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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玄机》全书共36章,多角度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玄机奥妙,展现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与生活智慧。 |
□ 张立明 整理
像一个时政话题
在中国,《红楼梦》这部书有点儿与众不同。你说它是小说,但它引起的争论、兴趣、考据、猜测、推理更像是一个大的历史公案,围绕它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公或者福尔摩斯。它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谈论与分析,像是一个时政话题。
《红楼梦》具有与人生同样的丰富性、立体性、可知与不可尽知性、可解与无解性、动情性、多元性、多义性、争议性、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偶然性、或然性,等等。大体上说,人们对于人生诸事有多少感受有多少讨论,你对《红楼梦》此书也会有同样多的感受与讨论。你在现实社会中发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也都会在《红楼梦》中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
就是说,《红楼梦》富有一种罕见的人生与世界的质感,《红楼梦》富有一种与天地、与世界、与人生、与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同质性。我们常说的艺术作品的真实如同一张油画或彩照,它是供欣赏、供赞叹的真实,而《红楼梦》的真实是同床共枕、同爱共狂、同厮杀共纠缠的咬牙切齿而又若仙若死的真实。
于是,《红楼梦》的档案意义、历史意义、文化学意义常常冲击了它的小说性。有德高望重的学者去考察不同的大观园原址,有情难自已的学者去设计曹雪芹或贾宝玉的晚境,有拥林派与拥薛派的互挥老拳,有一谈《红楼梦》就冒火冒烟的气势,有对于《红楼梦》的建筑、烹调、衣饰、医药、园林、奢侈品、诗词、灯谜等的专业研究。
《红楼梦》的不同还在于它的残缺性。作为文本,它只留下了三分之二。残缺性变成了对于读“红”爱“红”者的刺激与挑战。爱“红”者被点燃了热狂的求知与较真的精神火焰,非要查出个究竟底细来不可。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死结,因为我死死地认定,不但某甲为某乙续书是不可能的,某甲为自己续书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可以让老王再续一段《青春万岁》或者《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哪怕只写八百字吗?打死老王也做不到。“脂砚斋”这个似乎对文学知之甚少而对曹家知之甚多的刻舟求剑的自封的老大,偏偏插上一杠子,变成了事实上的“红学祖师爷”。谁知道如脂评之属,带来的是资讯更多还是搅和干扰更多呢?
又像情报档案学
这些因素使得《红楼梦》从小说文本变成残缺不全的密档,使《红楼梦》的研究变成了情报档案学,遂注定了永无宁日。一方面我不能不感谢那些以有限的资料作出了对于“曹学”“版本学”重大贡献的前贤,一方面不能不为《红楼梦》的残缺性而扼腕长叹。书上说的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我们呢,只能是“满纸热狂言,一笔糊涂账；学问都不小,仍难解真相”。而由于无须赘言的种种原因,《红楼梦》写得那样含蓄,有时候是藏头露尾,有时候是回目上有而内容上找不到,如“贾琏戏熙凤”,如“伏白首双星”,有时候是通过诗词、画面、谜语、掣签来有所暗示。就是说,《红楼梦》确实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几分密电码式的文体,而破译密电码是人类绝对拒绝不了的智力游戏的诱惑。既然并非密电码却又不无密电码的少许成分,既然是对于残缺部分的猜测与臆断,那么种种破译就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即使是被某些专家认为是分明的信口开河,也仍然不妨去姑妄听之,也就可以姑妄言之了。
