葬华工的墓地。中国人讲究大孝不离父母、男儿不忘故乡，生如此，死亦然。在散落于欧洲各地的华工陵园里，华工墓碑大都朝向东方。
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以战胜国参会的中国要求收回从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一切权利。巴黎和会不顾中国的反对和抗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震怒了中国人民。留在法国的华工纷纷投书抗议，并向中国代表团邮去手枪，警告：“苟签字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而在国内则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个新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以工代兵”的这14万华工差点湮没在历史的风尘里。1925年，当时的旅法华工总会呈文法国政府，要求开辟华工特别墓地，但遭拒绝。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旅法华裔人士、华裔学者、历史教授、华人社团开始“寻根问祖”，试图将这段封尘了数十年的历史重见天日。直到1988年，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才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文献，这段历史得以大白天下。同年，法国政府在政府宪报中公布法令，表彰在一战中的老战士，在88位获得“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老战士中，只有两位外籍人，他们就是当时还健在的华工吕虎臣和曾广培。此外，法国政府设立了纪念牌和纪念碑，纪念一战期间参与盟军抗战并献出生命的华工。
近30年来，威海市博物馆、档案局等单位携手诸多专家学者、华工后裔，不断发掘一战华工的历史。邵毅说：“这是一段不容抹杀的历史，是一战华工的故事，也是中国与世界的故事，更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当从纪念馆走出，对这段百年前的历史已有所了解，再重新审视这座建筑，发现它是一座盛满了人性光辉，折射着国家兴衰，并承载了历史的厚重宝藏。
提及威海的文化打卡地，很多人脑中浮现的是巍峨耸立的环翠楼、幸福门，亦或是文艺气息浓厚的新威附路、十二属相街。而在合庆湾畔的海源公园，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馆在短短几个月就成为新晋打卡地。“每天都有好几百人来参观，国庆节每天有一千三四百人。”威海市博物馆馆长邵毅说，“很多婚纱摄影公司也把这里当成了摄影基地。”
这座自7月1日起免费开放的纪念馆便是我国首座一战华工专题纪念馆——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它与一湾之隔的刘公岛，把五四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这两件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事件，与威海这座滨海小城紧密相连。
俯瞰，它是个厚重的“十”字
合庆湾是威海诸多美丽海湾之一，合庆湾畔的海源公园也只是普通的海边公园。在海源公园东北角，有一道笔直的沟槽向地下延伸，由此向前，压迫感渐重，行四十米便进入半地下的建筑内部。建筑内部装饰简洁，内外墙体均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厚重的墙壁刻有木纹，像是木船的船帮；整座建筑像是块、面、线的结合体，配以混凝土的灰暗色调，令人顿生庄严肃穆感。由中心点继续向东，仍是笔直的沟槽，仅十余米，之后便见巨大的礁石。礁石之外，海风轻拂，浪花堆积如雪，又回人间。
这座像是在海岸上开凿出来的建筑，便是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从空中俯瞰，它是一个巨大的“十”字，像是一块西式墓碑，又像一艘远航的船。
造型堪称奇特的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主创建筑师李立解释，建筑“十”字型的裂缝，寓意着近代中国所处的十字路口。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8月，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此时，德国已强占青岛17年（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青岛，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战火迟早会从欧洲波及到中国，若要收回青岛主权，且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必须参战，但当时羸弱的中国无力派出军队前往欧洲。于是，在政坛叱咤风云的名士梁士诒提出了“以工代兵”的策略，巧妙地化解了中国的参战问题，既可以证明中国政府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又可以解决无法派出军队参战的问题。
起初，北洋政府主动寻求同英国合作，并设想提供武装华工，但遭到拒绝。1916年，英法两国军队伤亡惨重，重压之下，中国的“以工代兵”计划重启。由于英国在中国拥有威海卫租借地，有着组建华人雇佣军及华北招工的先例，以及可以绕开中国的中立国身份等原因，小城威海卫成为最理想的华工招募基地。
1916年10月，英国在威海卫设立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华工来到威海后，经登记、体检、签订合同后，就在“高丽口子”的沙滩上训练，之后从“高丽码头”登上英法商船被运往欧洲战场。两年间，英法两国在山东、河北、江苏等8个省招募的华工14万余人，其中山东人有8万多名。而自威海卫转运的华工就有4.4万人，威海卫也成为一战期间最大的华工输出地之一。
“纪念馆选址，对纪念一战华工有着特殊的意义。”邵毅说，“‘高丽口子’就是现在的海源公园，纪念馆所在的位置就是‘高丽码头’的原址。”此外，纪念馆精心提取设计元素融入空间营造，建筑外墙采用木模板清水混凝土与光面清水混凝土相结合，寓意华人劳工在战争中饱受苦难；水泥墙象征凝重的历史，老船木承载沉寂的功绩，锈钢铁寓意剥落的真相。馆内中庭还放置了“种子”艺术雕塑，寓意新生及华工精神的传承与颂扬。
这座纪念馆还是我国住建部与德国能源署合作的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可通过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和气密性能，并利用相关技术，提供舒适的室内环境。
近200件实物无声诉说历史
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建筑面积2344平方米，建筑主体的三分之二嵌于地下，三分之一面向大海。位于地下的纪念馆是威海市博物馆的分馆，展出内容分为“世纪大变局”“最佳招募地”“万里赴戎机”“遣留何处去”“大潮起东方”五大部分，展陈了大量珍贵图片、文字和视频史料，以沙盘、模型还原了一战华工当时的部分工作场景，展出近200件历史实物。
一张《英国招募华工真诚无欺之布告》的图片中，写明“工人每人每月领工资十二元；工资以外另有家属养家费月付十元”。一本泛黄的《家属月领养家费簿》也证实——华工工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华工本人领取，另一部分由指定的家属在国内领取。这本《家属月领养家费簿》由英国招工局颁发，簿子的主人编号为“54914”，指定其潍县（今潍坊）的家属在当地每月27日领钱10元。
