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禾刀
1944年10月15日,受许广平委托,唐弢和刘哲民前往北京,劝说正欲出售鲁迅遗物以弥补生活窘迫的朱安,哪曾想一向不善言语的朱安突然爆发:“你们总说是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我呀!”
字字千钧,字字泣血。朱安把自己矮化为一个物件,也许在她心里,自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嫁进周家那时起,自己在鲁迅眼里从来都不是妻子,而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言语的物体。朱安的想象并非空穴来风,这一点其实在鲁迅那里早就得到了应证。鲁迅曾对好友许寿棠说,“这(朱安)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传送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多年来,在鲁迅的强烈光环下,朱安这个名字要么被刻意忽略,要么变得讳莫如深,甚至多了几分敏感。所以,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写成《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以呈现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便显得弥足珍贵。
在乔丽华的指引下,走近朱安,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守旧女性的标准画像。无论是从书中选用的几张照片,还是朱安日常言行来看,她在陈旧妇德考卷中均可取得不错的成绩。从1906年嫁入周家后,她就承担了孝敬照顾婆婆的任务,37年如一日。虽然与鲁迅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二人直接交流语言屈指可数,但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是默默承担了一个妻子对丈夫悉心照顾的责任。
对于鲁迅,性格懦弱的朱安只能屈从,但长年累月后,心底被压抑的火山还是爆发了,不过她的反抗同样没有跳出守旧的枷锁。比如在孙伏园印象中,朱安至少有两次当着鲁迅亲朋好友的面,向鲁迅公开发难,数落鲁迅的不是,一次在绍兴,一次在北京。显然,朱安所能想到最激烈的反击方式也是最传统的。不过,即便这样依然于事无补,祭出最激烈的反击后,朱安反倒没了底牌,她只能再次退让。
在乔丽华看来,朱安“宣布一辈子侍奉娘娘,恐怕这也是她所能退守的底线了”。朱安显然“记住了长辈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尽管鲁迅在与许广平结合前数度迁居,朱安都坚定地跟随,包括鲁迅与二弟闹翻她也坚定地站在鲁迅这边。乔丽华认为,朱安的坚定态度实际是在捍卫自己在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位”。
当然,鲁迅对陈旧的世俗也心知肚明。“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庭的耻辱”。这也是后来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不再强求与朱安离婚的原因所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看成是朱安数十年中唯一的一次“小胜”——至少她还生活在周家。也所以,在得知周海婴出生的消息时,她反而变得高兴起来,也许在她看来,作为“正室”的她,理所当然地成为周海婴的“母亲”。
朱安的守旧意识可谓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有点顽固不化。当不愿违逆母亲旨意的鲁迅见退婚无望后,于是退而求其次,从日本来信劝朱安放足,进学堂,结果全被拒绝。这次拒绝,其实是将她与鲁迅间原本模糊的差距明晰化,并进一步拉大。尽管朱安后来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后来在北京时她偷偷跟着别人学习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然而,传统已经侵入她的骨髓,这些努力根本不可能在她身上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是出于对新思想的接受,而单是为博取鲁迅的注意。
“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女性的基本要求,鲁迅对祥林嫂等人那些死守旧式思维的人物,早就表明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坚决态度。
乔丽华将朱安的遭遇称之为“精神的苦刑”,这种“苦刑”原本属于朱安和鲁迅二人的。鲁迅母亲鲁瑞就曾对别人感叹,“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也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不过,后来鲁迅找到了精神出口,而朱安仍旧陷在里面,空有周家媳妇的名头。
毫无疑问,鲁迅的光环极为耀眼。正是因为光环,许多人看不到鲁迅婚姻生活的不完整,看不到他的光环下居然还站着在黑夜的“苦刑”中煎熬了30年的朱安。朱安信守传统,但传统不能给她以任何力量,反倒总是令她头破血流。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乔丽华 著
九州出版社
1944年10月15日,受许广平委托,唐弢和刘哲民前往北京,劝说正欲出售鲁迅遗物以弥补生活窘迫的朱安,哪曾想一向不善言语的朱安突然爆发:“你们总说是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我呀!”
字字千钧,字字泣血。朱安把自己矮化为一个物件,也许在她心里,自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嫁进周家那时起,自己在鲁迅眼里从来都不是妻子,而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言语的物体。朱安的想象并非空穴来风,这一点其实在鲁迅那里早就得到了应证。鲁迅曾对好友许寿棠说,“这(朱安)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传送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多年来,在鲁迅的强烈光环下,朱安这个名字要么被刻意忽略,要么变得讳莫如深,甚至多了几分敏感。所以,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写成《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以呈现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便显得弥足珍贵。
在乔丽华的指引下,走近朱安,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守旧女性的标准画像。无论是从书中选用的几张照片,还是朱安日常言行来看,她在陈旧妇德考卷中均可取得不错的成绩。从1906年嫁入周家后,她就承担了孝敬照顾婆婆的任务,37年如一日。虽然与鲁迅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二人直接交流语言屈指可数,但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是默默承担了一个妻子对丈夫悉心照顾的责任。
对于鲁迅,性格懦弱的朱安只能屈从,但长年累月后,心底被压抑的火山还是爆发了,不过她的反抗同样没有跳出守旧的枷锁。比如在孙伏园印象中,朱安至少有两次当着鲁迅亲朋好友的面,向鲁迅公开发难,数落鲁迅的不是,一次在绍兴,一次在北京。显然,朱安所能想到最激烈的反击方式也是最传统的。不过,即便这样依然于事无补,祭出最激烈的反击后,朱安反倒没了底牌,她只能再次退让。
在乔丽华看来,朱安“宣布一辈子侍奉娘娘,恐怕这也是她所能退守的底线了”。朱安显然“记住了长辈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尽管鲁迅在与许广平结合前数度迁居,朱安都坚定地跟随,包括鲁迅与二弟闹翻她也坚定地站在鲁迅这边。乔丽华认为,朱安的坚定态度实际是在捍卫自己在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位”。
当然,鲁迅对陈旧的世俗也心知肚明。“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庭的耻辱”。这也是后来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不再强求与朱安离婚的原因所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看成是朱安数十年中唯一的一次“小胜”——至少她还生活在周家。也所以,在得知周海婴出生的消息时,她反而变得高兴起来,也许在她看来,作为“正室”的她,理所当然地成为周海婴的“母亲”。
朱安的守旧意识可谓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有点顽固不化。当不愿违逆母亲旨意的鲁迅见退婚无望后,于是退而求其次,从日本来信劝朱安放足,进学堂,结果全被拒绝。这次拒绝,其实是将她与鲁迅间原本模糊的差距明晰化,并进一步拉大。尽管朱安后来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后来在北京时她偷偷跟着别人学习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然而,传统已经侵入她的骨髓,这些努力根本不可能在她身上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是出于对新思想的接受,而单是为博取鲁迅的注意。
“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女性的基本要求,鲁迅对祥林嫂等人那些死守旧式思维的人物,早就表明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坚决态度。
乔丽华将朱安的遭遇称之为“精神的苦刑”,这种“苦刑”原本属于朱安和鲁迅二人的。鲁迅母亲鲁瑞就曾对别人感叹,“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也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不过,后来鲁迅找到了精神出口,而朱安仍旧陷在里面,空有周家媳妇的名头。
毫无疑问,鲁迅的光环极为耀眼。正是因为光环,许多人看不到鲁迅婚姻生活的不完整,看不到他的光环下居然还站着在黑夜的“苦刑”中煎熬了30年的朱安。朱安信守传统,但传统不能给她以任何力量,反倒总是令她头破血流。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乔丽华 著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