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许子东从文学的体验、从作者的个人气质出发,捕捉到新的主题。这种书写现代的方式、对现代文学的体会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如今,许子东又把很多新的见解、更深化的思考浓缩在《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 |
□ 若华 整理
黄子平曾说,张爱玲是一个“‘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安放”这个词用得非常精彩。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大概的秩序,本来是“鲁、郭、茅、巴、老、曹”,后来再加上沈从文、钱锺书,唯独张爱玲不知该怎么放。然而,在台湾、香港和海外文学中,张爱玲的影响和地位就像鲁迅那么重要。
“豪华”出身
张爱玲是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出身最“豪华”的,虽然她小时候并不知道。祖父张佩纶是同光年间的清流派,曾在皇帝面前做侍讲。
可惜好景不长,当时是“浊世”,他做“清流”是要得罪人的。人家也不说他不好,只说国家有大难,“清流”都是精英,派他们担当重任吧。当时朝廷里就有人出诡计,把张佩纶派到福建,跟法国人打了一仗,叫“马江之战”,输了。其实谁打都输,因为法国军舰好,清朝贪官买来的炮弹里面是沙。但这个打败的责任就是张佩纶的。犯错误了,被流放到张家口。过了几年,流放完了,李鸿章觉得对不起他,就把女儿嫁给他。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女儿,他们结婚的房子就是李鸿章送的。当时李鸿章是朝廷重臣,权力很大。到民初时,张家已经衰落了,昔日荣耀变成丑事了,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从没跟她说起这些事。她后来看了曾朴的《孽海花》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十几岁了。
截然不同的父亲和母亲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是截然不同的。她父亲是个很没用的人,好像就做两件事情,读《红楼梦》和抽鸦片。一辈子不会赚钱,把家里的财都败掉了。张爱玲的母亲家世也很好,是曾国藩下面一个将军的后代,她看不惯丈夫。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姑姑要去英国留学,母亲就跟着陪读去了。张爱玲读小学时,母亲又回来了。父亲和母亲是离婚的。对张爱玲来说,父教和母教完全不同。父教等于是晚清前朝的气氛,鸦片、《红楼梦》、小老婆……她父亲后来又结婚,后母也是清代破落官员出身,过气的贵族。而张爱玲的母亲呢?留欧回来,讲法文,吃西餐,给张爱玲找外国老师教弹钢琴,让张爱玲穿现代的裙子、鞋子,带她做头发。
在理性上,张爱玲当然选择母亲,十六岁以后和母亲住在一起,因为父亲打她、关她。可她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到母亲,大都是负面的,尤其是《小团圆》。写到父亲,反而批评之中含着深情。
为什么张爱玲对父亲比较留恋,对母亲比较麻木呢?
从大的方面来讲,可能是因为张爱玲对时代、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与众不同。在“五四”那个时代,觉得现代比清代好,是所有新文学作家的共识。但张爱玲不这么觉得。她并不觉得从法国回来弹弹钢琴就一定更有文化。所以,后来胡兰成和她谈起《战争与和平》与《金瓶梅》哪个好?张爱玲说,当然《金瓶梅》好。张爱玲回忆说,那时“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凡是中国的都是黑暗的,凡是过去的都是黑暗的,凡是现在的都是光明的,凡是西方的都是光明的。“强行”这两个字就说明,她后来知道这种划分是不对的。所以,张爱玲在对父母的态度上,显示出与很多“五四”作家的不同,这和沈从文有点相似。她不认为在文化上,民国就一定比清朝好,也不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定比中国的东西好。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计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一辈子打仗,不能说没有感情,也有过家庭、有过孩子,可就是一直在较量。张爱玲小说有四个最基本的原型:自己,父亲,母亲,当然还有胡兰成。
还有一点,“五四”文学中的“父亲”是个显眼的空白。在现实层面,作家的父亲们大都很早去世了；象征层面上,父亲又大多是负面人物。所以有一个“弑父”情结。与此同时,无论写实还是象征,母亲都是启蒙者,都是爱与被爱的对象。张爱玲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她“弑”父,但也不恋母。在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晚年凄凉地死在洛杉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无家可归”。
《倾城之恋》的特别之处
张爱玲写小说的黄金期,是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概二十四五岁。她写小说以后,认识了汪兆铭伪政权下的宣传官员胡兰成,也是一个才子。胡兰成离婚后和张爱玲秘密结婚了。可没几个月,胡兰成就跑到武汉,和小护士周训德结婚了。抗战结束,他作为汉奸出逃,有个寡妇范秀美一路送他,他又和她在一起。后来他去日本,和日本女人一枝在一起。后来又娶黑手党头目的妻子佘爱珍。胡兰成把自己这些故事,写了一本书叫《今生今世》。张爱玲后来写的《小团圆》,就是纠正或者说改造胡兰成版的恋爱故事。