纪念馆内，一个泛着铜绿的华工手镯证实了编号的存在。据考证，华工被每人编一号码，用机器打在铜片上，卷成手镯，套在手腕上，待合同期满回国时才能取下。铜镯上的号码代表华工，每个人的工资、配给都根据这个号码发放。
华工之一的马秀新（编号“14927”）是直隶顺德府（今河北邢台）人，1917年与族兄马德存在天津被录用为华工，经威海卫赴法国，从事装卸、战场运输、抢运伤兵等工作，马德存客死他乡。1919年6月，马秀新回国，于1973年去世。多年后，马秀新的儿子马卫向威海市博物馆捐赠了马秀新的华工录用证书、威海银钱所布告、家书等珍贵文物。
相关史料证实，英招华工约定合同期为3年，每日工时10小时，最低日工资为1法郎，并注明华工不得参与战事。法招华工约定合同期为5年，每日工时10小时，最低日工资为5法郎，也注明华工不得参与战事，同时还详细规定了各项福利待遇。而当年前线的法国士兵每日薪金为10法郎。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华工乘船抵达欧洲各港口，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其间有些人并未到达。1917年2月17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运送华工的邮轮“阿索斯”号，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到达欧洲的14万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虽然合同约定华工不得参与战事，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几乎都是处于最前线。
纪念馆内展陈的大量图片证实，华工们除承担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架桥等危险工作外，很多人被迫投入战斗，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
华工中也不乏才学志士。华工日记《路往纪事》便记录了一名潍坊籍华工从1917年3月至1918年9月的经历，包括由威海卫出发长途跋涉到达法国的坎坷经历，在法国工作的见闻，真实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和华工的生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编号“63484”的孙干，是淄博人。1917年，孙干应募华工，奔赴法国战场，至1919年9月15日回国。在法国两年多，他积极参与华工教育事业，努力考察探索法国中小学教育及民族文化。孙干坚持以纪实体完成的8万多字的《华工记》，详细记述了欧战经历，从华工角度诠释所见所闻，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一战史和华工史的重要史料。
编号为“97230”的蒋镜海，是东营广饶县人。1917年，蒋镜海应募华工，成为法国华工总部的负责人之一。在法国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成立驻法青年会、旅欧同人会等组织，并为领导人之一，担任驻法青年会利哈克支会英文学校汉语教师。蒋镜海所著《旅欧文集》对亲身经历都有详细记录。
纪念馆内还陈列有华工在欧洲工作时的工具、日常用品、闲暇时制作的工艺品等。在这些用炮弹壳制作的工艺品上，有的刻着龙、荷花、梅花、狮子，也有的刻着表达乡愁的诗词。馆内还展出了多枚华工铜奖章，这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向为英军服务的华工颁发的纪念章，正面锻压有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头像和一圈英文，侧面有华工编号。
“人类命运共同体”
展馆中心顶上是一个巨大的“十”字缝隙，光线从这里投射进来，宛若在地狱仰望光明。外面传来的风声、浪花声清晰可闻，时刻提醒着参观者曾有一批人没能再回到这里。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说：“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华工们被留下参与战后重建。英招华工的遣返始于1919年秋，次年4月完成，法招华工的遣返也在1922年3月结束，但回到国内的华工只有12万人。约有3000名华工因各种原因留在法国，成为定居法国的第一代华人。另有约两万名华工因染病、饥饿、劳累或战斗而客死他乡，这些死者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只有一个编号，被安葬在法国、比利时等地。在法国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地，就葬有842名华工，这里是最大的华工墓地，也是唯一一个只安葬华工的墓地。中国人讲究大孝不离父母、男儿不忘故乡，生如此，死亦然。在散落于欧洲各地的华工陵园里，华工墓碑大都朝向东方。
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以战胜国参会的中国要求收回从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一切权利。巴黎和会不顾中国的反对和抗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震怒了中国人民。留在法国的华工纷纷投书抗议，并向中国代表团邮去手枪，警告：“苟签字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而在国内则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个新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以工代兵”的这14万华工差点湮没在历史的风尘里。1925年，当时的旅法华工总会呈文法国政府，要求开辟华工特别墓地，但遭拒绝。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旅法华裔人士、华裔学者、历史教授、华人社团开始“寻根问祖”，试图将这段封尘了数十年的历史重见天日。直到1988年，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才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文献，这段历史得以大白天下。同年，法国政府在政府宪报中公布法令，表彰在一战中的老战士，在88位获得“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老战士中，只有两位外籍人，他们就是当时还健在的华工吕虎臣和曾广培。此外，法国政府设立了纪念牌和纪念碑，纪念一战期间参与盟军抗战并献出生命的华工。
近30年来，威海市博物馆、档案局等单位携手诸多专家学者、华工后裔，不断发掘一战华工的历史。邵毅说：“这是一段不容抹杀的历史，是一战华工的故事，也是中国与世界的故事，更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当从纪念馆走出，对这段百年前的历史已有所了解，再重新审视这座建筑，发现它是一座盛满了人性光辉，折射着国家兴衰，并承载了历史的厚重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