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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雨露 杨栋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数量被分为四个等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数量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个等级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力量,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中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利。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么弱势群体就会带来革命。若“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最终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将会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东西。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也无可牺牲时,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对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本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惜,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乱世生银行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作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率先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么说的人,是无知。
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
雅典确实为后世留下很多美好想象: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将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古罗马历史学者基托这样歌颂雅典:“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甚至到了罗马时代,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籍奴隶为荣。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数量被分为四个等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数量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个等级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力量,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中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利。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么弱势群体就会带来革命。若“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最终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将会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东西。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也无可牺牲时,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对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本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惜,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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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作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率先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么说的人,是无知。
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
雅典确实为后世留下很多美好想象: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将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古罗马历史学者基托这样歌颂雅典:“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甚至到了罗马时代,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籍奴隶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