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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聚军
近期,作为欧债危机始作俑者的希腊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1月份进行的希腊大选,共吸引了来自45个国家的497名国际媒体记者,而几乎同时进行的美国与古巴历史性会谈,却只引起了45家国际媒体的关注,远落后于希腊大选。此次大选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是因为获胜方、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人齐普拉斯在竞选时承诺,将结束近5年来国际债权人施加给希腊的“屈辱与痛苦”,取消财政节约计划,乃至重返欧债危机爆发前“举债谋福利”的老路!作为“福利国家”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左翼势力在欧洲大陆的强力反弹,使得“福利超载”现象这一困扰西方世界近半个世纪的问题,再次被置于聚光灯之下。
西方政治中的竞争性选举,使选票成为“枷锁”,福利水平只能升不能降
简单而言,福利超载是指社会福利支出超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的可承受限度,过度供给。福利超载现象的出现,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政客对民意的过度迎合。虽然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纷繁复杂的内政外交政策,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通常更加关注的是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各类社会津贴等实实在在的直接利益。因此,对于执政集团和其竞争者而言,通过提升福利待遇水平,扩展覆盖范围,就成为迎合民意、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渠道。二是“福利刚性”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制约,即公众对既得的福利待遇具有只允许其上升、难以接受其下降的普遍心理预期。即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任何一项旨在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的公共议题,通常都会使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甚至政治风险。
近代以来,在直接民主难以广泛推行的情况下,代议民主作为一种折中和妥协,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选择,竞争性的选举随之成为西式民主最重要的外部特征和衡量指标。也正是在少数精英为争取大众选票的竞争中,民粹主义、利益集团政治、福利超载等代议民主可能引发的问题和矛盾逐步展现出来。从二战以来的政治实践来看,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功地遏制了代议民主可能诱发的民粹主义倾向。但这也仅仅限于西方国家,对于照搬和效仿西方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除了韩国等少数国家,多数仍然游走于独裁与民粹之间。而对于利益集团政治和福利超载现象,目前则仍旧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化解决方案。特别是福利超载现象,已成为代议民主体制的一大难题。
理想状态下,社会福利供给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动态平衡。特别是考虑到“福利刚性”作用下公众的普遍心理预期,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中,应从制度设计层面做必要的准备,以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可能出现的不利变化。然而从二战以来的政治生活实践来看,在代议民主体制下,政府却很难从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出发,对福利政策做出负责任的长远规划: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公众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利益诉求日趋聚焦于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又使得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面临着沉重的国际比照压力。于是,在公众的福利预期持续升温的情况下,迫于选票的压力,任何一项旨在降低福利水平的公共议题,通常都面临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乃至政治风险。
但这里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背景下,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已经难以独善其身,周期性明显加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乃至停滞以后,包括政府财政在内的社会收入均会随之减少。但在选票压力下,又很难期望政客们不考虑普遍的社会心理预期,乃至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从社会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出发,制定更负责任的福利政策。现实政治生活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即使面临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支出却仍然保持在高位,甚至继续攀升,以至于完全背离经济发展的现实,最终使政府财政难以为继,福利事业亦随之陷入窘境。这样,选民用选票作为“枷锁”,约束和绑架政府决策,最终使得社会福利政策愈发缺乏弹性,往往是供给水平只能不断提升,却很难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做出相应的下行调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福利超载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集中爆发过三次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北欧福利国家危机、80年代以来的“拉美化”现象,以及近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议民主体制下福利超载现象集中爆发的三个典型案例。
福利国家危机是福利超载现象及其引发的连锁危机在西方世界的首次爆发。
福利国家指那些通过立法构建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其政策核心是高度福利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部分北欧国家为典型。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北欧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具有鲜明普惠特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福利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社会试验室”。然而好景不长,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导火索,北欧各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普遍面临着财政赤字急剧攀升、企业竞争力下降、失业率居高不小、“福利依赖”情绪蔓延等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福利事业随之陷入困境。
