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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蝇”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
近日“昆明公安曝出小官大贪,家中搜出亿元现金”的消息引发公众高度关注。昆明检方27日回应称,目前初查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局长韩玉彪涉嫌受贿额为400余万元。据新华社记者了解,此案牵连甚广,正处于深入调查之中。
对“小官大贪”,人们称之为“虎蝇”。专家称,“虎蝇”贪腐行为均发生在群众身边,他们官虽小但手上有着“绝对权力”,而监督机制未能发挥约束效力。
“虎蝇”危害猛于虎
27日,有报道称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局长韩玉彪家中搜出超过上亿元现金,并指韩通过权钱交易,在辖区内每天每台游戏机抽成10元到40元。此外,辖区内的一些企业逢年过节也要“孝敬”他。
昆明市检察院当日傍晚回应称,韩玉彪涉嫌受贿,在2014年11月21日被昆明市检察院依法立案侦查,2015年2月12日云南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决定对其依法逮捕；网传在其家中搜查出1亿元现金与事实不符；目前初步查证的涉嫌受贿金额为400余万元。
记者从消息相关人士了解到,韩玉彪案牵连甚广,除了官渡分局,昆明市局和另外一个区分局也有数名治安管理部门人员和派出所长被调查,其贪腐行径多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职能管辖范围有关,可能涉及ＫＴＶ、夜总会、游戏厅等。
韩玉彪案尚有待进一步查明,但毫无疑问此案属于“小官大贪”的范畴。近两年来,先有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后有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这些“小官大贪”的案例令人震惊。据记者调查,在去年各地纪检部门公布的“反腐成绩单”中,基层“小官”占比不断增加,其中不乏“虎蝇”……
总体来看,发生“小官大贪”的部门虽然级别不高,但都是一些权力集中的部门,其中也包含一些关键岗位。专家指出,“虎蝇”与基层群众打交道,与民生关联度更高,有些危害甚至“猛于虎”。
“虎蝇”位低权重任性胡为
记者调查发现,近两年来这些“虎蝇”案件中,关键在于他们手上握有局部领域的“绝对权力”,在具体工作中起着“一言九鼎”的分量,利用手中权力寻租轻而易举,相关敛财方式也是花样众多。
——“雁过拔毛,大小通吃”。一些基层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权力,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单位和个人索取贿赂。陕西省渭南市住建局原科级干部侯福才利用职权向企业索贿5千多万元,侯福才以他人名义注册成立公司,由其本人实际控制,以收取所谓“担保、咨询服务费”为由,向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索贿千万元以上,并且“大小通吃”,甚至渭南市儿童福利院建设儿童康复综合楼项目时也不得不向其“孝敬”5万元。
——“上下其手,团体作案”。一些基层部门屡屡曝出“窝案”。近两年来,江苏、浙江、河北、江西等地曝出路灯腐败案,涉及市政管理、建设部门以及乡镇村委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逾30人,他们在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中采取“做高价格,瓜分差价”“虚增材料、虚列电费”“招标、付款层层卡要”等手段敛财。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8名关员“集体贪腐”放纵走私,深圳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7名关员按车收取“好处费”……
——“趁火打劫,浑水摸鱼”。许多城市的城中村或附近的乡镇,在土地转租以及“城中村”拆迁改造方面涉及巨大利益,极易滋生“暗箱操作”问题,特别是经手相关业务的村官腐败问题严重。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杨家峪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政,在村集体土地开发过程中,收取某公司1．6亿元、某地产集团778．68万元合作包干费以及收取村民的销(预)售房屋款项等数个重大项目收支情况均未向村民公开。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整理部原副部长黄华辉利用主管广州市金沙洲征地拆迁的职务之便,为承包商、租赁商更改容积率、发放征地补偿款等提供帮助,去年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涉案金额高达8900多万元。
扎紧权力“篱笆”缝隙
记者了解到,“小官大贪”问题正逐步成为各地各部门的反腐败工作重点。专家们认为,要遏制“虎蝇”频发现象,关键要健全监督机制,遏制基层官员的绝对权力,才能让反腐不留“死角”。
相比反腐机制往往注重“抓大”、监督重点是“一把手”和重要官员而言,现在对一些基层小单位和“芝麻官员”的监督制度约束不够,基层审计和检查手段也往往流于形式。
陕西省社科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郭兴全认为,一些重要的基层岗位其实权力很大,但有些官员一干就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长期处于关键岗位又缺乏监督就很容易形成监管“盲区”,从而导致腐败,所以对这些重要岗位要实行轮岗制度。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石英表示,遏制“小官大贪”现象,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和警示教育力度,让广大基层官员不敢贪、不愿贪。与此同时,要科学合理配置权力,进一步实施简政放权,建立健全“管审分离”“管办分离”等相关制度,避免因权力垄断产生腐败问题,严格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压缩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空间。
