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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军红
■提要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结构性变化,大国的全球化政策、自由贸易政策都在改变,大国央行政策也与外交政策协调起来,央行政策的国际协调日益染上了政治博弈色彩,必然对亚洲经济构成新风险。如果说此前各国央行政策不一,反映各国经济周期不协调,一度被视为新兴国经济复苏风险,那么如今,发达国家金融政策的步调一致反而会成为放大政策变更副作用的新风险。
在亚洲金融风暴过去20年之际,亚洲经济的主要风险依然没有摆脱美国金融政策嬗变之困。20余年前的1995年,美国收紧银根一度引发墨西哥危机,也酝酿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因。
当年,时任美国财长鲁宾访日,一下飞机便喊出他任财长期间的最经典名言——“强势美元是美国国家利益”,由此,迫使日本货币当局接受日元美元汇率“反转”,放弃90年代初海湾战争背景下追求的“强势日元梦”,但由此也形成了新的日元趋势性贬值,强烈压制了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出口产业,形成贸易收支赤字化结构,酝酿了多国货币贬值危机的墒情。
如今,美联储连续4次加息,其金融政策姿态明显从“缓和”走向“正常”。尽管,美联储主席耶伦尝试使用缓慢且精准的小步加息方式,努力避免引起世界市场的“不良反应”,但若完全实现金融政策的正常化,不可避免地需要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积极配合”。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结构性变化,大国的全球化政策、自由贸易政策都在改变,大国央行政策也与外交政策协调起来,央行政策的国际协调日益染上了政治博弈色彩,必然对亚洲经济构成新风险。这是在回顾亚洲金融风暴20年之际无法回避的问题。
6月底,在面朝大西洋之海的葡萄牙旅游胜地辛特拉,各主要国家央行总裁悄然云集,举办一场政策论坛,讨论金融政策的相互协调,达成所谓“央行密约”。
表面推测,这个密约无外乎是相关国家央行承诺为金融正常化构建共同的政策前提。论坛上,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表示当下欧洲经济已实现从通缩动力到通胀动力的动能转换,预示欧洲央行已经具备继美国之后步入金融正常化轨道的条件。而在辛特拉论坛前,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将在9月决定压缩央行资产。一向拒绝加息的英国央行也在本次论坛上表示数月内将启动加息程序。加拿大央行则在7月12日正式实施了6年10个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跨大西洋的美欧央行开始走出金融政策的协调步伐。
问题是,这种央行政策的协调,能否保证央行政策变动的副作用最小化。如果说此前,各国央行政策的不一致,反映各国经济周期不协调,发达国家经济走势分化、政策分化,一度被视为新兴国经济复苏风险,那么如今,发达国家金融政策的步调一致反而会成为放大政策变更副作用的新风险。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爆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堪称是导致全球主要国家实施非传统量宽政策的起因。为了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欧英日等国央行不仅将利率打入最低,而且通过大量买入国债、股票基金等资产方式,扩大基础货币供给量。
在乘数效应下,基础货币量的扩张衍生出巨额的市场货币供应量。初步估计,危机前的2006年市场货币供应量约为50万亿美元,而金融危机后,在量宽政策推动下,到2014年净增约40万亿美元,达2006年的1.8倍,约90万亿美元。
如此巨量资金充斥全球市场,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导致亚洲企业的美元债务(包括美元债券发行)膨胀。其危险在于,亚洲企业的美元债务(美元借款)量并未与亚洲企业的创新投资同步增加,相反,却与不动产泡沫遥相呼应。这意味着,亚洲经济虽历经金融风暴洗礼,但许多国家并未改变发展结构,反而齐步加快“脱实向虚”的脚步,推动金融经济、虚拟经济和不动产经济快速发展,大大超过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不可缺少的实体经济,是为新时代的新失衡结构。
这种结构性失衡是以非传统的量宽政策及其释放的巨量资金为支撑的,一旦量宽政策回笼,世界市场的流动性趋紧,美元资金的融资成本上升,亚洲企业面临超常美元债务重压的风险。
早在2013年5月,美国就开始探索金融政策正常化路径。在亚洲,日本刚刚启动量宽政策,而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公开声称要探索“退出路径”,虽未明确表示牵制日本,但至少引起日元反弹升值,日股暴跌,更重要的是引起全球新兴国股市震荡,形成“脆弱5国”风险阵营。亚洲新兴市场也备受冲击。2014年夏,美联储停滞新增资产买入量,美元资金开始回流美国,美元升值,并发资源、石油价格回落,资源经济、新兴经济低落,资金流失,亚洲经济复苏难度加大。
这一过程中,尽管日本央行不断扩大量宽规模,并推出负利率政策,但实际上,其资产买入量已比计划减少,适用负利率的资金规模远远低于适用0.1%正利率的央行存款。结果导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将资金存于央行,获取利息收入,而央行准备金存款膨胀。眼下,日本央行资产已达500万亿日元,接近名义GDP总额。如此巨额资产如何卸载?买主在哪?亚洲会否成为其“转嫁危机”试验场?将关乎亚洲金融安全。居安而思危,必须警惕日美欧央行政策变更带来的新风险。