在选举政治和福利刚性的作用下,高福利承诺向来是北欧国家的各政治派别、尤其是左翼政党争夺选票的有利工具,长期以往逐步培育了一批以产业工人和新兴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强大且高度团结的既得利益集团,任何试图“拆散福利国家”的改革倾向都会遭到猛烈的反击。危机爆发后,各界对政府的福利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批评。然而批评归于批评,一旦要真正深入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甚至多数人的既得利益,政府反而可能面临更加严厉的批评和政治风险,这就使得各政治派别都不愿冒险在福利政策改革问题上采取过激举动,改革举步维艰。
当然也不能否认,北欧国家的代议民主体制已经非常成熟,整体的政治文化氛围也比较理性,这使得它们普遍具有很强的调整适应能力。特别是面对危机的巨大冲击,公众和执政集团都不得不对现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做出反思并接受必要的调整。例如在瑞典,经历了危机初期的阵痛后,各社会阶层通过在代议民主体制下搭建起的协商民主平台,达成了诸多妥协与共识,甚至部分福利紧缩改革动议就是在工会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下,由福利国家的始作俑者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
民粹式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导致拉美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内因。
从表面上看,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似乎与西方世界并无实质性差异,但由于其民主制度缺乏必要的法治制约以及相应的社会基础,可以说是徒有其表。上述情况使得代议民主可能诱发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拉美迅速升温。近百年来,拉美的民粹主义政治强人层出不穷,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阿根廷的庇隆可以被视为非民主时代拉美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乌拉圭的克雷亚则可以被视为社会经济较为稳定的“民主巩固”时期的民粹主义代表人物。
回顾近代以来的拉美发展史,除了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10年,以及周期性的军人政权统治以外,“以福利换选票”始终在民粹主义政客们的施政纲领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对于民粹主义政客而言,上台执政永远是第一位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虽然拉美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迎合“人民”诉求的具体政策路径不尽相同,但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施政导向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即无视经济发展规律,不顾自身发展水平和财力的限制,试图通过模仿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福利和就业政策,甚至对西方国家进行“福利赶超”,以期达到快速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然而,拉美式的“福利赶超”虽然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但由于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是引发了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成为增长停滞乃至倒退的重要诱因,福利事业和经济增长最终双双掉入“陷阱”。
希腊等南欧国家长期存在并不断加剧的福利超载现象是诱发欧债危机的主要推力。换一个视角来看,欧债危机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福利超载及其引发的连锁危机在西方世界的再次爆发。
2009年10月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为导火索,部分南欧国家先后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作为欧债危机的重灾区,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欧诸国虽然在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上一直低于德、英、法等其他欧盟国家,但其社会福利水平却一直在努力向上述国家看齐,社会保险趋于福利化。例如,在欧债危机爆发前,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维持在60%左右,而几个危机重灾区国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则高达80%以上。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二战以来欧洲大陆局势的总体稳定,使得公共议题日益聚焦于民生问题,公众普遍对社会福利有较高的要求和预期。另一方面,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西欧和北欧国家较高的福利供给水平所带来的比照压力,也迫使南欧各国纷纷跟进。
这里的问题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像西北欧国家那样,支撑起高额的福利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南欧诸国的各政治派别,尤其是左翼政党,一方面通过挥舞福利支票,以吸引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另一方面,面对迅速增长的福利性支出以及政府财力的巨大压力,为了缓解来自高收入群体的批评与反对,亦不愿通过提高税率、增设社会保障类的专项税种等财税手段维持收支平衡,于是纷纷走向了举债“谋福利”的道路:为了保障福利开支,同时利用公众的信息不对称,不断增发债券向金融市场融资,以至于普遍催生超前消费。这样,在竞争性的选举政治下,选民用自己的选票作为“枷锁”,以至少保证福利水平不降低为目的,约束政府在福利政策上的过激改革行为。与之相对应,任何一个希望获得选举胜利的政党和政客都不会轻易去触碰可能影响自身政治前途的、与选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从而使一个由理性政客组成的政府反而被“绑架”,而不能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进行有效的作为。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代议民主催生福利超载问题,而福利超载问题的日积月累又形成了对选举政治的绑架。
