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葭
1819年9月7日,23岁的英国小伙子威廉·麦吉利夫雷怀揣10英镑,带着极其简单的行李从家乡亚伯丁出发,开始长达800英里的行走。最终于10月20日抵达终点伦敦。这个距离比北京至上海的距离略远,算下来平均每天要走三十多公里。
历史上英国是博物学最为发达的国家,知名博物学家比比皆是,《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作者艾伦写作此书,并不是为了给这些知名人物树碑立传,而是从社会史角度,追溯博物学家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发展历程,讲述学徒药剂师们的“植物采集活动”、国家保护区和跨国协会的建立,也讲述博物学作为一门组织化学科的诞生过程(包括植物、地质、鸟类、昆虫、海洋生物、生态等学科领域)。
从可寻的记录看,英国的博物学协会肇始于17世纪的药剂师协会。因为工作关系,药剂师们必须正确鉴别药用植物。这与我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异曲同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仅介绍了大量药方,描述植物也多达1195种。之所以晚两百多年的英国能够在博物学研究方面比中国走得更远,重要因素之一或是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对自然的推崇,不知不觉中会推动博物学向前发展。相较而言,李时珍辨识植物只是被人们当成中医必不可少的一门本事。
艾伦指出,英国博物学的诞生源于职业原因,甚至商业原因,而非纯粹的科学原因。并不否认,功利因素会给博物学研究带来诸多弊端,如大量挖掘矿石和植物,肆意捕捉昆虫和鸟类,超量捕猎海洋生物,但利益驱动是多方面的,也会促进博物学研究装备的进步,比如地质锤、捕蝶网、水族箱的发明；比如田野调查衣着和博物箱的标准化；比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大量应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成本,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博物学研究门槛。
正如前面所述,博物学与社会的影响是相互的。博物学家最初开展田野调查全凭一副铁脚板,像麦吉利夫雷那样能行走800英里的毕竟屈指可数,更多人只能在生活周边开展研究。随着火车、汽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博物学家的脚步越走越远。最有意思的是,曾有段时期,受人们书写潮流影响,“一切博物学书籍或文章中都要加入一段华兹华斯的文字,这成了一项必需的义务”。至于历史上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对博物学发展的影响更是勿庸赘言。有必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认为是负面的历史事件,对博物学的影响未必也是负面的,如“1845年臭名昭著的圈地法案(就)催生了”一种力量,即“保护珍稀物种,避免它们的灭绝”。
虽然艾伦对博物学发展过程中的“商业化泛滥”不无批评,但他对博物学的社会属性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也许在他看来,博物学根本不可能置身于社会之外,当前人们唯一能做的是将学术与商业细分,让专业人做专业事,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一次次随波逐流。
《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
[英] 大卫·埃利斯顿·艾伦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819年9月7日,23岁的英国小伙子威廉·麦吉利夫雷怀揣10英镑,带着极其简单的行李从家乡亚伯丁出发,开始长达800英里的行走。最终于10月20日抵达终点伦敦。这个距离比北京至上海的距离略远,算下来平均每天要走三十多公里。
历史上英国是博物学最为发达的国家,知名博物学家比比皆是,《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作者艾伦写作此书,并不是为了给这些知名人物树碑立传,而是从社会史角度,追溯博物学家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发展历程,讲述学徒药剂师们的“植物采集活动”、国家保护区和跨国协会的建立,也讲述博物学作为一门组织化学科的诞生过程(包括植物、地质、鸟类、昆虫、海洋生物、生态等学科领域)。
从可寻的记录看,英国的博物学协会肇始于17世纪的药剂师协会。因为工作关系,药剂师们必须正确鉴别药用植物。这与我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异曲同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仅介绍了大量药方,描述植物也多达1195种。之所以晚两百多年的英国能够在博物学研究方面比中国走得更远,重要因素之一或是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对自然的推崇,不知不觉中会推动博物学向前发展。相较而言,李时珍辨识植物只是被人们当成中医必不可少的一门本事。
艾伦指出,英国博物学的诞生源于职业原因,甚至商业原因,而非纯粹的科学原因。并不否认,功利因素会给博物学研究带来诸多弊端,如大量挖掘矿石和植物,肆意捕捉昆虫和鸟类,超量捕猎海洋生物,但利益驱动是多方面的,也会促进博物学研究装备的进步,比如地质锤、捕蝶网、水族箱的发明；比如田野调查衣着和博物箱的标准化；比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大量应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成本,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博物学研究门槛。
正如前面所述,博物学与社会的影响是相互的。博物学家最初开展田野调查全凭一副铁脚板,像麦吉利夫雷那样能行走800英里的毕竟屈指可数,更多人只能在生活周边开展研究。随着火车、汽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博物学家的脚步越走越远。最有意思的是,曾有段时期,受人们书写潮流影响,“一切博物学书籍或文章中都要加入一段华兹华斯的文字,这成了一项必需的义务”。至于历史上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对博物学发展的影响更是勿庸赘言。有必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认为是负面的历史事件,对博物学的影响未必也是负面的,如“1845年臭名昭著的圈地法案(就)催生了”一种力量,即“保护珍稀物种,避免它们的灭绝”。
虽然艾伦对博物学发展过程中的“商业化泛滥”不无批评,但他对博物学的社会属性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也许在他看来,博物学根本不可能置身于社会之外,当前人们唯一能做的是将学术与商业细分,让专业人做专业事,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一次次随波逐流。
《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
[英] 大卫·埃利斯顿·艾伦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