■提要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结构性变化,大国的全球化政策、自由贸易政策都在改变,大国央行政策也与外交政策协调起来,央行政策的国际协调日益染上了政治博弈色彩,必然对亚洲经济构成新风险。如果说此前各国央行政策不一,反映各国经济周期不协调,一度被视为新兴国经济复苏风险,那么如今,发达国家金融政策的步调一致反而会成为放大政策变更副作用的新风险。
在亚洲金融风暴过去20年之际,亚洲经济的主要风险依然没有摆脱美国金融政策嬗变之困。20余年前的1995年,美国收紧银根一度引发墨西哥危机,也酝酿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因。
当年,时任美国财长鲁宾访日,一下飞机便喊出他任财长期间的最经典名言——“强势美元是美国国家利益”,由此,迫使日本货币当局接受日元美元汇率“反转”,放弃90年代初海湾战争背景下追求的“强势日元梦”,但由此也形成了新的日元趋势性贬值,强烈压制了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出口产业,形成贸易收支赤字化结构,酝酿了多国货币贬值危机的墒情。
如今,美联储连续4次加息,其金融政策姿态明显从“缓和”走向“正常”。尽管,美联储主席耶伦尝试使用缓慢且精准的小步加息方式,努力避免引起世界市场的“不良反应”,但若完全实现金融政策的正常化,不可避免地需要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积极配合”。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结构性变化,大国的全球化政策、自由贸易政策都在改变,大国央行政策也与外交政策协调起来,央行政策的国际协调日益染上了政治博弈色彩,必然对亚洲经济构成新风险。这是在回顾亚洲金融风暴20年之际无法回避的问题。
6月底,在面朝大西洋之海的葡萄牙旅游胜地辛特拉,各主要国家央行总裁悄然云集,举办一场政策论坛,讨论金融政策的相互协调,达成所谓“央行密约”。
表面推测,这个密约无外乎是相关国家央行承诺为金融正常化构建共同的政策前提。论坛上,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表示当下欧洲经济已实现从通缩动力到通胀动力的动能转换,预示欧洲央行已经具备继美国之后步入金融正常化轨道的条件。而在辛特拉论坛前,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将在9月决定压缩央行资产。一向拒绝加息的英国央行也在本次论坛上表示数月内将启动加息程序。加拿大央行则在7月12日正式实施了6年10个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跨大西洋的美欧央行开始走出金融政策的协调步伐。
问题是,这种央行政策的协调,能否保证央行政策变动的副作用最小化。如果说此前,各国央行政策的不一致,反映各国经济周期不协调,发达国家经济走势分化、政策分化,一度被视为新兴国经济复苏风险,那么如今,发达国家金融政策的步调一致反而会成为放大政策变更副作用的新风险。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爆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堪称是导致全球主要国家实施非传统量宽政策的起因。为了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欧英日等国央行不仅将利率打入最低,而且通过大量买入国债、股票基金等资产方式,扩大基础货币供给量。
在乘数效应下,基础货币量的扩张衍生出巨额的市场货币供应量。初步估计,危机前的2006年市场货币供应量约为50万亿美元,而金融危机后,在量宽政策推动下,到2014年净增约40万亿美元,达2006年的1.8倍,约90万亿美元。
如此巨量资金充斥全球市场,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导致亚洲企业的美元债务(包括美元债券发行)膨胀。其危险在于,亚洲企业的美元债务(美元借款)量并未与亚洲企业的创新投资同步增加,相反,却与不动产泡沫遥相呼应。这意味着,亚洲经济虽历经金融风暴洗礼,但许多国家并未改变发展结构,反而齐步加快“脱实向虚”的脚步,推动金融经济、虚拟经济和不动产经济快速发展,大大超过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不可缺少的实体经济,是为新时代的新失衡结构。
这种结构性失衡是以非传统的量宽政策及其释放的巨量资金为支撑的,一旦量宽政策回笼,世界市场的流动性趋紧,美元资金的融资成本上升,亚洲企业面临超常美元债务重压的风险。
早在2013年5月,美国就开始探索金融政策正常化路径。在亚洲,日本刚刚启动量宽政策,而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公开声称要探索“退出路径”,虽未明确表示牵制日本,但至少引起日元反弹升值,日股暴跌,更重要的是引起全球新兴国股市震荡,形成“脆弱5国”风险阵营。亚洲新兴市场也备受冲击。2014年夏,美联储停滞新增资产买入量,美元资金开始回流美国,美元升值,并发资源、石油价格回落,资源经济、新兴经济低落,资金流失,亚洲经济复苏难度加大。
这一过程中,尽管日本央行不断扩大量宽规模,并推出负利率政策,但实际上,其资产买入量已比计划减少,适用负利率的资金规模远远低于适用0.1%正利率的央行存款。结果导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将资金存于央行,获取利息收入,而央行准备金存款膨胀。眼下,日本央行资产已达500万亿日元,接近名义GDP总额。如此巨额资产如何卸载?买主在哪?亚洲会否成为其“转嫁危机”试验场?将关乎亚洲金融安全。居安而思危,必须警惕日美欧央行政策变更带来的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