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的执政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准备采取紧缩政策,但民众已经嫣然习惯了高福利的安逸生活,强烈反对改革,并通过游行罢工的方式予以抵制。而且相比较西欧和北欧国家,南欧诸国普遍缺乏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国内各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难以通过搭建协商对话平台的方式,达成必要的妥协。这也使得政府在相关改革上缩手缩脚、投鼠忌器,深恐得罪选民,延缓了化解危机的时机。当然也不能否认,希腊等国一开始就受到了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强力干涉,从而使福利刚性的约束力有所下降,客观上推动了相关政策的调整。当然,南欧诸国之所以成为危机的重灾区,也与其不具备像美国那样的危机转嫁能力,存在一定的联系。
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一定要“留有余地”,避免落入“举债谋福利”的陷阱
从体制根源来看,福利超载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代议民主难以治愈之殇,且呈现出一定的政治经济周期:经济平稳增长-民生问题凸显-福利支票挥舞-矛盾持续积累-爆发连锁危机-被迫自我调整-经济形势稳定-福利超载重现-酝酿新的危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上台以及左翼势力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强力反弹,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上述政治经济周期新一期轮回的起点。当然,也不能据此就否定社会福利事业以及代议民主体制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在人类政治发展中的重大贡献,而且瑞典等国的经验也表明,成熟完备的代议民主体制以及附着其上的协商民主平台,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合理的政党和选举制度,乃至负责且富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对西方“福利超载”矛盾的缓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西式代议民主存在本质的差别,公共服务供给水准整体滞后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考虑到福利刚性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制约并不受制度环境的制约,在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都可能发挥影响,而且随着近年来决策层对民生问题的持续高度关注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也承受了较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在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冷静的心态,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教训,本着留有余地的策略,在保障经济继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下,逐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避免落入“举债谋福利”的陷阱。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近期,作为欧债危机始作俑者的希腊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1月份进行的希腊大选,共吸引了来自45个国家的497名国际媒体记者,而几乎同时进行的美国与古巴历史性会谈,却只引起了45家国际媒体的关注,远落后于希腊大选。此次大选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是因为获胜方、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人齐普拉斯在竞选时承诺,将结束近5年来国际债权人施加给希腊的“屈辱与痛苦”,取消财政节约计划,乃至重返欧债危机爆发前“举债谋福利”的老路!作为“福利国家”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左翼势力在欧洲大陆的强力反弹,使得“福利超载”现象这一困扰西方世界近半个世纪的问题,再次被置于聚光灯之下。
西方政治中的竞争性选举,使选票成为“枷锁”,福利水平只能升不能降
简单而言,福利超载是指社会福利支出超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的可承受限度,过度供给。福利超载现象的出现,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政客对民意的过度迎合。虽然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纷繁复杂的内政外交政策,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通常更加关注的是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各类社会津贴等实实在在的直接利益。因此,对于执政集团和其竞争者而言,通过提升福利待遇水平,扩展覆盖范围,就成为迎合民意、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渠道。二是“福利刚性”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制约,即公众对既得的福利待遇具有只允许其上升、难以接受其下降的普遍心理预期。即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任何一项旨在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的公共议题,通常都会使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甚至政治风险。
近代以来,在直接民主难以广泛推行的情况下,代议民主作为一种折中和妥协,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选择,竞争性的选举随之成为西式民主最重要的外部特征和衡量指标。也正是在少数精英为争取大众选票的竞争中,民粹主义、利益集团政治、福利超载等代议民主可能引发的问题和矛盾逐步展现出来。从二战以来的政治实践来看,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功地遏制了代议民主可能诱发的民粹主义倾向。但这也仅仅限于西方国家,对于照搬和效仿西方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除了韩国等少数国家,多数仍然游走于独裁与民粹之间。而对于利益集团政治和福利超载现象,目前则仍旧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化解决方案。特别是福利超载现象,已成为代议民主体制的一大难题。