然而《红楼梦》又明明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它是虚构的小说,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两句话已经从方法论上宣布了对于脂砚斋思路的否决。当一部作品使用了虚构(假)的情节、人物以后,即使同时使用了比较有生活依据的有模特儿的人物原型与事件类型(真)做模子,这仍然只能算假,只能算是虚构作品而不是事实记录。尽管是后四十回或为高氏续作,并一再叮嘱:此书是假语村言,不可刨根问底,否则便是刻舟求剑,便是胶柱鼓瑟。偏偏人们往往因了小说的真实感而忘记了它的虚构性,这应了我喜欢说的一句话:最好的文学被非文学化了,最好的技巧被无技巧化了,最好的描写刻画被非描写非刻画化反而实录化了,最好的创作被非创作化了——你也许宁愿相信它原来是刻在青埂峰的大石头上的。
其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精神上的自传,又都不是纪实的自传,不是档案学、历史学意义上的自传。
认真写过小说的人大概会明白,细节是真实性的基础,生活细节最难虚构,《红楼梦》中凡大富之家的饮食起居、吃喝玩乐、服装用具、礼数排场、建筑庭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红白喜事、梳妆打扮、收入支出、迎来送往等,如果没有生活经验,没有一定的生活事实为根据,你是虚构不出来的,虚构出来也会捉襟见肘、破绽百出。
再者,情理逻辑是真实性的概括、真实性的纲,你的总体把握必须符合人生的、人性的与历史的、社会的逻辑。而文学与非文学的最大不同往往首先在于人物性格的鲜明化。鲜明了才引人注目,才过目难忘。实际生活中,你很难找到那么纯、那么鲜、那么耀眼、那么与众不同的人物如黛玉、宝钗、袭人、晴雯、宝玉、探春者。原因其实很简单,人都要生活,生活是立体的与杂沓的,常常是平凡的,你只有单一的鲜明,你根本活不下去。
《红楼梦》人物描写的成功,显然表明的是曹雪芹的文学功力、他对于人性的深刻了解与无限困惑,而绝对不是曹雪芹的运气——独独他碰到了那么多个性非凡的人物尤其是少女。
环境与氛围的独特性也是“被真实”出来的。一名宝玉,几十名美少女(包括丫头),无怪乎索隐派会认为宝玉是顺治皇帝。其实顺治皇帝也没有这样的艳福,他一生面对多少军事政治的挑战威胁,哪有那么多宝玉式的闲心去欣赏受用少女的青春、美丽和钟情!不存在的贵妃省亲情节,也写得那样有声有色、有谱有派,那么那些吃酒听戏过生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场面岂不是文学出来的、移花接木过来的!
最明显的、最接近“穿帮”的人物描写是赵姨娘与贾环。在《红楼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圆的立体的,而赵氏母子被写得那样扁平。曹氏对这两个人是抱着相当的厌恶来写的,当然赵姨娘的声口仍然生动泼辣、野中带荤。而最戏剧化的带有人为巧合色彩的情节是“二尤”的故事,它无疑经过了作者的大渲染大编织。
体贴与穿透
真真假假,有有无无,这就是文学。我相信成千上万的读者当中被感动的,仍然是启动于对小说创作文本的喜爱,而不是史学的郑重与推理的癖好。面对杰作《红楼梦》,我致力于体贴与穿透,要体贴作者,体贴人物,体贴写作。例如宝玉一见黛玉就问黛玉有玉没有,及至知道黛玉无玉便摔玉砸玉,这是无法解释的,也很少有人解释。但是,如果你尽量去体贴少年乃至儿童的情意,体贴他对于黛玉的亲切感、认同感、无差别感、无距离感,那么他的天真纯洁轻信的“可有玉没有”的提问就催人泪下,感人至深。说透了,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被真实”到了笃信不疑的程度,我们在为黛玉的眼泪与诗作感动不已的同时也会看到她对于刘姥姥的侮辱与蔑视,看到她的种种不妥,看到她与宝玉远远挂不上“反封建”的荣誉骑士勋章。尤其是她与宝玉居然对于抄检大观园毫无反应,甚至比不上被一般认为是维护封建而进行强烈批判的探春。尤其是宝玉,对于那些为他献出了青春、劳作与真情的少女,没有向乃母与乃祖母说过一句辩诬维护的话。而晴雯的针尖麦芒、拔份好胜、才女兼美女的刺儿,同样令人不能不哀其不幸,怜其不智……
