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斌
功利乃学术之大敌。如果办学术期刊掺杂有吸金之目的,那杂志距离没落,便不远矣!
时下学术圈,学者以及尚未成为“学者”的青年学子们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若欲使自己研究成果为学界知晓,且打算继续容身于高校或研究机构,那么投稿发文实在是乐意为之又不得不为之举。故往往一佳作刊布,圈内人皆知。然古人却无这般幸运。明季清初大儒顾炎武先生主张学者间应经常沟通与辩难,不过限于彼时主客条件,学人交流更多是登门造访或鸿雁传书,颇为不便。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出现在民国。伴随大学林立与学术机构兴起,人们对专业杂志的要求愈发急迫。既已形成共识,于是各类期刊次第应运而生。关于学术刊物之特质,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有过甚是到位的概括。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创办学术期刊,首要在于“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大学“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它应承载研究之功能,“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其次,期刊可“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长期以来,“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暧暧昧昧,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一旦学术期刊推广开来,其“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再次,期刊亦是一张精致的名片,能“释校外学者之怀疑”。通过刊物的面世与流通,“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一言以蔽之,蔡氏认为“学报就是超于职业教育以上而研究学理的用意”。
蔡之说法可谓精辟。不过倘要真正办一份交口称赞、质量上乘的学术刊物,实在比登天还难。美国学者唐纳德·肯尼迪根据研究指出:“出版物是一种媒介,学者们的成果通过它而得到传播和评价。因而,学者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发表了什么,在哪儿发表,发表了多少,以及其他人对这些成果的反响如何”。其实,刊物与作者,当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故刊物办得如何,常视作者稿件质量而定。往往物色好作者和稿源,成为编辑们时时牵肠挂肚、最为头大之事。自1920年归国供职于东南大学,《学衡》杂志便让吴宓数度欢喜几番忧。摆在其眼前的最大问题,便是“稿件缺乏”。吴虽竭力约稿,然“国学一部,尤形欠缺,直无办法”。迫于无奈,吴使出挖墙脚之术,向已停刊的《亚洲学术》杂志社讨要未刊遗稿,以解燃眉之急。此招毕竟只能缓一时之需,长久之计仍是扩大作者群。于是吴不再枯守办公室,而是四处走访名家。终于得到孙德谦、张尔田二位前辈支持,“允竭力助《学衡》以国学稿件”,吴心中一块巨石落地,“益增其奋励图谋之志”。
文章风格可以迥异不同,作者的脾性亦是千奇百怪。一次,吴宓偶遇一位名叫邵祖平的投稿人。此君“名士气甚重”,且自认诗词造诣颇深,故常露骄傲之态。恰邵的稿子落在吴手上,吴认为其诗并不出彩,打算延迟几期登载。然邵认为吴如此安排,实有意刁难,竟当面要求吴“承诺必以新作之稿”刊登于最新一期。吴自然坚守编辑原则,孰料邵氏恼羞成怒,毫无斯文可言。后虽经前辈学人柳诒征调解,但结果仍是答应提前刊登邵氏诗作。这令吴宓颇为失望,忍不住于日记内狂吐糟道:“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心中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邵君为社中最无用而最不热心之人……然如是则《学衡》之材料庸劣,声名减损。予忠于《学衡》,固不当如是徇私而害公。盖予视《学衡》,非《学衡》最初社员十一二人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非一私人组织,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故悉力经营,昼作夜思。于内则慎选材料,精细校雠。于外则物色贤俊,增加社员。无非求其改良上进而已。使不然者,《学衡》中尽登邵君所作一类诗文,则《学衡》不过与上海、北京堕落文人所办之小报等耳。中国今日又何贵多此一杂志?”
其实郁闷之编辑又岂吴氏一人?上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执教,主动承担《燕京学报》编辑重任。据他统计,一期学报,所耗时间总计九十五小时,其中“办事约五小时,编辑约卅四小时,校对约五十六小时”,按“一日作工十小时计,共费九天半”。不过从收稿、审稿、改稿到定稿、付印,实际“凡历三个半月”。如此纯粹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差事,对于正处于学术事业上升期、尚需不断积淀的顾氏而言,颇有些不划算。奈何顾的一番辛劳,却得不到同仁之体恤。就在新一期《燕京学报》稿费单签字时,主编陈垣对顾百般挑剔,另一位同事容庚亦在旁插口道:“你看文章太宽,什么人的文章都是好的”。编稿本已苦不堪言,今又“被两种气夹攻”,顾“一时愤甚”,脱口而出:“我不编了!”当夜他头疼难捱,失眠一宿。后来他于日记写道:“予之为人,在讨论学问上极能容忍,而在办事上竟不能容忍如此。《学报》事到年底必辞,记此勿忘”。可见作者与稿源自是办好刊物之生命线,而编辑部同仁团结协作亦必不可少。很多原本品质俱佳的刊物之所以今不如昔甚至每况愈下终致停刊歇业,往往问题出在内部。
如今的学术刊物,无论装帧设计,还是研究广度,皆非民国所能比拟。不过令人心忧的是,似乎铜臭气渐已渗透弥漫于期刊界。须知,功利乃学术之大敌。如果办学术期刊掺杂有吸金之目的,那杂志距离没落,便不远矣!