理想状态下,社会福利供给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动态平衡。特别是考虑到“福利刚性”作用下公众的普遍心理预期,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中,应从制度设计层面做必要的准备,以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可能出现的不利变化。然而从二战以来的政治生活实践来看,在代议民主体制下,政府却很难从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出发,对福利政策做出负责任的长远规划: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公众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利益诉求日趋聚焦于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又使得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面临着沉重的国际比照压力。于是,在公众的福利预期持续升温的情况下,迫于选票的压力,任何一项旨在降低福利水平的公共议题,通常都面临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乃至政治风险。
但这里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背景下,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已经难以独善其身,周期性明显加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乃至停滞以后,包括政府财政在内的社会收入均会随之减少。但在选票压力下,又很难期望政客们不考虑普遍的社会心理预期,乃至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从社会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出发,制定更负责任的福利政策。现实政治生活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即使面临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支出却仍然保持在高位,甚至继续攀升,以至于完全背离经济发展的现实,最终使政府财政难以为继,福利事业亦随之陷入窘境。这样,选民用选票作为“枷锁”,约束和绑架政府决策,最终使得社会福利政策愈发缺乏弹性,往往是供给水平只能不断提升,却很难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做出相应的下行调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福利超载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集中爆发过三次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北欧福利国家危机、80年代以来的“拉美化”现象,以及近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议民主体制下福利超载现象集中爆发的三个典型案例。
福利国家危机是福利超载现象及其引发的连锁危机在西方世界的首次爆发。
福利国家指那些通过立法构建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其政策核心是高度福利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部分北欧国家为典型。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北欧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具有鲜明普惠特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福利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社会试验室”。然而好景不长,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导火索,北欧各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普遍面临着财政赤字急剧攀升、企业竞争力下降、失业率居高不小、“福利依赖”情绪蔓延等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福利事业随之陷入困境。
在选举政治和福利刚性的作用下,高福利承诺向来是北欧国家的各政治派别、尤其是左翼政党争夺选票的有利工具,长期以往逐步培育了一批以产业工人和新兴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强大且高度团结的既得利益集团,任何试图“拆散福利国家”的改革倾向都会遭到猛烈的反击。危机爆发后,各界对政府的福利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批评。然而批评归于批评,一旦要真正深入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甚至多数人的既得利益,政府反而可能面临更加严厉的批评和政治风险,这就使得各政治派别都不愿冒险在福利政策改革问题上采取过激举动,改革举步维艰。
当然也不能否认,北欧国家的代议民主体制已经非常成熟,整体的政治文化氛围也比较理性,这使得它们普遍具有很强的调整适应能力。特别是面对危机的巨大冲击,公众和执政集团都不得不对现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做出反思并接受必要的调整。例如在瑞典,经历了危机初期的阵痛后,各社会阶层通过在代议民主体制下搭建起的协商民主平台,达成了诸多妥协与共识,甚至部分福利紧缩改革动议就是在工会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下,由福利国家的始作俑者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
民粹式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导致拉美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内因。
从表面上看,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似乎与西方世界并无实质性差异,但由于其民主制度缺乏必要的法治制约以及相应的社会基础,可以说是徒有其表。上述情况使得代议民主可能诱发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拉美迅速升温。近百年来,拉美的民粹主义政治强人层出不穷,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阿根廷的庇隆可以被视为非民主时代拉美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乌拉圭的克雷亚则可以被视为社会经济较为稳定的“民主巩固”时期的民粹主义代表人物。
回顾近代以来的拉美发展史,除了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10年,以及周期性的军人政权统治以外,“以福利换选票”始终在民粹主义政客们的施政纲领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对于民粹主义政客而言,上台执政永远是第一位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虽然拉美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迎合“人民”诉求的具体政策路径不尽相同,但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施政导向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即无视经济发展规律,不顾自身发展水平和财力的限制,试图通过模仿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福利和就业政策,甚至对西方国家进行“福利赶超”,以期达到快速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然而,拉美式的“福利赶超”虽然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但由于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是引发了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成为增长停滞乃至倒退的重要诱因,福利事业和经济增长最终双双掉入“陷阱”。
