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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曙光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奇迹”与“话语贫困”的背反,构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我们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在国际话语场,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行动上的巨人、语言上的矮子”
实践是最好的裁判,过去3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还只是一个行动上的巨人,语言上的矮子。在国际话语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几乎完全由西方话语主导和控制。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政治家,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普通大众,都存在对中国道路的揣测性解读和任意发挥,“中国模式”成为了一个随意涂抹的角色,已经没有了自身独特的规定性和确定性,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经济强国、世界大国,没有人可以否认或轻视。但同时,在国际话语场,中国依然是一个轻言少语、沉默寡言的巨人,“话语赤字”、“思想赤字”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话语权建设工作,频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中国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我们的话语劣势还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话语议题由西方设定,话语规则由西方制定,话语进程由西方主导,话语内容由西方提供,话语真伪由西方裁判,分析范式由西方创造,“西方”二字似乎成了话语标准、话语权威和话语真理性的担保。回顾近三十年来的话语变迁,我们惊讶地发现,西方话语对中国情有独钟,丝毫不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话语争锋,“历史终结论”影射中国,“文明冲突论”直指中国,“大国责任论”捧杀中国,“中国破溃论”棒杀中国,“非洲殖民论”干扰中国,“中国霸权论”恫吓中国,“中国威胁论”孤立中国,“普世价值论”重塑中国,“价值观外交”围堵中国,“霸权稳定论”遏制中国,“民主和平论”忽悠中国,“南海航行自由论”依然剑指中国。此外,西方还在涉藏、涉疆、涉台、涉恐、涉暴、涉独等问题上制造话语,挑拨离间,混淆是非,试图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然,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崛起,话语体系的建构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中国道路”已经铺就,“中国故事”举世流传,“中国崛起”已成事实。“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不能再继续了,“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一句话,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
复归路向、复古路向、西化路向,都不可能成为建构中国话语的合适方案
中国话语建构,事关中国的道路自信,事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事关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是,究竟该用一套什么样的话语来阐释“中国道路”,这似乎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重叠加,构成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非常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无法选择的,也是无可回避的,对传统、对现代、对后现代的共时性反思都在考验我们: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
有人提供了这样三套方案供我们选择。这些方案中,有的是我们自己习得的,有的是祖宗留下的,有的是别人“慷慨赠送”的。
第一套方案是教条主义者推崇的方案。他们认为,马恩的话语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体系,它自创立以来始终参与了世界的理性塑造,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马恩的话语即是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即是回归马恩的话语。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标新立异,为什么不可以“照着说”——这是“回到原典”的复归路向。
第二套方案是文化保守主义(历史复古主义)者迷信的方案。他们以为,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绵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东方古韵的经典话语,这套话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复兴”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词汇作为时代的主轴,作为继续前行的梦想和动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这是“向后看”的复古路向。
第三套方案是文化激进主义(洋教条主义)者主张的方案。他们提出,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话语,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是在西方话语的主导下推进的,西方话语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中心话语,西方模式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什么不能向西方话语靠拢——这是“向外看”的西化路向。
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三种可能的方案呢?
首先,马恩的话语依然管用但不够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苛求以“老祖宗”的话语来解决21世纪中国的问题。老祖宗的话语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案。老祖宗的话语在今天依然好用、依然能用、依然管用,但是,今天的中国是马恩未曾遇到过、也未曾设想过的中国,马恩的话语不够用也是事实。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归马恩的经典话语来解决,因为我们身处在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和文化传统之中。
其次,古人的话语过去好用今天不完全管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时代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奢望以古人的话语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是在古代中国这块沃土上生长起来的,蕴含了厚重的东方智慧,这套话语不仅缔造了“中央之国”的神话,也深刻影响了东方诸国的文明步伐。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置身于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发展大道,不能依靠退回到前现代来寻求文化自信。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活传统话语来解决,因为我们已无法退化到前现代。
再次,洋人的话语西方能用中国不适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民族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期待以西方的话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今天遭遇的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在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但是,由于国情不同,“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文化激进主义者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西方人,这也是一种“文化软骨病”。西方话语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而言,恐怕只能起到“隔岸观火”、“隔靴瘙痒”的作用。
可见,“回到原典话语”的复归路向,“复活传统话语”的复古路向,“套用洋人话语”的西化路向,都无法科学解释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乃至即将发生的故事,都无法准确破译“中国奇迹”背后的奥秘,因而也都不可能成为建构“中国话语”的正道。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定力、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
中国话语的自立自强是实现“三个自信”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如果缺乏“中国话语”的有力支撑,那么“中国道路”就是不清晰的,“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我们必须要在成为行动巨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为语言上的巨人。
但是,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发声?中国话语究竟该说些什么?该怎么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定力、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
