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现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又亟需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您认为政府和市场这两个作用应怎样正确处理好?
宋晓梧:大家都知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结合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工作,我谈两个观点:
第一是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指导。资源型城市分成两类枯竭和可开采的。既然是分类指导,显然在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里,政府所要发挥的作用也不完全一样。对于枯竭型城市来说,本身政府就有历史欠账,这部分历史欠账不能推给市场解决。比如当年的阜新、抚顺,政府挖掘的没有回填,政府说“先生产、后生活”,基础设施等有欠账,现在不管了,交给市场管理,没有企业愿意接手来管,也管不了。国有企业下放到省里,然后下放到市里,区里,造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个问题是政府过去的责任,没有很好的完成。这种责任怎么能交给市场呢!
第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这章里写的,在社会和其他党建/文化,都没有这个提法。我们在整个全面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除了经济问题,更应该重视社会问题。
我们到法国兰斯调研,问你们这振兴最主要的抓什么?他们回答,社会保障,就业。那和中国不同,我们重点是上项目。他们说接续替代产业首先要考虑能不能增加就业,而不是我们考虑的先增加GDP,这个是有差别的。现在我们应该把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放在我们工作中来考虑。在社会方面就不一定,或者说不完全全部靠市场配置资源。中小学义务教育、大病救助这些靠市场配置资源能行吗?
社会保障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积极的就业政策,职工转业培训,这些都需要政府来管。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强调政府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全面规划,还有长期的规划。政府可以委托中介组织来做,但是政府要在里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不能单纯靠企业来做。
本报记者:按照您如上观点,对下一步济宁市的转型发展,您有何建议?
宋晓梧:济宁虽然是成熟期的资源型城市,但是我觉得政府也有历史欠账。如果政府要把63万亩沉陷区和被水淹的10万亩交给市场决定,政府不要管了,哪个企业愿意开发就开发,能解决吗?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包括资源价格、安全生产、生态破坏、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等多方面的欠账,这些问题政府必须要出来主导解决。从分类指导角度来说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政府要肩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解决这些问题。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资源枯竭型城市也不是政府包办,而是说政府责任更强一些。
对于济宁的情况,我有四点想法:第一,政府要把历史欠账做好；第二,政府要把社会事务管好；第三,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我们在进一步做好资源型城市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时候,政府对具体的项目,可以创造环境,但对投资等问题,不要插手、干扰太多,要让市场发挥它配置资源的作用,主要指经济领域；第四,政府要做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特别是要避免短期行为,短期项目能种田。资源开采利润很多,想着当前日子过的很好,搞什么创新?搞什么接续替代产业?投了资,本届政府还不一定见效的,这就不对,政府要有长期打算。
要做到这几点,都有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对历史欠账的问题,就有财务问题,要想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首先价格合理,煤炭价格是不是合理?2008年绿色和平能源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发起煤炭真实成本的测算,2007年中国由于污染,水流失,生态破坏,房屋基础设施破坏等等,每吨的煤炭欠150元的外部损失,2007年一年欠账17000亿元,占当年GDP的7.1%,把这些欠账都不算,这个价格对于整个经济是什么样的运行状态,如果把真实成本算进去,是不是这样的。算进去GDP水平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要有真实的成本。
资源成本价格的改变是很重要的问题。中期,长期的考核,干部制度的考核是重要的问题。我们重视当期GDP增长多少,资源型城市逼迫书记市长考虑眼前的问题,干部制度考核要改变,创新体制,财税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简政放权,发挥社会组织众多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张誉耀 吕光社 整理)
宋晓梧:大家都知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结合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工作,我谈两个观点:
第一是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指导。资源型城市分成两类枯竭和可开采的。既然是分类指导,显然在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里,政府所要发挥的作用也不完全一样。对于枯竭型城市来说,本身政府就有历史欠账,这部分历史欠账不能推给市场解决。比如当年的阜新、抚顺,政府挖掘的没有回填,政府说“先生产、后生活”,基础设施等有欠账,现在不管了,交给市场管理,没有企业愿意接手来管,也管不了。国有企业下放到省里,然后下放到市里,区里,造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个问题是政府过去的责任,没有很好的完成。这种责任怎么能交给市场呢!
第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这章里写的,在社会和其他党建/文化,都没有这个提法。我们在整个全面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除了经济问题,更应该重视社会问题。
我们到法国兰斯调研,问你们这振兴最主要的抓什么?他们回答,社会保障,就业。那和中国不同,我们重点是上项目。他们说接续替代产业首先要考虑能不能增加就业,而不是我们考虑的先增加GDP,这个是有差别的。现在我们应该把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放在我们工作中来考虑。在社会方面就不一定,或者说不完全全部靠市场配置资源。中小学义务教育、大病救助这些靠市场配置资源能行吗?
社会保障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积极的就业政策,职工转业培训,这些都需要政府来管。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强调政府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全面规划,还有长期的规划。政府可以委托中介组织来做,但是政府要在里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不能单纯靠企业来做。
本报记者:按照您如上观点,对下一步济宁市的转型发展,您有何建议?
宋晓梧:济宁虽然是成熟期的资源型城市,但是我觉得政府也有历史欠账。如果政府要把63万亩沉陷区和被水淹的10万亩交给市场决定,政府不要管了,哪个企业愿意开发就开发,能解决吗?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包括资源价格、安全生产、生态破坏、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等多方面的欠账,这些问题政府必须要出来主导解决。从分类指导角度来说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政府要肩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解决这些问题。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资源枯竭型城市也不是政府包办,而是说政府责任更强一些。
对于济宁的情况,我有四点想法:第一,政府要把历史欠账做好；第二,政府要把社会事务管好；第三,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我们在进一步做好资源型城市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时候,政府对具体的项目,可以创造环境,但对投资等问题,不要插手、干扰太多,要让市场发挥它配置资源的作用,主要指经济领域；第四,政府要做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特别是要避免短期行为,短期项目能种田。资源开采利润很多,想着当前日子过的很好,搞什么创新?搞什么接续替代产业?投了资,本届政府还不一定见效的,这就不对,政府要有长期打算。
要做到这几点,都有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对历史欠账的问题,就有财务问题,要想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首先价格合理,煤炭价格是不是合理?2008年绿色和平能源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发起煤炭真实成本的测算,2007年中国由于污染,水流失,生态破坏,房屋基础设施破坏等等,每吨的煤炭欠150元的外部损失,2007年一年欠账17000亿元,占当年GDP的7.1%,把这些欠账都不算,这个价格对于整个经济是什么样的运行状态,如果把真实成本算进去,是不是这样的。算进去GDP水平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要有真实的成本。
资源成本价格的改变是很重要的问题。中期,长期的考核,干部制度的考核是重要的问题。我们重视当期GDP增长多少,资源型城市逼迫书记市长考虑眼前的问题,干部制度考核要改变,创新体制,财税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简政放权,发挥社会组织众多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张誉耀 吕光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