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 傅绍万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物。他创立心学,生前门徒已计万人。他率文吏弱卒,荡平了江西数十年巨寇。他剿抚并重、恩威并举,从根本上扫清了困扰明政府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他以几封书信,一场火攻,四十三天内平定了宁王之乱。在他去世后的五百多年间,真心实意把他当作精神导师的伟人不胜枚举。近代史上,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是他忠实的拥趸。
王阳明算得上是一位圣人,他的成圣之道可以激励万世。
人要成才,必先立志。志不可虚妄无度,却不可不弘毅。志大,给自己设计的发展空间就大；力行而锲而不舍,就必有过人的成就。王阳明少小立大志,要学做圣贤。《年谱》里记载王阳明,“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学做圣贤,追求成圣,成为王阳明一生的追求。
他潜心读书,相信“圣人必学而可至”。他按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朱熹学说,从读书博学中寻求人生至道。一个极端事件,是格竹以验格物之学。“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深思其理不得,遂遇疾。”朱熹指引的路不通,他又“随世就辞章之学”。在小有成就后,他又放弃了,觉得“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而不再热衷。
他转向佛道,希望另辟蹊径。弘治十四年前往九华山游览,宿无相、化城等寺院,访道士蔡蓬头,待以客礼相问,蔡却只答以“尚未”,问至再三,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说他骨子里渗透着儒家入世精神,不适合谈论出世成仙。他又不畏艰险,去深山中访问一位异人,这位异人与他谈论的是最上乘的学问,告诉他“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同样参透了他的秉性,也预卜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但王阳明并未因此而从佛道中抽身,弘治十五年,去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至弘治十七年七月返京,在二三年的隐居生活中,拂尘参秘诀,“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他认为,老子讲修身养性,“其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国家”；释氏“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他离开阳明洞,复思用世,投入“施手正乾坤”的“事功”。这正如大诗人屈原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有一首《某尼悟道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王阳明出入于儒释道,似乎一直处于迷茫中,实际上他苦苦追寻的“道”已经呼之欲出。王阳明因上书下狱,获释后贬谪贵州龙场,途中躲过刘瑾追杀,九死一生,“唯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学朱子,误；学仙释,亦误。圣人之道,原来在自心!有人说,王阳明的心学和道家相同,因为都讲一个悟；也有人说,王阳明心学和释家同,因为与即心是佛同一个理。王阳明说,自己与仙、释、诸子俱不相同,他是知行合一,讲“事上练”。他认为,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真理就在我心中,必须去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
讲事上练,使他的学说不断发展成熟。在贵州龙场,证出了格物致知的灵动之道——心即理。在江西南昌,证出了致良知。在浙江余姚,证出了“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有研究者认为“四句教”是王阳明心学“致良知”的一次升华,也有说是“致良知”的一个程式或方法,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说,王阳明“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开口即得本心,无假借湊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
讲事上练,使他得以实现立德立功的伟大志向。他敢担事,能成事,不鄙事。让他做庐陵县令,他干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卓有政声。巡抚南赣,利用一年零三个月彻底平定匪患,原来面对数十万剿匪大军几乎不可动摇的土匪,在王阳明指挥的一万余部队面前却不堪一击。他率军消灭山贼,还要为百姓建设一个太平世界,制订推行教化百姓的《南赣乡约》。
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时,开始他是一个光杆司令,却要面对拥有七万精兵的强大对手。王阳明伪造了朱宸濠手下指挥官的投降密状,然后让人去和平时与朱结交的人相谈,在会谈结束后故意将这些公文遗落。有些地方官员对此不以为意,问王阳明:“这有用吗?”王阳明不答反问:“先不说是否有用,只说朱宸濠疑不疑。”有官员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会疑。”王阳明笑道:“他一疑,事就成了。”王阳明用反间计离间了宁王和军师之间的关系,迟滞了其进军行动,为自己赢得了集结部队的宝贵时间。打败宁王,只用了四十三天。
讲事上练,练成他心学的正法眼藏“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人心中有个能分是非善恶的良知,致良知就是按良知的本能指引去为人处世。人如果能致良知,就如操舟得舵,纵然无边风浪,只要舵柄在手,就能乘风破浪,可免于沉没。平定宁王之乱,王阳明立下盖世之功,却差点招来杀身之祸。原因是当时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荒唐无度,御驾亲征去和臣下争功,要王阳明把宁王交给他,再演重新活捉的闹剧。首鼠两端的朝中重臣,怕与宁王往来的赃证落入王阳明手中,要置王阳明于死地。他们颠倒黑白,把消灭宁王的功臣说成是勾结宁王的内贼。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阳明急流勇退,称病退出这些政治事端,虽然大难化解,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第一等功劳落到了皇帝和他身边一帮宦官小人囊中,他却屈居于功臣的第二梯队。有人为他喊冤,王阳明却说:“应视功名利禄为浮云,要勇敢地去做事,不必计较事成之后的荣耀。有荣耀是我幸,无荣耀是我命。这就是良知给我们的答案。”
王阳明一生追求成圣,终于实现了做圣人的生命价值。但任何圣人生前都是寂寞的,他们的名声往往不在生前,而在身后。