“中国话语”不仅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前因”,还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后果”。“前因”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果”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具有实践的合理性。
“中国话语”不仅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做法,而且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方法。做法是操作层面的,方法是理论层面的；做法是形而下的,方法是形而上的；做法是特殊的,方法是普世的；做法不能复制,方法可以借鉴；做法往往会过时,方法则常用常新。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则是普遍适用的方法；建立“经济特区”的做法是属于中国的,但其间蕴含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则是属于世界的。
“中国话语”不仅要讲清“中国经验”的民族性,还要讲清“中国经验”的世界性。“中国模式”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是,“中国模式”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绝不意味着可以“出口”到世界,中国从来不搞模式输出,从不追求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统治世界。“中国模式”无法复制,但可以借鉴。“中国模式”丰富了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智慧,提供了破解发展难题的灵感和启发,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话语”不仅要描绘“中国故事”,还要解码“中国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其他话语无法解释,对于“中国奇迹”,中国话语要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不仅要从社会主义改革的维度来解释,也要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维度来解释；不仅要从经济领域来解释,也要从政治和制度的层面来解释；不仅要从国内纵向比较的视野来解释,还要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解释。
“中国话语”不仅要揭露西方预置的话语陷阱,还要敢于与西方话语过招。西方话语中预设了太多的理论陷阱,比如,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西方制度“包治百病”的陷阱；“普世价值”的陷阱；价值外交的陷阱；民主和平论的陷阱；霸权稳定论的陷阱；民主富强论的陷阱等。西方通过话语霸权为全世界布下了一个个美丽的陷阱,等着别国就范。这方面的“试验田”已经太多了,中国没必要成为又一块失败的试验地。此外,在国际话语场,西方一些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制造了一拨又一拨的话语,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大国责任论”,“非洲殖民论”,“南海航行自由论”,等等,中国不应该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之中,应敢于接招,敢于亮剑。
“中国话语”不仅要破译中国奇迹的密码,还要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中国话语首先带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想象,但无疑也会体现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比如,改革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的改革举措无法复制,但其间蕴涵的改革方法论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硬道理”,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根据自身实际实行渐进式改革,“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加强顶层设计”,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的中国方案。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奇迹”与“话语贫困”的背反,构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我们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在国际话语场,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行动上的巨人、语言上的矮子”
实践是最好的裁判,过去3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还只是一个行动上的巨人,语言上的矮子。在国际话语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几乎完全由西方话语主导和控制。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政治家,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普通大众,都存在对中国道路的揣测性解读和任意发挥,“中国模式”成为了一个随意涂抹的角色,已经没有了自身独特的规定性和确定性,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经济强国、世界大国,没有人可以否认或轻视。但同时,在国际话语场,中国依然是一个轻言少语、沉默寡言的巨人,“话语赤字”、“思想赤字”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话语权建设工作,频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中国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我们的话语劣势还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话语议题由西方设定,话语规则由西方制定,话语进程由西方主导,话语内容由西方提供,话语真伪由西方裁判,分析范式由西方创造,“西方”二字似乎成了话语标准、话语权威和话语真理性的担保。回顾近三十年来的话语变迁,我们惊讶地发现,西方话语对中国情有独钟,丝毫不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话语争锋,“历史终结论”影射中国,“文明冲突论”直指中国,“大国责任论”捧杀中国,“中国破溃论”棒杀中国,“非洲殖民论”干扰中国,“中国霸权论”恫吓中国,“中国威胁论”孤立中国,“普世价值论”重塑中国,“价值观外交”围堵中国,“霸权稳定论”遏制中国,“民主和平论”忽悠中国,“南海航行自由论”依然剑指中国。此外,西方还在涉藏、涉疆、涉台、涉恐、涉暴、涉独等问题上制造话语,挑拨离间,混淆是非,试图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然,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崛起,话语体系的建构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中国道路”已经铺就,“中国故事”举世流传,“中国崛起”已成事实。“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不能再继续了,“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一句话,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
复归路向、复古路向、西化路向,都不可能成为建构中国话语的合适方案
中国话语建构,事关中国的道路自信,事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事关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是,究竟该用一套什么样的话语来阐释“中国道路”,这似乎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重叠加,构成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非常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无法选择的,也是无可回避的,对传统、对现代、对后现代的共时性反思都在考验我们: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
有人提供了这样三套方案供我们选择。这些方案中,有的是我们自己习得的,有的是祖宗留下的,有的是别人“慷慨赠送”的。
第一套方案是教条主义者推崇的方案。他们认为,马恩的话语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体系,它自创立以来始终参与了世界的理性塑造,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马恩的话语即是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即是回归马恩的话语。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标新立异,为什么不可以“照着说”——这是“回到原典”的复归路向。
第二套方案是文化保守主义(历史复古主义)者迷信的方案。他们以为,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绵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东方古韵的经典话语,这套话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复兴”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词汇作为时代的主轴,作为继续前行的梦想和动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这是“向后看”的复古路向。
第三套方案是文化激进主义(洋教条主义)者主张的方案。他们提出,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话语,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是在西方话语的主导下推进的,西方话语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中心话语,西方模式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什么不能向西方话语靠拢——这是“向外看”的西化路向。
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三种可能的方案呢?