希腊等南欧国家长期存在并不断加剧的福利超载现象是诱发欧债危机的主要推力。换一个视角来看,欧债危机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福利超载及其引发的连锁危机在西方世界的再次爆发。
2009年10月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为导火索,部分南欧国家先后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作为欧债危机的重灾区,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欧诸国虽然在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上一直低于德、英、法等其他欧盟国家,但其社会福利水平却一直在努力向上述国家看齐,社会保险趋于福利化。例如,在欧债危机爆发前,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维持在60%左右,而几个危机重灾区国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则高达80%以上。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二战以来欧洲大陆局势的总体稳定,使得公共议题日益聚焦于民生问题,公众普遍对社会福利有较高的要求和预期。另一方面,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西欧和北欧国家较高的福利供给水平所带来的比照压力,也迫使南欧各国纷纷跟进。
这里的问题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像西北欧国家那样,支撑起高额的福利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南欧诸国的各政治派别,尤其是左翼政党,一方面通过挥舞福利支票,以吸引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另一方面,面对迅速增长的福利性支出以及政府财力的巨大压力,为了缓解来自高收入群体的批评与反对,亦不愿通过提高税率、增设社会保障类的专项税种等财税手段维持收支平衡,于是纷纷走向了举债“谋福利”的道路:为了保障福利开支,同时利用公众的信息不对称,不断增发债券向金融市场融资,以至于普遍催生超前消费。这样,在竞争性的选举政治下,选民用自己的选票作为“枷锁”,以至少保证福利水平不降低为目的,约束政府在福利政策上的过激改革行为。与之相对应,任何一个希望获得选举胜利的政党和政客都不会轻易去触碰可能影响自身政治前途的、与选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从而使一个由理性政客组成的政府反而被“绑架”,而不能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进行有效的作为。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代议民主催生福利超载问题,而福利超载问题的日积月累又形成了对选举政治的绑架。
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的执政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准备采取紧缩政策,但民众已经嫣然习惯了高福利的安逸生活,强烈反对改革,并通过游行罢工的方式予以抵制。而且相比较西欧和北欧国家,南欧诸国普遍缺乏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国内各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难以通过搭建协商对话平台的方式,达成必要的妥协。这也使得政府在相关改革上缩手缩脚、投鼠忌器,深恐得罪选民,延缓了化解危机的时机。当然也不能否认,希腊等国一开始就受到了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强力干涉,从而使福利刚性的约束力有所下降,客观上推动了相关政策的调整。当然,南欧诸国之所以成为危机的重灾区,也与其不具备像美国那样的危机转嫁能力,存在一定的联系。
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一定要“留有余地”,避免落入“举债谋福利”的陷阱
从体制根源来看,福利超载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代议民主难以治愈之殇,且呈现出一定的政治经济周期:经济平稳增长-民生问题凸显-福利支票挥舞-矛盾持续积累-爆发连锁危机-被迫自我调整-经济形势稳定-福利超载重现-酝酿新的危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上台以及左翼势力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强力反弹,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上述政治经济周期新一期轮回的起点。当然,也不能据此就否定社会福利事业以及代议民主体制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在人类政治发展中的重大贡献,而且瑞典等国的经验也表明,成熟完备的代议民主体制以及附着其上的协商民主平台,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合理的政党和选举制度,乃至负责且富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对西方“福利超载”矛盾的缓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西式代议民主存在本质的差别,公共服务供给水准整体滞后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考虑到福利刚性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制约并不受制度环境的制约,在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都可能发挥影响,而且随着近年来决策层对民生问题的持续高度关注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也承受了较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在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冷静的心态,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教训,本着留有余地的策略,在保障经济继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下,逐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避免落入“举债谋福利”的陷阱。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