《中华玄机》
王蒙 著
天地出版社
像一个时政话题
在中国,《红楼梦》这部书有点儿与众不同。你说它是小说,但它引起的争论、兴趣、考据、猜测、推理更像是一个大的历史公案,围绕它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公或者福尔摩斯。它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谈论与分析,像是一个时政话题。
《红楼梦》具有与人生同样的丰富性、立体性、可知与不可尽知性、可解与无解性、动情性、多元性、多义性、争议性、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偶然性、或然性,等等。大体上说,人们对于人生诸事有多少感受有多少讨论,你对《红楼梦》此书也会有同样多的感受与讨论。你在现实社会中发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也都会在《红楼梦》中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
就是说,《红楼梦》富有一种罕见的人生与世界的质感,《红楼梦》富有一种与天地、与世界、与人生、与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同质性。我们常说的艺术作品的真实如同一张油画或彩照,它是供欣赏、供赞叹的真实,而《红楼梦》的真实是同床共枕、同爱共狂、同厮杀共纠缠的咬牙切齿而又若仙若死的真实。
于是,《红楼梦》的档案意义、历史意义、文化学意义常常冲击了它的小说性。有德高望重的学者去考察不同的大观园原址,有情难自已的学者去设计曹雪芹或贾宝玉的晚境,有拥林派与拥薛派的互挥老拳,有一谈《红楼梦》就冒火冒烟的气势,有对于《红楼梦》的建筑、烹调、衣饰、医药、园林、奢侈品、诗词、灯谜等的专业研究。
《红楼梦》的不同还在于它的残缺性。作为文本,它只留下了三分之二。残缺性变成了对于读“红”爱“红”者的刺激与挑战。爱“红”者被点燃了热狂的求知与较真的精神火焰,非要查出个究竟底细来不可。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死结,因为我死死地认定,不但某甲为某乙续书是不可能的,某甲为自己续书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可以让老王再续一段《青春万岁》或者《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哪怕只写八百字吗?打死老王也做不到。“脂砚斋”这个似乎对文学知之甚少而对曹家知之甚多的刻舟求剑的自封的老大,偏偏插上一杠子,变成了事实上的“红学祖师爷”。谁知道如脂评之属,带来的是资讯更多还是搅和干扰更多呢?
又像情报档案学
这些因素使得《红楼梦》从小说文本变成残缺不全的密档,使《红楼梦》的研究变成了情报档案学,遂注定了永无宁日。一方面我不能不感谢那些以有限的资料作出了对于“曹学”“版本学”重大贡献的前贤,一方面不能不为《红楼梦》的残缺性而扼腕长叹。书上说的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我们呢,只能是“满纸热狂言,一笔糊涂账；学问都不小,仍难解真相”。而由于无须赘言的种种原因,《红楼梦》写得那样含蓄,有时候是藏头露尾,有时候是回目上有而内容上找不到,如“贾琏戏熙凤”,如“伏白首双星”,有时候是通过诗词、画面、谜语、掣签来有所暗示。就是说,《红楼梦》确实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几分密电码式的文体,而破译密电码是人类绝对拒绝不了的智力游戏的诱惑。既然并非密电码却又不无密电码的少许成分,既然是对于残缺部分的猜测与臆断,那么种种破译就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即使是被某些专家认为是分明的信口开河,也仍然不妨去姑妄听之,也就可以姑妄言之了。
