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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近期,曹德旺谈中美成本、马云论实体经济的言论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是社会公众对于“中国制造”重要性的一次集体觉醒,也反映了各界对中国制造处境前景的现实忧虑。这些忧虑包括成本上涨、优势削减以及由此引发的脱实向虚、资本外逃等讨论。种种争议集于一点,就是如何客观评价当前中国制造的成本压力与优势条件。
成本高不高,要结合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看
担忧中国制造的观点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成本上涨引发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这一观点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微笑曲线”的角度提出。所谓微笑曲线是指,产品生产经营流程,要依次经历“研发—加制—营销”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附加值水平存在差异,两端的研发、营销阶段的附加值高,中间的加工制造阶段的附加值低,从而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微笑曲线形状。低收入国家因劳动力成本低在中间加工制造阶段具有优势,而发达国家依托其技术和品牌资源在两端阶段占据优势。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在中间的加工制造阶段面临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在两端的研发和营销阶段又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从而导致“比较优势断档”,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进入高收入阶段。
客观而言,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的确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甚至上涨速度和幅度开始超过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这种上涨主要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此之前的增长幅度持续低于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的增长具有“补长”的特征。此外,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依然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
而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劳动报酬份额将从50%以下上升到65%左右。劳动报酬份额长期得不到提高,正是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我国而言,在工资增长幅度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的条件下,允许工资增速稍快一些,反而有助于提高劳动报酬份额,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实际上,我国工资相对上涨的同时,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表明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善。但是,也应看到,我国的基尼系数依然高于0.45,在国际警戒线0.4以上。在劳动报酬份额明显偏低、基尼系数偏高的背景下,允许工资水平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较快速度的增长,有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工资上涨是否会降低中国制造在国际范围的竞争力水平?很多人对此抱有忧虑。既然工资成本上涨主要面临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
数据统计,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工资水平已超越了印度和印尼,进入工资上涨的快车道。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加快,中国制造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国与印度的城镇化水平比较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城市化率开始加速,迅速超过印度并逐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换言之,中国制造发展和中国城镇化加速,恰好发生在中国工资水平赶超亚洲邻国的时期,即中国放弃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时期。中国制造的辉煌期,并非中国劳动力的廉价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制造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拉动中国工资水平迅速超越印度和印尼这两大亚洲邻国。
当前,很多人担心具有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印度和印尼等国会吸引中国资本外逃,挑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至少从我们经历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担忧没有必要。所谓的亚洲邻国的廉价劳动力已经存在了20余年。仅有劳动力资源不能构成有效的竞争优势,劳动力的廉价反而是制造业竞争力太低的表现。
关于中国制造成本压力的另一个担忧来自税收体制方面。近期,税费专家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相关数据不再列举。简单来说,就宏观税负而言,中国税负压力明显低于美国。其实,中美税制的差别,很大程度上也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美国和中国都具有所得税和流转税。略有不同的是,作为发达国家,美国的征信系统更为发达,会计财务制度更为成熟,其所得税的征收力度和效率更高。在流转税方面,我国以增值税为主,从事生产制造的企业是主要纳税群体,美国也存在流通环节的销售税和消费税,这些税收主要在商业流通环节征收。最终,就单位产品所承担的税负而言,美国的宏观税负并不低于中国。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在生产流通领域征收的税收较多,这些税收通常以“成本”计入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因此也称为“间接税”；美国在收入环节征收税收较多,这些税收直接由收入获得者承担,难以转嫁,也称“直接税”。因此,中美相比较,在美国“谁获得的收入多,谁交的税多”,在中国“谁消费的多,谁交的税多”。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税制具有鼓励消费的特征,更适合于高收入的消费型经济体；而中国的税制则更鼓励积累,更有助于塑造高积累高增长的发展型经济体。两者分别适应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
供应链优势已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导性优势
前面的分析只是阐明工资上涨有其优势,工资水平超越亚洲邻国并未造成我国制造业的衰落。但是,当前中国制造确实在微笑曲线的中间和两端都面临“优势不足”的处境,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制造业的发展阶段谈起。
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制造”的发展历史与竞争优势变迁,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78年—1992年:基于要素成本优势的生产方式。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创汇以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生产方式是分散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优势参与价值链竞争。
1992年—1999年:基于规模优势(集聚)生产方式。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分税制改革”的推动下,各地工业区、高新区、保税区建设迅速推进,分散的乡镇企业逐步进城,集群化生产进入初始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各区域之间的生产流通条件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农民工在本土就地就业形成的劳动力成本节约,难以形成主导的竞争优势,农民工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开始形成。
2000年—2007年:基于专业化优势的生产方式。加入WTO后世界市场的强大需求拉动推动产业升级,制造业发展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其典型特征是民营经济大规模投资机械和重化工业,高新区和大规模产业集群形成,分散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逐步被超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取代,集群化生产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性生产方式,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规模超过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数量,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2008金融危机至今,中国逐步形成集群柔性生产方式。其典型标志就是制造业的供应链优势成为主导性优势,各地崛起的超大规模产业集群开始具有全球影响力。某些分布于一个县(区)域经济范围内的超大规模产业集群,能够制造全球近半数甚至半数的同类产品。
简单考察这一过程不难发现,依托于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改善的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对于“中国制造”竞争优势的贡献越来越大,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影响逐步减少。相反,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剩余劳动力减少,土地资源逐步紧缺,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逐步提升。
通过农民工城市化和职业化,实现中国的“工资倍增计划”
那么,下一步,中国制造应该从哪里寻求突破,以实现再次转型升级?