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悲剧,除了《倾城之恋》。把张爱玲放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里看,会发现《倾城之恋》很特别。
《倾城之恋》讲一个上海女人白流苏,二十八岁,离婚了,回到娘家很苦,上海的家很保守。这里有两个重要情节:第一,她母亲不帮她。张爱玲小说里的母亲都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很少见。第二,她的镜子帮了她。在母亲那里得不到援助后,她就回到房间,对着镜子,走了几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了一番细细的描写,然后“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
有人给白流苏的妹妹介绍了一个海外华侨范柳原,却被她抢了。接下来,范柳原就邀请她去香港。白流苏一到浅水湾饭店,房已开好,就在隔壁。两人彬彬有礼,一起跳舞。这个小说和一般的爱情小说有点不同。通常的恋爱故事是先君子后小人的,而《倾城之恋》是一个先小人后君子的恋爱故事。一开始两个人就都在算计,女人找“长期饭票”,男人找一个新的艳遇。这个小说为什么在今天还这么受欢迎?因为是很罕见的女性的胜利,把一个花花公子改造成“长期饭票”,是世俗中多少女人的美梦。当然小说只讲了一半的故事。小说中有一段流苏的独白,是有文学史意义的:
流苏自己忖量着,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她这么一想,今天这点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
在这之前,有很多恋爱故事,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茅盾的《创造》,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所有这些爱情故事里,当男人和女人讲爱情、讲文学、讲自由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女人有过这样的声音:“原来他是要精神恋爱”,“精神恋爱的话是听不懂的,不过没有关系……”“将来找家具、找佣人,都是听我的”。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这是女人第一次发出这么世俗、这么实际、这么不浪漫的声音。
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她打破了“五四”以来的基本的爱情模式:男性给女性讲文化、讲知识、讲道理,唤醒女性,而女性非常纯真善良,被男性的知识风采所感染,陷入了爱情。可是,到了张爱玲笔下,女性满脑子想的都是“饭票”,是极现实的问题。男性讲爱情,讲《诗经》,讲“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听不大懂,只要结婚就好。张爱玲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的声音。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许子东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黄子平曾说,张爱玲是一个“‘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安放”这个词用得非常精彩。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大概的秩序,本来是“鲁、郭、茅、巴、老、曹”,后来再加上沈从文、钱锺书,唯独张爱玲不知该怎么放。然而,在台湾、香港和海外文学中,张爱玲的影响和地位就像鲁迅那么重要。
“豪华”出身
张爱玲是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出身最“豪华”的,虽然她小时候并不知道。祖父张佩纶是同光年间的清流派,曾在皇帝面前做侍讲。
可惜好景不长,当时是“浊世”,他做“清流”是要得罪人的。人家也不说他不好,只说国家有大难,“清流”都是精英,派他们担当重任吧。当时朝廷里就有人出诡计,把张佩纶派到福建,跟法国人打了一仗,叫“马江之战”,输了。其实谁打都输,因为法国军舰好,清朝贪官买来的炮弹里面是沙。但这个打败的责任就是张佩纶的。犯错误了,被流放到张家口。过了几年,流放完了,李鸿章觉得对不起他,就把女儿嫁给他。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女儿,他们结婚的房子就是李鸿章送的。当时李鸿章是朝廷重臣,权力很大。到民初时,张家已经衰落了,昔日荣耀变成丑事了,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从没跟她说起这些事。她后来看了曾朴的《孽海花》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十几岁了。
截然不同的父亲和母亲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是截然不同的。她父亲是个很没用的人,好像就做两件事情,读《红楼梦》和抽鸦片。一辈子不会赚钱,把家里的财都败掉了。张爱玲的母亲家世也很好,是曾国藩下面一个将军的后代,她看不惯丈夫。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姑姑要去英国留学,母亲就跟着陪读去了。张爱玲读小学时,母亲又回来了。父亲和母亲是离婚的。对张爱玲来说,父教和母教完全不同。父教等于是晚清前朝的气氛,鸦片、《红楼梦》、小老婆……她父亲后来又结婚,后母也是清代破落官员出身,过气的贵族。而张爱玲的母亲呢?留欧回来,讲法文,吃西餐,给张爱玲找外国老师教弹钢琴,让张爱玲穿现代的裙子、鞋子,带她做头发。
在理性上,张爱玲当然选择母亲,十六岁以后和母亲住在一起,因为父亲打她、关她。可她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到母亲,大都是负面的,尤其是《小团圆》。写到父亲,反而批评之中含着深情。
为什么张爱玲对父亲比较留恋,对母亲比较麻木呢?
