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蕙馨 王军
我们不能把创新驱动简单等同于技术创新,而要拓宽“创新”的内涵,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整合发力,实现经济发展的整体提升。
当前,我省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旧动能优化转型和新动能加速形成,催生新的增长点。我省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如成本过高、附加值低、创新能力弱、产能过剩、僵尸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笔者认为,稳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应将如下几个方面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首先,新旧动能转换一定要兼顾传统产业。这不仅仅是产业间普遍关联的应有之义,也是兼顾山东省经济发展与人口大省就业的题中要旨。美国是高新技术发达的国家,有微软、苹果、谷歌、高通等公司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传统产业的企业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商业流通零售、餐饮食品、服装等是面向大众刚需的“日不落”产业,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能。只要善用心思,把各行各业、国内国外的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等要素嵌入这些产业,背靠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就一定能够创造企业盈利和吸纳就业的双奇迹。
其次,新旧动能转换要拓宽“创新”本身。创新驱动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动力,然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人把创新驱动简单等同于技术创新。可以肯定,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需要一大批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支撑,但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技术创新,还需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相配合。研究发现,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中国创新驱动水平在1978年-2012年间有不断恶化趋势,主要原因并非技术创新没有进展,更重要的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缺位,使得技术创新的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可见,新旧动能转换在强调创新驱动的同时,更需要拓宽“创新”内涵,引导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整体提升。
组织创新强调管理、商业模式、战略等方面的创新。如,传统家电制造企业海尔依靠企业组织的破坏性创新已顺利转型为创新创业平台企业,为创业企业提供研发、供应链、生产、市场、渠道和金融等必要的资源,帮助创业企业成长,这种组织创新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再如,服装生产企业红领借助互联网技术,解决了个性化定制与规模化生产的矛盾,找到了服装个性化高效率定制解决之道,是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本质上讲,阿里巴巴、京东、滴滴都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市场进入、企业成长和跨界经营,进而推动形成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新产业生态系统。
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还需制度创新保驾护航。制度创新不直接作用于新旧动能转换,而是通过宏观层面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则,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行为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新旧动能转换。以色列1992年创立的政府创业引导基金,通过制度创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进行补贴,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热情,引导微观创新主体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一制度创新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以色列的高科技创业企业,有效解决了创新型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推动了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最后,要立足现有基础和内生比较优势稳步推进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不是回避已形成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而是立足现有基础和内生比较优势的优化升级,遵循循序渐进、不断升级、内生比较优势不断强化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山东省现行制造业体系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结构不合理、不协调,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效应突出等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制造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经历了一个逐步累积和深化的过程,面临不可持续发展和缺乏国内、国际竞争力等多重压力。新旧动能转换不是推倒重来,亦不是简单依靠颠覆性创新就能一劳永逸。即使是颠覆性创新,要发展形成产业体系仍需较长时间。因此,新旧动能转换一定是立足已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分阶段强化内生比较优势,引领山东省制造业逐渐从内生比较优势推动向竞争优势驱动的转变。当前,山东省要继续发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即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重要作用,同时逐渐向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在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之后,随着基于精密制造和数字技术的产业体系逐步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产品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我们不能把创新驱动简单等同于技术创新,而要拓宽“创新”的内涵,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整合发力,实现经济发展的整体提升。
当前,我省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旧动能优化转型和新动能加速形成,催生新的增长点。我省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如成本过高、附加值低、创新能力弱、产能过剩、僵尸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笔者认为,稳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应将如下几个方面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首先,新旧动能转换一定要兼顾传统产业。这不仅仅是产业间普遍关联的应有之义,也是兼顾山东省经济发展与人口大省就业的题中要旨。美国是高新技术发达的国家,有微软、苹果、谷歌、高通等公司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传统产业的企业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商业流通零售、餐饮食品、服装等是面向大众刚需的“日不落”产业,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能。只要善用心思,把各行各业、国内国外的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等要素嵌入这些产业,背靠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就一定能够创造企业盈利和吸纳就业的双奇迹。
其次,新旧动能转换要拓宽“创新”本身。创新驱动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动力,然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人把创新驱动简单等同于技术创新。可以肯定,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需要一大批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支撑,但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技术创新,还需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相配合。研究发现,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中国创新驱动水平在1978年-2012年间有不断恶化趋势,主要原因并非技术创新没有进展,更重要的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缺位,使得技术创新的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可见,新旧动能转换在强调创新驱动的同时,更需要拓宽“创新”内涵,引导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整体提升。
组织创新强调管理、商业模式、战略等方面的创新。如,传统家电制造企业海尔依靠企业组织的破坏性创新已顺利转型为创新创业平台企业,为创业企业提供研发、供应链、生产、市场、渠道和金融等必要的资源,帮助创业企业成长,这种组织创新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再如,服装生产企业红领借助互联网技术,解决了个性化定制与规模化生产的矛盾,找到了服装个性化高效率定制解决之道,是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本质上讲,阿里巴巴、京东、滴滴都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市场进入、企业成长和跨界经营,进而推动形成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新产业生态系统。
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还需制度创新保驾护航。制度创新不直接作用于新旧动能转换,而是通过宏观层面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则,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行为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新旧动能转换。以色列1992年创立的政府创业引导基金,通过制度创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进行补贴,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热情,引导微观创新主体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一制度创新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以色列的高科技创业企业,有效解决了创新型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推动了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最后,要立足现有基础和内生比较优势稳步推进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不是回避已形成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而是立足现有基础和内生比较优势的优化升级,遵循循序渐进、不断升级、内生比较优势不断强化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山东省现行制造业体系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结构不合理、不协调,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效应突出等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制造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经历了一个逐步累积和深化的过程,面临不可持续发展和缺乏国内、国际竞争力等多重压力。新旧动能转换不是推倒重来,亦不是简单依靠颠覆性创新就能一劳永逸。即使是颠覆性创新,要发展形成产业体系仍需较长时间。因此,新旧动能转换一定是立足已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分阶段强化内生比较优势,引领山东省制造业逐渐从内生比较优势推动向竞争优势驱动的转变。当前,山东省要继续发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即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重要作用,同时逐渐向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在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之后,随着基于精密制造和数字技术的产业体系逐步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产品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