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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清伟
◎源起
近日,一则“俄罗斯宣布永久实行免费医疗”的新闻引起国内关注,一时间“免费医疗”成为人们广泛热议的话题。
“免费医疗”或许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但却难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甚至可能助长“看病难”的问题。
这个“免费”之所以要打上引号,是因为它其实是不免费的。任何资源的获取都是有成本的,而要享受到某种资源所带来的好处,就必须支付相应的对价,医疗资源也是如此。“免费医疗”只是在患者看病拿药的当时,没有由个人来支付费用,但最终为所耗费的医疗资源“埋单”的,却依然脱不开组成国家的个人这一范畴,即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盘点各国医疗保障资金的来源,或者是个人缴纳的税收,或者是个人缴纳的国家医疗保险,又或者是个人缴纳的商业医疗保险,虽然模式不一,但没有一家是不依赖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的。
如果非要说有人享受到了完全免费的医疗,那也只能是国家里的低收入群体——不必缴税或不必缴纳医保而可以享受免费医疗的人。除此之外,对国家里的绝大多数群体来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都是成立的。人们之所以对“免费医疗”的说法趋之若鹜,一方面是心理作用影响——免费或不劳而获的东西总是充满诱惑力的,即便只是假象。就如免费的高速、免费的公园、免费的广场一样,不必缴纳医保、同时没有任何个人费用支出的“免费医疗”,必然是依赖以国民税收为基础的财政预算来实现的。但由于这种隐形的负担没有发生在当时当地,故而不影响人们从中获得因“免费”而带来的心理愉悦感。
看病贵、看病难的现实之痛,是人们热捧“免费医疗”而对其背后的隐形负担视而不见的另外一个因素。但就像一开始所指出的,真正的、不需要个人付出任何成本的免费医疗是不存在的,因此,现实可行的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思路,依然是对现有的医疗体制进行改革。
医疗资源的获取都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的最终承担者都是社会中的个人,从这方面看,所谓的“免费医疗”并没有特殊的优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疗资源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在这方面,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免费医疗”,也就是大部分欧洲国家所采用的医疗保障模式,无疑具有更强的诱惑力。二战后,欧洲国家普遍建立起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模式,其中就包括由国家财政进行拨付的“免费医疗”体制。“免费医疗”具有典型的公平性,任何人都可以无差别地获取医疗资源,而不必受制于自身的经济能力,可以说很好地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但它却难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甚至可能助长看病难的问题。“免费”的结果是,人们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加,一点点头痛脑热就会要求住院,但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却是相对稀缺的,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排队等待,而在监管制度不健全的国家,就有可能出现向医生行贿、搞医疗特权等现象,从而进一步加剧看病难的问题。
看病贵,对应的是社会公平问题；看病难,对应的则是社会效率问题。缓解看病贵和看病难,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在医疗改革中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免费医疗”模式,虽然看起来很美好,但如果在制度环境、公民素质养成等方面没有充分准备,就很容易出现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服务低劣、浪费严重等问题；同时,超越国家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也很有可能影响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从而使充满诱惑的“蜜糖”变成难以下咽的“苦果”,近年来的欧债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与欧洲恰恰相反,美国社会则正在为要不要使医疗保障变得更公平而激烈争执,甚至一度造成政府关门,很多人担心奥巴马为3000万低收入人群免费提供医保的举措,会让美国变得更没有活力。如此看来,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并不在于选择哪一种医疗保障模式,而应综合考虑历史传统、制度文化、国民性格、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审慎地推进医疗体制改革,从而不断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效率。
◎源起
近日,一则“俄罗斯宣布永久实行免费医疗”的新闻引起国内关注,一时间“免费医疗”成为人们广泛热议的话题。
“免费医疗”或许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但却难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甚至可能助长“看病难”的问题。
这个“免费”之所以要打上引号,是因为它其实是不免费的。任何资源的获取都是有成本的,而要享受到某种资源所带来的好处,就必须支付相应的对价,医疗资源也是如此。“免费医疗”只是在患者看病拿药的当时,没有由个人来支付费用,但最终为所耗费的医疗资源“埋单”的,却依然脱不开组成国家的个人这一范畴,即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盘点各国医疗保障资金的来源,或者是个人缴纳的税收,或者是个人缴纳的国家医疗保险,又或者是个人缴纳的商业医疗保险,虽然模式不一,但没有一家是不依赖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的。
如果非要说有人享受到了完全免费的医疗,那也只能是国家里的低收入群体——不必缴税或不必缴纳医保而可以享受免费医疗的人。除此之外,对国家里的绝大多数群体来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都是成立的。人们之所以对“免费医疗”的说法趋之若鹜,一方面是心理作用影响——免费或不劳而获的东西总是充满诱惑力的,即便只是假象。就如免费的高速、免费的公园、免费的广场一样,不必缴纳医保、同时没有任何个人费用支出的“免费医疗”,必然是依赖以国民税收为基础的财政预算来实现的。但由于这种隐形的负担没有发生在当时当地,故而不影响人们从中获得因“免费”而带来的心理愉悦感。
看病贵、看病难的现实之痛,是人们热捧“免费医疗”而对其背后的隐形负担视而不见的另外一个因素。但就像一开始所指出的,真正的、不需要个人付出任何成本的免费医疗是不存在的,因此,现实可行的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思路,依然是对现有的医疗体制进行改革。
医疗资源的获取都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的最终承担者都是社会中的个人,从这方面看,所谓的“免费医疗”并没有特殊的优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疗资源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在这方面,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免费医疗”,也就是大部分欧洲国家所采用的医疗保障模式,无疑具有更强的诱惑力。二战后,欧洲国家普遍建立起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模式,其中就包括由国家财政进行拨付的“免费医疗”体制。“免费医疗”具有典型的公平性,任何人都可以无差别地获取医疗资源,而不必受制于自身的经济能力,可以说很好地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但它却难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甚至可能助长看病难的问题。“免费”的结果是,人们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加,一点点头痛脑热就会要求住院,但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却是相对稀缺的,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排队等待,而在监管制度不健全的国家,就有可能出现向医生行贿、搞医疗特权等现象,从而进一步加剧看病难的问题。
看病贵,对应的是社会公平问题；看病难,对应的则是社会效率问题。缓解看病贵和看病难,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在医疗改革中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免费医疗”模式,虽然看起来很美好,但如果在制度环境、公民素质养成等方面没有充分准备,就很容易出现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服务低劣、浪费严重等问题；同时,超越国家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也很有可能影响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从而使充满诱惑的“蜜糖”变成难以下咽的“苦果”,近年来的欧债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与欧洲恰恰相反,美国社会则正在为要不要使医疗保障变得更公平而激烈争执,甚至一度造成政府关门,很多人担心奥巴马为3000万低收入人群免费提供医保的举措,会让美国变得更没有活力。如此看来,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并不在于选择哪一种医疗保障模式,而应综合考虑历史传统、制度文化、国民性格、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审慎地推进医疗体制改革,从而不断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