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辛夷
绘者说（3）
徐悲鸿先生——悲鸿——名字真美、真好听，有一点感伤、有一点惆怅，像一句婉约的诗。
说起来知道他，还是因为小时候搪瓷脸盆和搪瓷茶盘上印的马，通常在马的旁边会印着“悲鸿”两个字，悲鸿是谁？
后来听人说：“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才猛然明白了，画马的人叫徐悲鸿，可是什么是“鸿”仍然不清楚。好长时间认为“鸿”是羽毛，那是因为伟人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再后来，终于明白了，“鸿”是大雁，是那种体型硕大的雁。“悲鸿”——一只离群的大雁，悲愤着、孤傲着、鸣叫着，奋力向着迷雾、向着风雨冲去，两个翅膀努力扇动着、搏击着，一个翅膀上写着“独执偏见”，一个翅膀上写的是“一意孤行”！到这时候，我对徐悲鸿先生就肃然起了“敬”！
唐朝有位诗人叫刘禹锡，写过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愿改一个字，把“鹤”改成“雁”——晴空一“雁”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不就是悲鸿先生最好的写照吗？是的，从20世纪中叶，直到21世纪的现在，悲鸿先生不正像一头领航的大雁，引领着新中国的美术直冲碧霄吗？因此只要看到“悲鸿”两个字，就能想到他那英俊而坚毅的脸庞和众多作品，徐悲鸿已经成为中国美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由此想到了一个连带的问题：这一切与“悲鸿”这个名字有关联吗？姓名与命运是否有某种神秘的因果关系？我研究了一番，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相当多大师级的画家是改过名字之后才“发达”的。先说悲鸿先生吧，他原名叫徐寿康，怎么听怎么像一家保险机构的名称，或者是老年保健品的品牌，如果他一直叫徐寿康会怎样？
再想想看：如果齐白石还是叫齐纯芝或者齐璜的话会怎样？黄宾虹叫黄懋质会怎样？张大千叫张正权会怎样？傅抱石叫傅长生或者傅瑞麟会怎样？李可染叫李永顺会怎么样？林风眠叫林绍琼会怎样？李苦禅叫李英杰会怎样？还有黄胄，叫梁淦堂或者梁蓬、梁泉会怎样？如果诸位巨匠还是叫原先的名字，会有今天这般巨大的影响力吗？我说不清楚。
我没有进行过相术和有关姓名学的研究，只是觉得，一个人的姓与名，自出生后被人千呼万唤地叫，就成了每个人生命能量场开启的第一道阀门。好的名字每时每刻接收着正能量，反之则是负能量，久而久之，好之愈好，坏之愈坏，云泥差别就出来了。
由着悲鸿先生的名字一路说过来，引发了不少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这70年，谈到中国美术史，徐悲鸿先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如果我们只能列举一位新中国美术的代表人物，我认为只能是徐悲鸿先生。他不仅是新中国美术的奠基者，更是新中国美术的开拓者，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新中国美术的引领者。
徐悲鸿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他所创立的美学理念、教学理念、创作理念，我们不是依然在遵循之、实行之，光大之吗？他把西方的素描理念引进到中国画里，这是开中国绘画三千年之未变，这已是公论，不是吗？
直到现在，素描与中国画之间，依然龃龉不断，尚未磨合到位，这不能责怪悲鸿先生，而是我们后人没有出息，只是浅层次去做了“夏虫”和“井蛙”。岂不知山的这边和那边之所以不相融，是境界问题、层次问题，一旦到了山顶，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是会融合的。我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尤其是《吾问西东》的创作过程，对悲鸿先生把素描引进中国画有了更切实的体会和感悟。整体上说，我们的理解力不够、实践力更是不够，在当下，真知的最基本条件是实践——就是真干！我还有一个发现，中国绘画史上，最好的美术理论都是有实践经验的画家写成的，比如《石涛画语录》《陈子庄画语录》。也许，涉水者不辨风，辨风者不涉水，既能涉水又能辨风的高人太少了。
我们的理论家最好也能动动画笔、尝尝梨子，我们的画家除了拿毛笔也要拿拿钢笔、敲敲键盘，尝尝写文章的梨子。“礼失而求诸于野”，理论家们不妨降尊纡贵，走出家门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或许就会有新的发现。
韦辛夷 1956年生于山东济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济南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终身“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绘者说（3）
