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 傅绍万
朱熹一生,做的是传承和弘扬孔孟之道的大事业。诗词书墨,不过偶尔为之。但是,这些末道小技,却持久、广泛地流传于世,让人透过他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表象,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朱夫子。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它是诗,也是画,借景抒怀,借物言志,浓缩了深奥的做人做事做文的哲理。它是教书育人之法,是读书治学之道,是突破、创新规律的揭示。
因为偶尔为之,诗的写作时间、地点和背景,便成了千古之谜。因为诗作影响至大,朱熹所到之地,多处有半亩方塘遗址:
朱熹出生地尤溪县南溪书院前,有半亩方塘、活水亭、朱子观书处。
朱熹祖籍婺源县武口乡三都村,明代建有“源头村”,有旧亭遗址。
淳安西边郭村乡马凹里村瀛山之巅,宋时建有瀛山书院,有得源亭、方塘遗址。
同安莲花镇渔湫窟内,刻有朱熹《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其摩崖石刻和天光云影的自然意境相一致。
此外,朱熹由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成长地崇安五夫,也有半亩方塘。
《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写作地点众说纷纭,写作时间、写作背景更无确论。可资参照者,有乾道二年(1166年)、淳熙三年(1176年)说。学者陈来提出,此诗作于南宋乾道二年。这时,正是朱熹师事李侗后的思想转变时期,他从痴迷于“空言无实”的禅宗,转到了致力于“切实工夫”的儒学上来。学者束景南提出,朱熹在这一年从胡宏书中认识了“敬”,又在湖湘学领袖张轼“以持敬主一的求仁为急”启示下,把“敬”当作了存养的根本功夫。“源头活水”是指“敬”,是借喻他对“敬”的豁然领悟。
笔者反复揣摩钱穆《朱子学提纲》、束景南《朱子大传》、高令华《朱子事迹考》和朱熹《四书集注》《近思录》等,认为诗作时间以淳熙三年说最为合宜,“源头活水”则为直追孔孟、直探五经原点。这样一种结论,更合于诗作的微言大义。
朱熹思想发展经历过一个复杂过程。他曾经耽迷于禅宗十余年时间,经过同安县主簿三年历练,对社会现实有了切实认知,三十一岁时正式拜李侗为师,逐步实现由禅入儒的思想转变。
隆兴二年(1164年),展开佛儒论战,写出《杂学辨》,对盛行一时的宗杲——无垢禅学进行全面清算。
淳熙三年(1176年)四月,与浙学领袖吕祖谦作寒泉之会,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十四种书中集出六百二十二条,分为十四类,编成《近思录》一书,借“四子”语言,架构起自己的理学体系。
同年,参加鹅湖之会,与陆九渊心学派激烈交锋,看透心学的禅学本质。陆九渊则写诗相讽,“支离事业竟浮沉”,使他深受触动,开始反躬自责解经立说“屋下架屋”的“支离”之病。
淳熙三年春,与吕祖谦作三衢之会,开始对五经正本清源,纠《诗》解之错谬,《书》解之不通,《易》解之缺失,《礼》书之驳杂,以及以《春秋》为代表的史书之偏离大道。
这时的朱熹,正处于从思想的困惑期,到灵感的爆发期、理学体系的升华期,进入思想文化巨人殿堂的大门正朝他徐徐开启。
四月六日,朱熹与吕祖谦告别,在赶往婺源的路途中,反复研读《近思录》,脑海里翻腾着对自己生平学问的自我反思。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婺源,即致信吕祖谦,“悟向来涵养功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推类以求,众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顿进之功。若保持不懈,庶有望于将来”。
这时的朱熹,仿佛一个大雾迷蒙中的行人,蓦然间云开日出,前路豁然开朗,蓦然间领悟到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领悟到此生下功夫的方向、方法。这就是,传承孔孟道统,将孔孟儒家主体文化发扬光大；这就是,抛开前人的拐杖,直探圣经本原,不能再从他人语中求孔孟,而要从孔孟自己语中求孔孟,这才接通了中华文化奔腾不息的源头活水,这样的弘道事业才具有不朽的价值!