功利乃学术之大敌。如果办学术期刊掺杂有吸金之目的,那杂志距离没落,便不远矣!
时下学术圈,学者以及尚未成为“学者”的青年学子们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若欲使自己研究成果为学界知晓,且打算继续容身于高校或研究机构,那么投稿发文实在是乐意为之又不得不为之举。故往往一佳作刊布,圈内人皆知。然古人却无这般幸运。明季清初大儒顾炎武先生主张学者间应经常沟通与辩难,不过限于彼时主客条件,学人交流更多是登门造访或鸿雁传书,颇为不便。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出现在民国。伴随大学林立与学术机构兴起,人们对专业杂志的要求愈发急迫。既已形成共识,于是各类期刊次第应运而生。关于学术刊物之特质,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有过甚是到位的概括。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创办学术期刊,首要在于“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大学“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它应承载研究之功能,“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其次,期刊可“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长期以来,“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暧暧昧昧,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一旦学术期刊推广开来,其“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再次,期刊亦是一张精致的名片,能“释校外学者之怀疑”。通过刊物的面世与流通,“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一言以蔽之,蔡氏认为“学报就是超于职业教育以上而研究学理的用意”。
蔡之说法可谓精辟。不过倘要真正办一份交口称赞、质量上乘的学术刊物,实在比登天还难。美国学者唐纳德·肯尼迪根据研究指出:“出版物是一种媒介,学者们的成果通过它而得到传播和评价。因而,学者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发表了什么,在哪儿发表,发表了多少,以及其他人对这些成果的反响如何”。其实,刊物与作者,当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故刊物办得如何,常视作者稿件质量而定。往往物色好作者和稿源,成为编辑们时时牵肠挂肚、最为头大之事。自1920年归国供职于东南大学,《学衡》杂志便让吴宓数度欢喜几番忧。摆在其眼前的最大问题,便是“稿件缺乏”。吴虽竭力约稿,然“国学一部,尤形欠缺,直无办法”。迫于无奈,吴使出挖墙脚之术,向已停刊的《亚洲学术》杂志社讨要未刊遗稿,以解燃眉之急。此招毕竟只能缓一时之需,长久之计仍是扩大作者群。于是吴不再枯守办公室,而是四处走访名家。终于得到孙德谦、张尔田二位前辈支持,“允竭力助《学衡》以国学稿件”,吴心中一块巨石落地,“益增其奋励图谋之志”。
文章风格可以迥异不同,作者的脾性亦是千奇百怪。一次,吴宓偶遇一位名叫邵祖平的投稿人。此君“名士气甚重”,且自认诗词造诣颇深,故常露骄傲之态。恰邵的稿子落在吴手上,吴认为其诗并不出彩,打算延迟几期登载。然邵认为吴如此安排,实有意刁难,竟当面要求吴“承诺必以新作之稿”刊登于最新一期。吴自然坚守编辑原则,孰料邵氏恼羞成怒,毫无斯文可言。后虽经前辈学人柳诒征调解,但结果仍是答应提前刊登邵氏诗作。这令吴宓颇为失望,忍不住于日记内狂吐糟道:“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心中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邵君为社中最无用而最不热心之人……然如是则《学衡》之材料庸劣,声名减损。予忠于《学衡》,固不当如是徇私而害公。盖予视《学衡》,非《学衡》最初社员十一二人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非一私人组织,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故悉力经营,昼作夜思。于内则慎选材料,精细校雠。于外则物色贤俊,增加社员。无非求其改良上进而已。使不然者,《学衡》中尽登邵君所作一类诗文,则《学衡》不过与上海、北京堕落文人所办之小报等耳。中国今日又何贵多此一杂志?”
其实郁闷之编辑又岂吴氏一人?上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执教,主动承担《燕京学报》编辑重任。据他统计,一期学报,所耗时间总计九十五小时,其中“办事约五小时,编辑约卅四小时,校对约五十六小时”,按“一日作工十小时计,共费九天半”。不过从收稿、审稿、改稿到定稿、付印,实际“凡历三个半月”。如此纯粹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差事,对于正处于学术事业上升期、尚需不断积淀的顾氏而言,颇有些不划算。奈何顾的一番辛劳,却得不到同仁之体恤。就在新一期《燕京学报》稿费单签字时,主编陈垣对顾百般挑剔,另一位同事容庚亦在旁插口道:“你看文章太宽,什么人的文章都是好的”。编稿本已苦不堪言,今又“被两种气夹攻”,顾“一时愤甚”,脱口而出:“我不编了!”当夜他头疼难捱,失眠一宿。后来他于日记写道:“予之为人,在讨论学问上极能容忍,而在办事上竟不能容忍如此。《学报》事到年底必辞,记此勿忘”。可见作者与稿源自是办好刊物之生命线,而编辑部同仁团结协作亦必不可少。很多原本品质俱佳的刊物之所以今不如昔甚至每况愈下终致停刊歇业,往往问题出在内部。
如今的学术刊物,无论装帧设计,还是研究广度,皆非民国所能比拟。不过令人心忧的是,似乎铜臭气渐已渗透弥漫于期刊界。须知,功利乃学术之大敌。如果办学术期刊掺杂有吸金之目的,那杂志距离没落,便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