如果说产业升级的根本是生产方式的变革,那么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就是佣工方式的改变。以短期佣工为主力的生产方式,注定难以实现稳定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也难以形成高水平的技工团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设备投入。
以农民工为主力的生产经营模式,就具有类似特征:农民工“就业在城市,家庭生活在农村”的就业状态,一方面降低了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也形成企业“短期佣工”、低水平生产、规模化扩张的产业模式。在初期,这种产业模式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设备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就长期而言,其技术进步的“天花板效应”会日益突出。
数据统计,2014年我国城市暂住人口已达2.4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18.14%,即我国近两成的人口为城市暂住人口。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制造大规模、大比例地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农民工；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工城市化”的潜在空间非常大。上世纪60年代,日本实施了著名的“工资倍增计划”,由此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于我国而言,将短期佣工、零散就业的农民工,转变为在城市稳定就业、技术稳定提升的技术工人,同样是中国制造推进“工资倍增计划”、实现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在农民工城市化和职业化方面,山东制造业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暂住人口比重较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压力较小；第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为严格,农村经济基础较好,农村家庭具有一定的财力支持青年农民进城购房转化为城市职业工人；第三,山东省“父母在不远游”的区域文化,使青年农民工长途迁徙外地就业的意愿较低,当地产业园区吸收青年农民工回流的难度较小；第四,山东省的农村基础教育条件相对较好,农村家庭重视子女教育,很大部分青年农民工有技校或中专的教育经历。
近年来,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重庆和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成为助推城市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使两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领先全国。山东省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条件并不弱于重庆和成都。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教育大省,如果能鼓励各地积极推动当地大规模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集群柔性生产”的合力,推动劳动力的职业化和技术化进程,山东省的制造业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智库副秘书长)
近期,曹德旺谈中美成本、马云论实体经济的言论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是社会公众对于“中国制造”重要性的一次集体觉醒,也反映了各界对中国制造处境前景的现实忧虑。这些忧虑包括成本上涨、优势削减以及由此引发的脱实向虚、资本外逃等讨论。种种争议集于一点,就是如何客观评价当前中国制造的成本压力与优势条件。
成本高不高,要结合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看
担忧中国制造的观点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成本上涨引发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这一观点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微笑曲线”的角度提出。所谓微笑曲线是指,产品生产经营流程,要依次经历“研发—加制—营销”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附加值水平存在差异,两端的研发、营销阶段的附加值高,中间的加工制造阶段的附加值低,从而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微笑曲线形状。低收入国家因劳动力成本低在中间加工制造阶段具有优势,而发达国家依托其技术和品牌资源在两端阶段占据优势。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在中间的加工制造阶段面临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在两端的研发和营销阶段又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从而导致“比较优势断档”,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进入高收入阶段。
客观而言,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的确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甚至上涨速度和幅度开始超过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这种上涨主要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此之前的增长幅度持续低于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的增长具有“补长”的特征。此外,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依然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
而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劳动报酬份额将从50%以下上升到65%左右。劳动报酬份额长期得不到提高,正是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我国而言,在工资增长幅度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的条件下,允许工资增速稍快一些,反而有助于提高劳动报酬份额,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实际上,我国工资相对上涨的同时,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表明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善。但是,也应看到,我国的基尼系数依然高于0.45,在国际警戒线0.4以上。在劳动报酬份额明显偏低、基尼系数偏高的背景下,允许工资水平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较快速度的增长,有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工资上涨是否会降低中国制造在国际范围的竞争力水平?很多人对此抱有忧虑。既然工资成本上涨主要面临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
数据统计,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工资水平已超越了印度和印尼,进入工资上涨的快车道。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加快,中国制造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国与印度的城镇化水平比较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城市化率开始加速,迅速超过印度并逐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换言之,中国制造发展和中国城镇化加速,恰好发生在中国工资水平赶超亚洲邻国的时期,即中国放弃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时期。中国制造的辉煌期,并非中国劳动力的廉价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制造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拉动中国工资水平迅速超越印度和印尼这两大亚洲邻国。
当前,很多人担心具有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印度和印尼等国会吸引中国资本外逃,挑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至少从我们经历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担忧没有必要。所谓的亚洲邻国的廉价劳动力已经存在了20余年。仅有劳动力资源不能构成有效的竞争优势,劳动力的廉价反而是制造业竞争力太低的表现。