(据新华社昆明3月30日电)
对“小官大贪”,人们称之为“虎蝇”。专家称,“虎蝇”贪腐行为均发生在群众身边,他们官虽小但手上有着“绝对权力”,而监督机制未能发挥约束效力。
“虎蝇”危害猛于虎
27日,有报道称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局长韩玉彪家中搜出超过上亿元现金,并指韩通过权钱交易,在辖区内每天每台游戏机抽成10元到40元。此外,辖区内的一些企业逢年过节也要“孝敬”他。
昆明市检察院当日傍晚回应称,韩玉彪涉嫌受贿,在2014年11月21日被昆明市检察院依法立案侦查,2015年2月12日云南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决定对其依法逮捕；网传在其家中搜查出1亿元现金与事实不符；目前初步查证的涉嫌受贿金额为400余万元。
记者从消息相关人士了解到,韩玉彪案牵连甚广,除了官渡分局,昆明市局和另外一个区分局也有数名治安管理部门人员和派出所长被调查,其贪腐行径多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职能管辖范围有关,可能涉及ＫＴＶ、夜总会、游戏厅等。
韩玉彪案尚有待进一步查明,但毫无疑问此案属于“小官大贪”的范畴。近两年来,先有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后有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这些“小官大贪”的案例令人震惊。据记者调查,在去年各地纪检部门公布的“反腐成绩单”中,基层“小官”占比不断增加,其中不乏“虎蝇”……
总体来看,发生“小官大贪”的部门虽然级别不高,但都是一些权力集中的部门,其中也包含一些关键岗位。专家指出,“虎蝇”与基层群众打交道,与民生关联度更高,有些危害甚至“猛于虎”。
“虎蝇”位低权重任性胡为
记者调查发现,近两年来这些“虎蝇”案件中,关键在于他们手上握有局部领域的“绝对权力”,在具体工作中起着“一言九鼎”的分量,利用手中权力寻租轻而易举,相关敛财方式也是花样众多。
——“雁过拔毛,大小通吃”。一些基层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权力,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单位和个人索取贿赂。陕西省渭南市住建局原科级干部侯福才利用职权向企业索贿5千多万元,侯福才以他人名义注册成立公司,由其本人实际控制,以收取所谓“担保、咨询服务费”为由,向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索贿千万元以上,并且“大小通吃”,甚至渭南市儿童福利院建设儿童康复综合楼项目时也不得不向其“孝敬”5万元。
——“上下其手,团体作案”。一些基层部门屡屡曝出“窝案”。近两年来,江苏、浙江、河北、江西等地曝出路灯腐败案,涉及市政管理、建设部门以及乡镇村委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逾30人,他们在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中采取“做高价格,瓜分差价”“虚增材料、虚列电费”“招标、付款层层卡要”等手段敛财。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8名关员“集体贪腐”放纵走私,深圳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7名关员按车收取“好处费”……
——“趁火打劫,浑水摸鱼”。许多城市的城中村或附近的乡镇,在土地转租以及“城中村”拆迁改造方面涉及巨大利益,极易滋生“暗箱操作”问题,特别是经手相关业务的村官腐败问题严重。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杨家峪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政,在村集体土地开发过程中,收取某公司1．6亿元、某地产集团778．68万元合作包干费以及收取村民的销(预)售房屋款项等数个重大项目收支情况均未向村民公开。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整理部原副部长黄华辉利用主管广州市金沙洲征地拆迁的职务之便,为承包商、租赁商更改容积率、发放征地补偿款等提供帮助,去年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涉案金额高达8900多万元。
扎紧权力“篱笆”缝隙
记者了解到,“小官大贪”问题正逐步成为各地各部门的反腐败工作重点。专家们认为,要遏制“虎蝇”频发现象,关键要健全监督机制,遏制基层官员的绝对权力,才能让反腐不留“死角”。
相比反腐机制往往注重“抓大”、监督重点是“一把手”和重要官员而言,现在对一些基层小单位和“芝麻官员”的监督制度约束不够,基层审计和检查手段也往往流于形式。
陕西省社科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郭兴全认为,一些重要的基层岗位其实权力很大,但有些官员一干就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长期处于关键岗位又缺乏监督就很容易形成监管“盲区”,从而导致腐败,所以对这些重要岗位要实行轮岗制度。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石英表示,遏制“小官大贪”现象,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和警示教育力度,让广大基层官员不敢贪、不愿贪。与此同时,要科学合理配置权力,进一步实施简政放权,建立健全“管审分离”“管办分离”等相关制度,避免因权力垄断产生腐败问题,严格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压缩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空间。
(据新华社昆明3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