朱熹脚踏着故乡的土地,以昂扬的激情向乡人、学子讲经论学。这日游朱塘,山深水静,荷华其间,慨然曰:“是吾梦游所也,此谁之土?”弟子滕璘相告,这里叫朱绯堂,“先业也,先冢在此。”朱熹高兴地说:“是宜为亭,以领山水。予取幅纸,吾为著书,以告同志者共成之。”但因“四顾无楮笔,则已。”回到县衙,县令张汉请朱熹为藏书阁作记。朱熹参观书阁,翻阅典籍,朱绯堂的情景又浮现眼前,他挥毫写下《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把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情绪、“道问学”感悟作了最为恰切而生动的概括。
从此,朱熹进入了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全面总结清理时期。在淳熙四年(1177年),完成了《四书集注》体系的建立。随后,逐步转向五经学,在《诗》《书》《易》《礼》《春秋》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在治学方法上,致力恢复儒经原貌,经、传相分,就经解经,由博返约。观其一生学术研究轨迹,这一转折异常清晰。
《四书集注》体系的建立,是其学术思想的一次厚积薄发。朱熹在三十四岁时,就写出了《论语要义》,四十三岁,《论孟精义》成书,四十三岁、四十四岁,《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也已经草成。有了“顿进之功”、找到“源头活水”之后,他痛下针砭,大破大立,改《论孟精义》为《论语集注》,单独撰写《孟子集注》,并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作了全面修改。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作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使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内在本质的孔孟学说得到彰显,使《四书》逐步代替五经,取得了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
朱熹对《四书集注》用力最著,穷尽毕生精力。《四书集注》初刻后,淳熙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三次大修订,淳熙十六年序定后,又作反复修改。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去世的前三天,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四书集注》集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并将其一生心得融会其中。它征引诸家,自汉以下凡五十余人,专就《论语集注》言,也有三十余家,而改为《集注》前则是一依二程,旁及二程之朋友与门人者,最多只九人。他断言《大学》格物论内容缺失,特作一百三十四字的《补传》。《四书集注》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在就语、孟本文,逐字逐句,训诂考据,务求发得其正义。他一再向弟子自诩,《四书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
岁月迢递,朱子学的光环在消退,而《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诗所揭示的“尊德性”“道问学”的规律和方法,却依然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昔日,它为朱熹走向时代思想文化之巅、成为历史文化巨人廓清道路；今天,它为中华文化长河保持活水源源提供着无尽的启示。
□ 傅绍万
朱熹一生,做的是传承和弘扬孔孟之道的大事业。诗词书墨,不过偶尔为之。但是,这些末道小技,却持久、广泛地流传于世,让人透过他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表象,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朱夫子。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它是诗,也是画,借景抒怀,借物言志,浓缩了深奥的做人做事做文的哲理。它是教书育人之法,是读书治学之道,是突破、创新规律的揭示。
因为偶尔为之,诗的写作时间、地点和背景,便成了千古之谜。因为诗作影响至大,朱熹所到之地,多处有半亩方塘遗址:
朱熹出生地尤溪县南溪书院前,有半亩方塘、活水亭、朱子观书处。
朱熹祖籍婺源县武口乡三都村,明代建有“源头村”,有旧亭遗址。
淳安西边郭村乡马凹里村瀛山之巅,宋时建有瀛山书院,有得源亭、方塘遗址。
同安莲花镇渔湫窟内,刻有朱熹《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其摩崖石刻和天光云影的自然意境相一致。
此外,朱熹由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成长地崇安五夫,也有半亩方塘。
《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写作地点众说纷纭,写作时间、写作背景更无确论。可资参照者,有乾道二年(1166年)、淳熙三年(1176年)说。学者陈来提出,此诗作于南宋乾道二年。这时,正是朱熹师事李侗后的思想转变时期,他从痴迷于“空言无实”的禅宗,转到了致力于“切实工夫”的儒学上来。学者束景南提出,朱熹在这一年从胡宏书中认识了“敬”,又在湖湘学领袖张轼“以持敬主一的求仁为急”启示下,把“敬”当作了存养的根本功夫。“源头活水”是指“敬”,是借喻他对“敬”的豁然领悟。
笔者反复揣摩钱穆《朱子学提纲》、束景南《朱子大传》、高令华《朱子事迹考》和朱熹《四书集注》《近思录》等,认为诗作时间以淳熙三年说最为合宜,“源头活水”则为直追孔孟、直探五经原点。这样一种结论,更合于诗作的微言大义。
