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杰
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因素相互叠加,构成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最大困局。
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导致经济下行最为突出的因素,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而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发展问题,就是其正处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因素叠加效应所造成的发展困局之中,成为束缚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的系统性障碍因素。
首先,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已经处于高负债高杠杆率的特定阶段,而且负债率(杠杆率)还面临持续上升的空间。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间急剧上升了60.3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的98%提高到2014年的123.1%,6年间大幅度上升了51个百分点。
其次,与世界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面临相对高税负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总税率,2014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4.6%,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43.8%、德国的48.8%、日本的51.3%,也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61.7%、墨西哥的51.8%、越南的40.8%。作为中国国家和地方总税负的核心来源以及税负转移的最终承担者,制造业必然首当其冲地成为中国高税负最为直接的影响者。
最后,中国制造业部门已经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截至2016年2月,中国的PPI发生了连续48个月同比下降的重大现象,这就表明中国制造业部门已经全面发生了通货紧缩现象,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就业风险等宏观经济风险的概率在进一步加大。
最为关键的是,当前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实质上已经处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这三种因素的叠加效应所造成的发展困局之中。叠加效应带来的发展困局,已经远超单个因素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导致了中国制造业部门传统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全面弱化,造成了制造业部门投资收益率急剧下降和转型升级的高质量投资不足现象。既对中国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对中国制造业部门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扩张,造成了不容忽略的阻碍效应和拖累效应。
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所遭受的“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种叠加效应,既对微观企业行为造成了扭曲性影响,也引致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困局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减弱。
第一,对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的行为特征造成了扭曲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固化了出口依赖+低利润+低端生产能力的脆弱型发展模式,固化了政府优惠政策依赖型的企业盈利和发展模式,弱化了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内生激励机制；造成了实体经济企业追求短期化、多元化和泡沫化的投资偏好特征,导致了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内生能力不足；加速了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衰退,抑制了中国新兴产业的兴起,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二,引发宏观经济增长动力的弱化。在“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种因素的叠加作用效应下,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困局不仅仅对宏观经济的供给侧面造成了短期内难以避免的负面冲击,而且,供给侧面的持续疲软和恶化,会进一步扩散和传递影响到宏观经济的需求侧面,导致需求层面的进一步恶化,即形成了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能力弱化→宏观经济供给侧面发生问题→宏观经济需求侧面出现问题→宏观经济供侧面持续恶化的负反馈循环机制。
第三,导致货币政策无法渗透到实体经济部门。在银行遵循商业操作规则而关注自身贷款风险的前提下,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偿债能力的恶化风险,阻隔了银行体系资金对实体经济部门提高产品质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进行转型升级的投资活动的传递性和渗透性,导致降息、降准政策以及其他中国特色的货币宽松政策,并不能将金融资金有效地渗透到迫切需要长期资金来实施转型升级活动的实体经济部门,相反,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银行体系对实体企业的贷款高利率要求、“惜贷”行为甚至“逆向抽贷”行为,加剧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
因此,要打破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就必须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种因素及其叠加效应入手,有针对性地实施破解举措。
首先,要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难题,就有必要从切实全面推进金融体制的大改革入手。一方面,加快银行体系的混业经营,通过针对银行体系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创新举措,来从根本上来解决银行体系的贷款资金短期化倾向和实体经济长期发展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构建真正适宜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以及转型升级特征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已经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是否逐步放松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的表层次讨论,而是要彻底进入到银行体系的定位和发展思路的全面深层次改革的思考探索中。在当前仍然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形式的资本市场,来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长期发展资本的错配与扭曲困局,短时期内难以有效实现,也“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在全球对外开放的现实背景下,冒进式的或者快速推进型的直接融资形式的资本市场发展策略,可能会遭受国外金融危机冲击的风险,甚至遭受发达金融体系的干预与控制。这种背景下,通过对中国银行体系禁止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管制政策的逐步解除,鼓励银行业的混业经营以及直接投资业务的创新,可能是解决实体经济部门高负债率的可行思路之一。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定背景下,为了鼓励中国资本市场的全面发展,可以容忍资本市场适度的泡沫化,特别要对创业板、新三板以及主板市场适当容忍一定程度的泡沫性。借助中国资本市场适度的泡沫化,通过引导社会资金、金融体系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可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而且,适度的资本市场泡沫可以增加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通过投资者的财富效应和收入增长激励效应,促进中国宏观经济供给和需求侧面关系的有机平衡,逐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有效需求升级动力缺失引起供给不足的发展困局。
其次,针对“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这三种因素的叠加效应所造成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困局,短期内可采取的政策组合是:一是增加支出,可以通过盘活存量(前期沉淀财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借助金融资本去杠杆(银行债转股、发行专项债与下调固定资产资本金)、通过社会资本去杠杆(加速推进PPP和政府股权投资基金)等途径；二是实施推进针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性的大幅度结构性减税政策,在中国已经面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所造成的财政压力情况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依赖财政赤字的提升、存量资金的盘活、地方债务的置换等方式来实现。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高税负和高交易成本的难题,减少政府非公共性的权力、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权力清单和机构设置等,可能是更为持久同时也更为彻底的重大体制改革举措。
最后,要彻底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由于产能过剩导致的全面通货紧缩困局,需要我们有“壮士断腕”的大勇气以及“举重若轻”的大智慧。我们不能再局限于过剩产能的淘汰和僵尸企业的集中破产,是否会造成短期大规模失业、诱发社会安全风险的过度担忧中,而要积极通过构建失业保障安全网和打造社会安全托底机制,来扎实推进僵尸企业倒闭破产和落后产能全面淘汰的善后工作,从而重塑中国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市场环境。这才是中国破除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部门通货紧缩现象的唯一的且根本性的改革道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因素相互叠加,构成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最大困局。
