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青新
中国是一个很讲究“秩序”的国家。学者葛兆光曾经指出,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大地仿佛一个回字形,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中国历史的确可以概括成一部华夷秩序构建史,经历战国、秦汉、隋唐、宋元,到明朝大体完成。
日本史学家檀上宽的《永乐帝》,并非个人传记,对于众所周知的朱棣篡位前后的事件只作简略叙述,主要围绕朱棣的活动轨迹,将之与明朝的制度建设、文化思想相融合,以研究华夷秩序在明朝完成的过程。永乐帝只是个切入口,而在说永乐帝之前,作者花了不少笔墨讲述明太祖的统治措施,朱元璋一手打造的明朝体制,其目的就在于让政治秩序固定化,让中华与蛮夷各得其所。
作者说,作为历代中华帝国存在依据的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发展到明朝初期,造就出少有匹敌的专制国家。明朝对内推行皇权专制统治民众,对外建立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以规范周边诸国。大明皇帝以天下秩序与华夷秩序交叉构建起统括中华与蛮夷的世界体系。它既反映了历经元末混乱创立的明朝在恢复政治秩序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国社会随着历代王朝更迭专制程度不断强化的体制性归结。
朱棣的上位颇为可疑,所以他的神经特别敏感,谁也不能碰触他的逆鳞。檀上宽并不停留于控诉朱棣的残虐暴行,他认为永乐帝拉拢作为“浙东学派”领袖的方孝孺,是出于谋求自己皇位正统性的政治意图,因此他对此事的研究蔓延至明初知识分子对秩序的维护。关于建文帝的失败,大部分人都把导火线归因于削藩,而檀上宽敏锐地看到了齐泰、黄子澄与方孝孺三人之间的矛盾,削藩旨在强化皇权,而方孝孺主导的官制改革则重视民生,这两者不可相容,所以即使没有靖难之变,建文帝政权的权力中心仍然缺乏一个能够平衡两种政策的核心决策者。檀上宽还通过澄清、比较各类史书记载,判断朱元璋其实早有意向把王位交托给朱棣,对“燕王来朝”、“建文出走”等传闻的真假作者也进行了细缕分析,这一类研究见仁见智,可由各方家商榷中窥见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作为日本东洋史专家,檀上宽对于中日韩多角互动格局相当关注。我们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在思想文化上互为背景与资源,但日本史学界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对亚洲秩序乃至世界新秩序的格外关注,是否也隐含着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思想呢?
《永乐帝》
(日)檀上宽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是一个很讲究“秩序”的国家。学者葛兆光曾经指出,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大地仿佛一个回字形,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中国历史的确可以概括成一部华夷秩序构建史,经历战国、秦汉、隋唐、宋元,到明朝大体完成。
日本史学家檀上宽的《永乐帝》,并非个人传记,对于众所周知的朱棣篡位前后的事件只作简略叙述,主要围绕朱棣的活动轨迹,将之与明朝的制度建设、文化思想相融合,以研究华夷秩序在明朝完成的过程。永乐帝只是个切入口,而在说永乐帝之前,作者花了不少笔墨讲述明太祖的统治措施,朱元璋一手打造的明朝体制,其目的就在于让政治秩序固定化,让中华与蛮夷各得其所。
作者说,作为历代中华帝国存在依据的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发展到明朝初期,造就出少有匹敌的专制国家。明朝对内推行皇权专制统治民众,对外建立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以规范周边诸国。大明皇帝以天下秩序与华夷秩序交叉构建起统括中华与蛮夷的世界体系。它既反映了历经元末混乱创立的明朝在恢复政治秩序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国社会随着历代王朝更迭专制程度不断强化的体制性归结。
朱棣的上位颇为可疑,所以他的神经特别敏感,谁也不能碰触他的逆鳞。檀上宽并不停留于控诉朱棣的残虐暴行,他认为永乐帝拉拢作为“浙东学派”领袖的方孝孺,是出于谋求自己皇位正统性的政治意图,因此他对此事的研究蔓延至明初知识分子对秩序的维护。关于建文帝的失败,大部分人都把导火线归因于削藩,而檀上宽敏锐地看到了齐泰、黄子澄与方孝孺三人之间的矛盾,削藩旨在强化皇权,而方孝孺主导的官制改革则重视民生,这两者不可相容,所以即使没有靖难之变,建文帝政权的权力中心仍然缺乏一个能够平衡两种政策的核心决策者。檀上宽还通过澄清、比较各类史书记载,判断朱元璋其实早有意向把王位交托给朱棣,对“燕王来朝”、“建文出走”等传闻的真假作者也进行了细缕分析,这一类研究见仁见智,可由各方家商榷中窥见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作为日本东洋史专家,檀上宽对于中日韩多角互动格局相当关注。我们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在思想文化上互为背景与资源,但日本史学界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对亚洲秩序乃至世界新秩序的格外关注,是否也隐含着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思想呢?
《永乐帝》
(日)檀上宽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