从大的方面来讲,可能是因为张爱玲对时代、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与众不同。在“五四”那个时代,觉得现代比清代好,是所有新文学作家的共识。但张爱玲不这么觉得。她并不觉得从法国回来弹弹钢琴就一定更有文化。所以,后来胡兰成和她谈起《战争与和平》与《金瓶梅》哪个好?张爱玲说,当然《金瓶梅》好。张爱玲回忆说,那时“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凡是中国的都是黑暗的,凡是过去的都是黑暗的,凡是现在的都是光明的,凡是西方的都是光明的。“强行”这两个字就说明,她后来知道这种划分是不对的。所以,张爱玲在对父母的态度上,显示出与很多“五四”作家的不同,这和沈从文有点相似。她不认为在文化上,民国就一定比清朝好,也不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定比中国的东西好。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计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一辈子打仗,不能说没有感情,也有过家庭、有过孩子,可就是一直在较量。张爱玲小说有四个最基本的原型:自己,父亲,母亲,当然还有胡兰成。
还有一点,“五四”文学中的“父亲”是个显眼的空白。在现实层面,作家的父亲们大都很早去世了；象征层面上,父亲又大多是负面人物。所以有一个“弑父”情结。与此同时,无论写实还是象征,母亲都是启蒙者,都是爱与被爱的对象。张爱玲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她“弑”父,但也不恋母。在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晚年凄凉地死在洛杉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无家可归”。
《倾城之恋》的特别之处
张爱玲写小说的黄金期,是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概二十四五岁。她写小说以后,认识了汪兆铭伪政权下的宣传官员胡兰成,也是一个才子。胡兰成离婚后和张爱玲秘密结婚了。可没几个月,胡兰成就跑到武汉,和小护士周训德结婚了。抗战结束,他作为汉奸出逃,有个寡妇范秀美一路送他,他又和她在一起。后来他去日本,和日本女人一枝在一起。后来又娶黑手党头目的妻子佘爱珍。胡兰成把自己这些故事,写了一本书叫《今生今世》。张爱玲后来写的《小团圆》,就是纠正或者说改造胡兰成版的恋爱故事。
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悲剧,除了《倾城之恋》。把张爱玲放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里看,会发现《倾城之恋》很特别。
《倾城之恋》讲一个上海女人白流苏,二十八岁,离婚了,回到娘家很苦,上海的家很保守。这里有两个重要情节:第一,她母亲不帮她。张爱玲小说里的母亲都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很少见。第二,她的镜子帮了她。在母亲那里得不到援助后,她就回到房间,对着镜子,走了几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了一番细细的描写,然后“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
有人给白流苏的妹妹介绍了一个海外华侨范柳原,却被她抢了。接下来,范柳原就邀请她去香港。白流苏一到浅水湾饭店,房已开好,就在隔壁。两人彬彬有礼,一起跳舞。这个小说和一般的爱情小说有点不同。通常的恋爱故事是先君子后小人的,而《倾城之恋》是一个先小人后君子的恋爱故事。一开始两个人就都在算计,女人找“长期饭票”,男人找一个新的艳遇。这个小说为什么在今天还这么受欢迎?因为是很罕见的女性的胜利,把一个花花公子改造成“长期饭票”,是世俗中多少女人的美梦。当然小说只讲了一半的故事。小说中有一段流苏的独白,是有文学史意义的:
流苏自己忖量着,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她这么一想,今天这点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
在这之前,有很多恋爱故事,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茅盾的《创造》,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所有这些爱情故事里,当男人和女人讲爱情、讲文学、讲自由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女人有过这样的声音:“原来他是要精神恋爱”,“精神恋爱的话是听不懂的,不过没有关系……”“将来找家具、找佣人,都是听我的”。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这是女人第一次发出这么世俗、这么实际、这么不浪漫的声音。
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她打破了“五四”以来的基本的爱情模式:男性给女性讲文化、讲知识、讲道理,唤醒女性,而女性非常纯真善良,被男性的知识风采所感染,陷入了爱情。可是,到了张爱玲笔下,女性满脑子想的都是“饭票”,是极现实的问题。男性讲爱情,讲《诗经》,讲“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听不大懂,只要结婚就好。张爱玲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的声音。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许子东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