关于中国制造成本压力的另一个担忧来自税收体制方面。近期,税费专家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相关数据不再列举。简单来说,就宏观税负而言,中国税负压力明显低于美国。其实,中美税制的差别,很大程度上也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美国和中国都具有所得税和流转税。略有不同的是,作为发达国家,美国的征信系统更为发达,会计财务制度更为成熟,其所得税的征收力度和效率更高。在流转税方面,我国以增值税为主,从事生产制造的企业是主要纳税群体,美国也存在流通环节的销售税和消费税,这些税收主要在商业流通环节征收。最终,就单位产品所承担的税负而言,美国的宏观税负并不低于中国。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在生产流通领域征收的税收较多,这些税收通常以“成本”计入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因此也称为“间接税”；美国在收入环节征收税收较多,这些税收直接由收入获得者承担,难以转嫁,也称“直接税”。因此,中美相比较,在美国“谁获得的收入多,谁交的税多”,在中国“谁消费的多,谁交的税多”。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税制具有鼓励消费的特征,更适合于高收入的消费型经济体；而中国的税制则更鼓励积累,更有助于塑造高积累高增长的发展型经济体。两者分别适应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
供应链优势已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导性优势
前面的分析只是阐明工资上涨有其优势,工资水平超越亚洲邻国并未造成我国制造业的衰落。但是,当前中国制造确实在微笑曲线的中间和两端都面临“优势不足”的处境,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制造业的发展阶段谈起。
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制造”的发展历史与竞争优势变迁,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78年—1992年:基于要素成本优势的生产方式。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创汇以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生产方式是分散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优势参与价值链竞争。
1992年—1999年:基于规模优势(集聚)生产方式。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分税制改革”的推动下,各地工业区、高新区、保税区建设迅速推进,分散的乡镇企业逐步进城,集群化生产进入初始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各区域之间的生产流通条件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农民工在本土就地就业形成的劳动力成本节约,难以形成主导的竞争优势,农民工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开始形成。
2000年—2007年:基于专业化优势的生产方式。加入WTO后世界市场的强大需求拉动推动产业升级,制造业发展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其典型特征是民营经济大规模投资机械和重化工业,高新区和大规模产业集群形成,分散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逐步被超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取代,集群化生产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性生产方式,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规模超过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数量,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2008金融危机至今,中国逐步形成集群柔性生产方式。其典型标志就是制造业的供应链优势成为主导性优势,各地崛起的超大规模产业集群开始具有全球影响力。某些分布于一个县(区)域经济范围内的超大规模产业集群,能够制造全球近半数甚至半数的同类产品。
简单考察这一过程不难发现,依托于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改善的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对于“中国制造”竞争优势的贡献越来越大,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影响逐步减少。相反,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剩余劳动力减少,土地资源逐步紧缺,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逐步提升。
通过农民工城市化和职业化,实现中国的“工资倍增计划”
那么,下一步,中国制造应该从哪里寻求突破,以实现再次转型升级?
如果说产业升级的根本是生产方式的变革,那么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就是佣工方式的改变。以短期佣工为主力的生产方式,注定难以实现稳定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也难以形成高水平的技工团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设备投入。
以农民工为主力的生产经营模式,就具有类似特征:农民工“就业在城市,家庭生活在农村”的就业状态,一方面降低了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也形成企业“短期佣工”、低水平生产、规模化扩张的产业模式。在初期,这种产业模式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设备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就长期而言,其技术进步的“天花板效应”会日益突出。
数据统计,2014年我国城市暂住人口已达2.4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18.14%,即我国近两成的人口为城市暂住人口。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制造大规模、大比例地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农民工；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工城市化”的潜在空间非常大。上世纪60年代,日本实施了著名的“工资倍增计划”,由此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于我国而言,将短期佣工、零散就业的农民工,转变为在城市稳定就业、技术稳定提升的技术工人,同样是中国制造推进“工资倍增计划”、实现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在农民工城市化和职业化方面,山东制造业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暂住人口比重较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压力较小；第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为严格,农村经济基础较好,农村家庭具有一定的财力支持青年农民进城购房转化为城市职业工人；第三,山东省“父母在不远游”的区域文化,使青年农民工长途迁徙外地就业的意愿较低,当地产业园区吸收青年农民工回流的难度较小；第四,山东省的农村基础教育条件相对较好,农村家庭重视子女教育,很大部分青年农民工有技校或中专的教育经历。
近年来,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重庆和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成为助推城市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使两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领先全国。山东省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条件并不弱于重庆和成都。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教育大省,如果能鼓励各地积极推动当地大规模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集群柔性生产”的合力,推动劳动力的职业化和技术化进程,山东省的制造业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智库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