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晓波
王安石变法是全方位的配套改革,然而结局却很惨烈,这令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需将这场变法与宋政权的很多制度联系起来思考。首先是“杯酒释兵权”,宋太祖赵匡胤将兵权统统收缴到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此后,地方藩镇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然而,另外一个大问题却旁生出来,即军费支出不堪重负,是为“兵政之患”。
此外,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还有几个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
其中,全汉升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这篇论文中,总结出了宋代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借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权贵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成为一种权贵经济模式。
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得很大,穷人很穷,富人很富；第二个是土地兼并,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时20岁,很年轻。宋神宗找的操盘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余条,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条。
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具体来说,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现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继任者蔡京是国史上出了名的贪官和奸臣,他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在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在这个意义上,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就这样亡了。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王安石变法是全方位的配套改革,然而结局却很惨烈,这令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需将这场变法与宋政权的很多制度联系起来思考。首先是“杯酒释兵权”,宋太祖赵匡胤将兵权统统收缴到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此后,地方藩镇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然而,另外一个大问题却旁生出来,即军费支出不堪重负,是为“兵政之患”。
此外,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还有几个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
其中,全汉升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这篇论文中,总结出了宋代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借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权贵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成为一种权贵经济模式。
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得很大,穷人很穷,富人很富；第二个是土地兼并,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时20岁,很年轻。宋神宗找的操盘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余条,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条。
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具体来说,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现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继任者蔡京是国史上出了名的贪官和奸臣,他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在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在这个意义上,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就这样亡了。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