□ 傅绍万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物。他创立心学,生前门徒已计万人。他率文吏弱卒,荡平了江西数十年巨寇。他剿抚并重、恩威并举,从根本上扫清了困扰明政府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他以几封书信,一场火攻,四十三天内平定了宁王之乱。在他去世后的五百多年间,真心实意把他当作精神导师的伟人不胜枚举。近代史上,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是他忠实的拥趸。
王阳明算得上是一位圣人,他的成圣之道可以激励万世。
人要成才,必先立志。志不可虚妄无度,却不可不弘毅。志大,给自己设计的发展空间就大；力行而锲而不舍,就必有过人的成就。王阳明少小立大志,要学做圣贤。《年谱》里记载王阳明,“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学做圣贤,追求成圣,成为王阳明一生的追求。
他潜心读书,相信“圣人必学而可至”。他按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朱熹学说,从读书博学中寻求人生至道。一个极端事件,是格竹以验格物之学。“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深思其理不得,遂遇疾。”朱熹指引的路不通,他又“随世就辞章之学”。在小有成就后,他又放弃了,觉得“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而不再热衷。
他转向佛道,希望另辟蹊径。弘治十四年前往九华山游览,宿无相、化城等寺院,访道士蔡蓬头,待以客礼相问,蔡却只答以“尚未”,问至再三,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说他骨子里渗透着儒家入世精神,不适合谈论出世成仙。他又不畏艰险,去深山中访问一位异人,这位异人与他谈论的是最上乘的学问,告诉他“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同样参透了他的秉性,也预卜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但王阳明并未因此而从佛道中抽身,弘治十五年,去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至弘治十七年七月返京,在二三年的隐居生活中,拂尘参秘诀,“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他认为,老子讲修身养性,“其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国家”；释氏“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他离开阳明洞,复思用世,投入“施手正乾坤”的“事功”。这正如大诗人屈原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有一首《某尼悟道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王阳明出入于儒释道,似乎一直处于迷茫中,实际上他苦苦追寻的“道”已经呼之欲出。王阳明因上书下狱,获释后贬谪贵州龙场,途中躲过刘瑾追杀,九死一生,“唯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学朱子,误；学仙释,亦误。圣人之道,原来在自心!有人说,王阳明的心学和道家相同,因为都讲一个悟；也有人说,王阳明心学和释家同,因为与即心是佛同一个理。王阳明说,自己与仙、释、诸子俱不相同,他是知行合一,讲“事上练”。他认为,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真理就在我心中,必须去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
讲事上练,使他的学说不断发展成熟。在贵州龙场,证出了格物致知的灵动之道——心即理。在江西南昌,证出了致良知。在浙江余姚,证出了“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有研究者认为“四句教”是王阳明心学“致良知”的一次升华,也有说是“致良知”的一个程式或方法,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说,王阳明“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开口即得本心,无假借湊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
讲事上练,使他得以实现立德立功的伟大志向。他敢担事,能成事,不鄙事。让他做庐陵县令,他干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卓有政声。巡抚南赣,利用一年零三个月彻底平定匪患,原来面对数十万剿匪大军几乎不可动摇的土匪,在王阳明指挥的一万余部队面前却不堪一击。他率军消灭山贼,还要为百姓建设一个太平世界,制订推行教化百姓的《南赣乡约》。
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时,开始他是一个光杆司令,却要面对拥有七万精兵的强大对手。王阳明伪造了朱宸濠手下指挥官的投降密状,然后让人去和平时与朱结交的人相谈,在会谈结束后故意将这些公文遗落。有些地方官员对此不以为意,问王阳明:“这有用吗?”王阳明不答反问:“先不说是否有用,只说朱宸濠疑不疑。”有官员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会疑。”王阳明笑道:“他一疑,事就成了。”王阳明用反间计离间了宁王和军师之间的关系,迟滞了其进军行动,为自己赢得了集结部队的宝贵时间。打败宁王,只用了四十三天。
讲事上练,练成他心学的正法眼藏“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人心中有个能分是非善恶的良知,致良知就是按良知的本能指引去为人处世。人如果能致良知,就如操舟得舵,纵然无边风浪,只要舵柄在手,就能乘风破浪,可免于沉没。平定宁王之乱,王阳明立下盖世之功,却差点招来杀身之祸。原因是当时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荒唐无度,御驾亲征去和臣下争功,要王阳明把宁王交给他,再演重新活捉的闹剧。首鼠两端的朝中重臣,怕与宁王往来的赃证落入王阳明手中,要置王阳明于死地。他们颠倒黑白,把消灭宁王的功臣说成是勾结宁王的内贼。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阳明急流勇退,称病退出这些政治事端,虽然大难化解,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第一等功劳落到了皇帝和他身边一帮宦官小人囊中,他却屈居于功臣的第二梯队。有人为他喊冤,王阳明却说:“应视功名利禄为浮云,要勇敢地去做事,不必计较事成之后的荣耀。有荣耀是我幸,无荣耀是我命。这就是良知给我们的答案。”
王阳明一生追求成圣,终于实现了做圣人的生命价值。但任何圣人生前都是寂寞的,他们的名声往往不在生前,而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