徐悲鸿先生——悲鸿——名字真美、真好听，有一点感伤、有一点惆怅，像一句婉约的诗。
说起来知道他，还是因为小时候搪瓷脸盆和搪瓷茶盘上印的马，通常在马的旁边会印着“悲鸿”两个字，悲鸿是谁？
后来听人说：“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才猛然明白了，画马的人叫徐悲鸿，可是什么是“鸿”仍然不清楚。好长时间认为“鸿”是羽毛，那是因为伟人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再后来，终于明白了，“鸿”是大雁，是那种体型硕大的雁。“悲鸿”——一只离群的大雁，悲愤着、孤傲着、鸣叫着，奋力向着迷雾、向着风雨冲去，两个翅膀努力扇动着、搏击着，一个翅膀上写着“独执偏见”，一个翅膀上写的是“一意孤行”！到这时候，我对徐悲鸿先生就肃然起了“敬”！
唐朝有位诗人叫刘禹锡，写过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愿改一个字，把“鹤”改成“雁”——晴空一“雁”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不就是悲鸿先生最好的写照吗？是的，从20世纪中叶，直到21世纪的现在，悲鸿先生不正像一头领航的大雁，引领着新中国的美术直冲碧霄吗？因此只要看到“悲鸿”两个字，就能想到他那英俊而坚毅的脸庞和众多作品，徐悲鸿已经成为中国美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由此想到了一个连带的问题：这一切与“悲鸿”这个名字有关联吗？姓名与命运是否有某种神秘的因果关系？我研究了一番，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相当多大师级的画家是改过名字之后才“发达”的。先说悲鸿先生吧，他原名叫徐寿康，怎么听怎么像一家保险机构的名称，或者是老年保健品的品牌，如果他一直叫徐寿康会怎样？
再想想看：如果齐白石还是叫齐纯芝或者齐璜的话会怎样？黄宾虹叫黄懋质会怎样？张大千叫张正权会怎样？傅抱石叫傅长生或者傅瑞麟会怎样？李可染叫李永顺会怎么样？林风眠叫林绍琼会怎样？李苦禅叫李英杰会怎样？还有黄胄，叫梁淦堂或者梁蓬、梁泉会怎样？如果诸位巨匠还是叫原先的名字，会有今天这般巨大的影响力吗？我说不清楚。
我没有进行过相术和有关姓名学的研究，只是觉得，一个人的姓与名，自出生后被人千呼万唤地叫，就成了每个人生命能量场开启的第一道阀门。好的名字每时每刻接收着正能量，反之则是负能量，久而久之，好之愈好，坏之愈坏，云泥差别就出来了。
由着悲鸿先生的名字一路说过来，引发了不少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这70年，谈到中国美术史，徐悲鸿先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如果我们只能列举一位新中国美术的代表人物，我认为只能是徐悲鸿先生。他不仅是新中国美术的奠基者，更是新中国美术的开拓者，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新中国美术的引领者。
徐悲鸿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他所创立的美学理念、教学理念、创作理念，我们不是依然在遵循之、实行之，光大之吗？他把西方的素描理念引进到中国画里，这是开中国绘画三千年之未变，这已是公论，不是吗？
直到现在，素描与中国画之间，依然龃龉不断，尚未磨合到位，这不能责怪悲鸿先生，而是我们后人没有出息，只是浅层次去做了“夏虫”和“井蛙”。岂不知山的这边和那边之所以不相融，是境界问题、层次问题，一旦到了山顶，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是会融合的。我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尤其是《吾问西东》的创作过程，对悲鸿先生把素描引进中国画有了更切实的体会和感悟。整体上说，我们的理解力不够、实践力更是不够，在当下，真知的最基本条件是实践——就是真干！我还有一个发现，中国绘画史上，最好的美术理论都是有实践经验的画家写成的，比如《石涛画语录》《陈子庄画语录》。也许，涉水者不辨风，辨风者不涉水，既能涉水又能辨风的高人太少了。
我们的理论家最好也能动动画笔、尝尝梨子，我们的画家除了拿毛笔也要拿拿钢笔、敲敲键盘，尝尝写文章的梨子。“礼失而求诸于野”，理论家们不妨降尊纡贵，走出家门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或许就会有新的发现。
韦辛夷 1956年生于山东济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济南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终身“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