首先,马恩的话语依然管用但不够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苛求以“老祖宗”的话语来解决21世纪中国的问题。老祖宗的话语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案。老祖宗的话语在今天依然好用、依然能用、依然管用,但是,今天的中国是马恩未曾遇到过、也未曾设想过的中国,马恩的话语不够用也是事实。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归马恩的经典话语来解决,因为我们身处在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和文化传统之中。
其次,古人的话语过去好用今天不完全管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时代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奢望以古人的话语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是在古代中国这块沃土上生长起来的,蕴含了厚重的东方智慧,这套话语不仅缔造了“中央之国”的神话,也深刻影响了东方诸国的文明步伐。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置身于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发展大道,不能依靠退回到前现代来寻求文化自信。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不能通过复活传统话语来解决,因为我们已无法退化到前现代。
再次,洋人的话语西方能用中国不适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的历史性实践具有民族的特殊性,所以我们不能期待以西方的话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今天遭遇的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在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但是,由于国情不同,“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文化激进主义者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西方人,这也是一种“文化软骨病”。西方话语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而言,恐怕只能起到“隔岸观火”、“隔靴瘙痒”的作用。
可见,“回到原典话语”的复归路向,“复活传统话语”的复古路向,“套用洋人话语”的西化路向,都无法科学解释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乃至即将发生的故事,都无法准确破译“中国奇迹”背后的奥秘,因而也都不可能成为建构“中国话语”的正道。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定力、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
中国话语的自立自强是实现“三个自信”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如果缺乏“中国话语”的有力支撑,那么“中国道路”就是不清晰的,“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我们必须要在成为行动巨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为语言上的巨人。
但是,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发声?中国话语究竟该说些什么?该怎么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定力、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
“中国话语”不仅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前因”,还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后果”。“前因”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果”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具有实践的合理性。
“中国话语”不仅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做法,而且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方法。做法是操作层面的,方法是理论层面的；做法是形而下的,方法是形而上的；做法是特殊的,方法是普世的；做法不能复制,方法可以借鉴；做法往往会过时,方法则常用常新。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则是普遍适用的方法；建立“经济特区”的做法是属于中国的,但其间蕴含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则是属于世界的。
“中国话语”不仅要讲清“中国经验”的民族性,还要讲清“中国经验”的世界性。“中国模式”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是,“中国模式”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绝不意味着可以“出口”到世界,中国从来不搞模式输出,从不追求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统治世界。“中国模式”无法复制,但可以借鉴。“中国模式”丰富了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智慧,提供了破解发展难题的灵感和启发,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话语”不仅要描绘“中国故事”,还要解码“中国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其他话语无法解释,对于“中国奇迹”,中国话语要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不仅要从社会主义改革的维度来解释,也要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维度来解释；不仅要从经济领域来解释,也要从政治和制度的层面来解释；不仅要从国内纵向比较的视野来解释,还要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解释。
“中国话语”不仅要揭露西方预置的话语陷阱,还要敢于与西方话语过招。西方话语中预设了太多的理论陷阱,比如,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西方制度“包治百病”的陷阱；“普世价值”的陷阱；价值外交的陷阱；民主和平论的陷阱；霸权稳定论的陷阱；民主富强论的陷阱等。西方通过话语霸权为全世界布下了一个个美丽的陷阱,等着别国就范。这方面的“试验田”已经太多了,中国没必要成为又一块失败的试验地。此外,在国际话语场,西方一些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制造了一拨又一拨的话语,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大国责任论”,“非洲殖民论”,“南海航行自由论”,等等,中国不应该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之中,应敢于接招,敢于亮剑。
“中国话语”不仅要破译中国奇迹的密码,还要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中国话语首先带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想象,但无疑也会体现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比如,改革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的改革举措无法复制,但其间蕴涵的改革方法论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硬道理”,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根据自身实际实行渐进式改革,“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加强顶层设计”,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的中国方案。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