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导致经济下行最为突出的因素,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而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发展问题,就是其正处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因素叠加效应所造成的发展困局之中,成为束缚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的系统性障碍因素。
首先,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已经处于高负债高杠杆率的特定阶段,而且负债率(杠杆率)还面临持续上升的空间。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间急剧上升了60.3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的98%提高到2014年的123.1%,6年间大幅度上升了51个百分点。
其次,与世界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面临相对高税负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总税率,2014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4.6%,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43.8%、德国的48.8%、日本的51.3%,也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61.7%、墨西哥的51.8%、越南的40.8%。作为中国国家和地方总税负的核心来源以及税负转移的最终承担者,制造业必然首当其冲地成为中国高税负最为直接的影响者。
最后,中国制造业部门已经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截至2016年2月,中国的PPI发生了连续48个月同比下降的重大现象,这就表明中国制造业部门已经全面发生了通货紧缩现象,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就业风险等宏观经济风险的概率在进一步加大。
最为关键的是,当前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实质上已经处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这三种因素的叠加效应所造成的发展困局之中。叠加效应带来的发展困局,已经远超单个因素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导致了中国制造业部门传统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全面弱化,造成了制造业部门投资收益率急剧下降和转型升级的高质量投资不足现象。既对中国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对中国制造业部门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扩张,造成了不容忽略的阻碍效应和拖累效应。
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所遭受的“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种叠加效应,既对微观企业行为造成了扭曲性影响,也引致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困局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减弱。
第一,对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的行为特征造成了扭曲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固化了出口依赖+低利润+低端生产能力的脆弱型发展模式,固化了政府优惠政策依赖型的企业盈利和发展模式,弱化了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内生激励机制；造成了实体经济企业追求短期化、多元化和泡沫化的投资偏好特征,导致了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内生能力不足；加速了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衰退,抑制了中国新兴产业的兴起,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二,引发宏观经济增长动力的弱化。在“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种因素的叠加作用效应下,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困局不仅仅对宏观经济的供给侧面造成了短期内难以避免的负面冲击,而且,供给侧面的持续疲软和恶化,会进一步扩散和传递影响到宏观经济的需求侧面,导致需求层面的进一步恶化,即形成了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能力弱化→宏观经济供给侧面发生问题→宏观经济需求侧面出现问题→宏观经济供侧面持续恶化的负反馈循环机制。
第三,导致货币政策无法渗透到实体经济部门。在银行遵循商业操作规则而关注自身贷款风险的前提下,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偿债能力的恶化风险,阻隔了银行体系资金对实体经济部门提高产品质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进行转型升级的投资活动的传递性和渗透性,导致降息、降准政策以及其他中国特色的货币宽松政策,并不能将金融资金有效地渗透到迫切需要长期资金来实施转型升级活动的实体经济部门,相反,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银行体系对实体企业的贷款高利率要求、“惜贷”行为甚至“逆向抽贷”行为,加剧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
因此,要打破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就必须从“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种因素及其叠加效应入手,有针对性地实施破解举措。
首先,要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难题,就有必要从切实全面推进金融体制的大改革入手。一方面,加快银行体系的混业经营,通过针对银行体系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创新举措,来从根本上来解决银行体系的贷款资金短期化倾向和实体经济长期发展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构建真正适宜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以及转型升级特征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已经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是否逐步放松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的表层次讨论,而是要彻底进入到银行体系的定位和发展思路的全面深层次改革的思考探索中。在当前仍然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形式的资本市场,来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长期发展资本的错配与扭曲困局,短时期内难以有效实现,也“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在全球对外开放的现实背景下,冒进式的或者快速推进型的直接融资形式的资本市场发展策略,可能会遭受国外金融危机冲击的风险,甚至遭受发达金融体系的干预与控制。这种背景下,通过对中国银行体系禁止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管制政策的逐步解除,鼓励银行业的混业经营以及直接投资业务的创新,可能是解决实体经济部门高负债率的可行思路之一。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定背景下,为了鼓励中国资本市场的全面发展,可以容忍资本市场适度的泡沫化,特别要对创业板、新三板以及主板市场适当容忍一定程度的泡沫性。借助中国资本市场适度的泡沫化,通过引导社会资金、金融体系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可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而且,适度的资本市场泡沫可以增加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通过投资者的财富效应和收入增长激励效应,促进中国宏观经济供给和需求侧面关系的有机平衡,逐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有效需求升级动力缺失引起供给不足的发展困局。
其次,针对“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这三种因素的叠加效应所造成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困局,短期内可采取的政策组合是:一是增加支出,可以通过盘活存量(前期沉淀财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借助金融资本去杠杆(银行债转股、发行专项债与下调固定资产资本金)、通过社会资本去杠杆(加速推进PPP和政府股权投资基金)等途径；二是实施推进针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性的大幅度结构性减税政策,在中国已经面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所造成的财政压力情况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依赖财政赤字的提升、存量资金的盘活、地方债务的置换等方式来实现。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高税负和高交易成本的难题,减少政府非公共性的权力、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权力清单和机构设置等,可能是更为持久同时也更为彻底的重大体制改革举措。
最后,要彻底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由于产能过剩导致的全面通货紧缩困局,需要我们有“壮士断腕”的大勇气以及“举重若轻”的大智慧。我们不能再局限于过剩产能的淘汰和僵尸企业的集中破产,是否会造成短期大规模失业、诱发社会安全风险的过度担忧中,而要积极通过构建失业保障安全网和打造社会安全托底机制,来扎实推进僵尸企业倒闭破产和落后产能全面淘汰的善后工作,从而重塑中国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市场环境。这才是中国破除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部门通货紧缩现象的唯一的且根本性的改革道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