朱熹思想发展经历过一个复杂过程。他曾经耽迷于禅宗十余年时间,经过同安县主簿三年历练,对社会现实有了切实认知,三十一岁时正式拜李侗为师,逐步实现由禅入儒的思想转变。
隆兴二年(1164年),展开佛儒论战,写出《杂学辨》,对盛行一时的宗杲——无垢禅学进行全面清算。
淳熙三年(1176年)四月,与浙学领袖吕祖谦作寒泉之会,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十四种书中集出六百二十二条,分为十四类,编成《近思录》一书,借“四子”语言,架构起自己的理学体系。
同年,参加鹅湖之会,与陆九渊心学派激烈交锋,看透心学的禅学本质。陆九渊则写诗相讽,“支离事业竟浮沉”,使他深受触动,开始反躬自责解经立说“屋下架屋”的“支离”之病。
淳熙三年春,与吕祖谦作三衢之会,开始对五经正本清源,纠《诗》解之错谬,《书》解之不通,《易》解之缺失,《礼》书之驳杂,以及以《春秋》为代表的史书之偏离大道。
这时的朱熹,正处于从思想的困惑期,到灵感的爆发期、理学体系的升华期,进入思想文化巨人殿堂的大门正朝他徐徐开启。
四月六日,朱熹与吕祖谦告别,在赶往婺源的路途中,反复研读《近思录》,脑海里翻腾着对自己生平学问的自我反思。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婺源,即致信吕祖谦,“悟向来涵养功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推类以求,众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顿进之功。若保持不懈,庶有望于将来”。
这时的朱熹,仿佛一个大雾迷蒙中的行人,蓦然间云开日出,前路豁然开朗,蓦然间领悟到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领悟到此生下功夫的方向、方法。这就是,传承孔孟道统,将孔孟儒家主体文化发扬光大；这就是,抛开前人的拐杖,直探圣经本原,不能再从他人语中求孔孟,而要从孔孟自己语中求孔孟,这才接通了中华文化奔腾不息的源头活水,这样的弘道事业才具有不朽的价值!
朱熹脚踏着故乡的土地,以昂扬的激情向乡人、学子讲经论学。这日游朱塘,山深水静,荷华其间,慨然曰:“是吾梦游所也,此谁之土?”弟子滕璘相告,这里叫朱绯堂,“先业也,先冢在此。”朱熹高兴地说:“是宜为亭,以领山水。予取幅纸,吾为著书,以告同志者共成之。”但因“四顾无楮笔,则已。”回到县衙,县令张汉请朱熹为藏书阁作记。朱熹参观书阁,翻阅典籍,朱绯堂的情景又浮现眼前,他挥毫写下《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把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情绪、“道问学”感悟作了最为恰切而生动的概括。
从此,朱熹进入了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全面总结清理时期。在淳熙四年(1177年),完成了《四书集注》体系的建立。随后,逐步转向五经学,在《诗》《书》《易》《礼》《春秋》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在治学方法上,致力恢复儒经原貌,经、传相分,就经解经,由博返约。观其一生学术研究轨迹,这一转折异常清晰。
《四书集注》体系的建立,是其学术思想的一次厚积薄发。朱熹在三十四岁时,就写出了《论语要义》,四十三岁,《论孟精义》成书,四十三岁、四十四岁,《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也已经草成。有了“顿进之功”、找到“源头活水”之后,他痛下针砭,大破大立,改《论孟精义》为《论语集注》,单独撰写《孟子集注》,并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作了全面修改。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作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使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内在本质的孔孟学说得到彰显,使《四书》逐步代替五经,取得了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
朱熹对《四书集注》用力最著,穷尽毕生精力。《四书集注》初刻后,淳熙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三次大修订,淳熙十六年序定后,又作反复修改。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去世的前三天,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四书集注》集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并将其一生心得融会其中。它征引诸家,自汉以下凡五十余人,专就《论语集注》言,也有三十余家,而改为《集注》前则是一依二程,旁及二程之朋友与门人者,最多只九人。他断言《大学》格物论内容缺失,特作一百三十四字的《补传》。《四书集注》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在就语、孟本文,逐字逐句,训诂考据,务求发得其正义。他一再向弟子自诩,《四书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
岁月迢递,朱子学的光环在消退,而《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诗所揭示的“尊德性”“道问学”的规律和方法,却依然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昔日,它为朱熹走向时代思想文化之巅、成为历史文化巨人廓清道路；今天,它为中华文化长河保持活水源源提供着无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