然而《红楼梦》又明明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它是虚构的小说,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两句话已经从方法论上宣布了对于脂砚斋思路的否决。当一部作品使用了虚构(假)的情节、人物以后,即使同时使用了比较有生活依据的有模特儿的人物原型与事件类型(真)做模子,这仍然只能算假,只能算是虚构作品而不是事实记录。尽管是后四十回或为高氏续作,并一再叮嘱:此书是假语村言,不可刨根问底,否则便是刻舟求剑,便是胶柱鼓瑟。偏偏人们往往因了小说的真实感而忘记了它的虚构性,这应了我喜欢说的一句话:最好的文学被非文学化了,最好的技巧被无技巧化了,最好的描写刻画被非描写非刻画化反而实录化了,最好的创作被非创作化了——你也许宁愿相信它原来是刻在青埂峰的大石头上的。
其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精神上的自传,又都不是纪实的自传,不是档案学、历史学意义上的自传。
认真写过小说的人大概会明白,细节是真实性的基础,生活细节最难虚构,《红楼梦》中凡大富之家的饮食起居、吃喝玩乐、服装用具、礼数排场、建筑庭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红白喜事、梳妆打扮、收入支出、迎来送往等,如果没有生活经验,没有一定的生活事实为根据,你是虚构不出来的,虚构出来也会捉襟见肘、破绽百出。
再者,情理逻辑是真实性的概括、真实性的纲,你的总体把握必须符合人生的、人性的与历史的、社会的逻辑。而文学与非文学的最大不同往往首先在于人物性格的鲜明化。鲜明了才引人注目,才过目难忘。实际生活中,你很难找到那么纯、那么鲜、那么耀眼、那么与众不同的人物如黛玉、宝钗、袭人、晴雯、宝玉、探春者。原因其实很简单,人都要生活,生活是立体的与杂沓的,常常是平凡的,你只有单一的鲜明,你根本活不下去。
《红楼梦》人物描写的成功,显然表明的是曹雪芹的文学功力、他对于人性的深刻了解与无限困惑,而绝对不是曹雪芹的运气——独独他碰到了那么多个性非凡的人物尤其是少女。
环境与氛围的独特性也是“被真实”出来的。一名宝玉,几十名美少女(包括丫头),无怪乎索隐派会认为宝玉是顺治皇帝。其实顺治皇帝也没有这样的艳福,他一生面对多少军事政治的挑战威胁,哪有那么多宝玉式的闲心去欣赏受用少女的青春、美丽和钟情!不存在的贵妃省亲情节,也写得那样有声有色、有谱有派,那么那些吃酒听戏过生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场面岂不是文学出来的、移花接木过来的!
最明显的、最接近“穿帮”的人物描写是赵姨娘与贾环。在《红楼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圆的立体的,而赵氏母子被写得那样扁平。曹氏对这两个人是抱着相当的厌恶来写的,当然赵姨娘的声口仍然生动泼辣、野中带荤。而最戏剧化的带有人为巧合色彩的情节是“二尤”的故事,它无疑经过了作者的大渲染大编织。
体贴与穿透
真真假假,有有无无,这就是文学。我相信成千上万的读者当中被感动的,仍然是启动于对小说创作文本的喜爱,而不是史学的郑重与推理的癖好。面对杰作《红楼梦》,我致力于体贴与穿透,要体贴作者,体贴人物,体贴写作。例如宝玉一见黛玉就问黛玉有玉没有,及至知道黛玉无玉便摔玉砸玉,这是无法解释的,也很少有人解释。但是,如果你尽量去体贴少年乃至儿童的情意,体贴他对于黛玉的亲切感、认同感、无差别感、无距离感,那么他的天真纯洁轻信的“可有玉没有”的提问就催人泪下,感人至深。说透了,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被真实”到了笃信不疑的程度,我们在为黛玉的眼泪与诗作感动不已的同时也会看到她对于刘姥姥的侮辱与蔑视,看到她的种种不妥,看到她与宝玉远远挂不上“反封建”的荣誉骑士勋章。尤其是她与宝玉居然对于抄检大观园毫无反应,甚至比不上被一般认为是维护封建而进行强烈批判的探春。尤其是宝玉,对于那些为他献出了青春、劳作与真情的少女,没有向乃母与乃祖母说过一句辩诬维护的话。而晴雯的针尖麦芒、拔份好胜、才女兼美女的刺儿,同样令人不能不哀其不幸,怜其不智……
《中华玄机》
王蒙 著
天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