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德中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在一个座谈会上向专家们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该书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大家争读的公共读物。一本讲说法国大革命的书,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的关注?该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启发?本报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解读文本,供读者参考。
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早已经成为了政治理论的经典,而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则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了分析他自己的祖国在1789年所发生的那场著名革命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
与伯克等保守主义思想家不同,托克维尔并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暴动。他认为,像人生而平等、废除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统一规章制度等等,这些关于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法律地位的新观点“可以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功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不过,革命也遇到了顽强的反弹,革命以攻击教会始,不过宗教的力量在不久后又重新扎根于人民中。大革命旨在摧毁一切社会秩序,摧毁一切社会权力,但是很快,一个前所未有的更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出现了。革命在一个时期呈现为无政府状态,但是把革命的后果归结为无政府状态又似乎与事实不符。托克维尔对如此种种的现象感到惊异,他于是想追问,是不是在这样的复杂变动背后存在着某种规律?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展开的一场政治革命。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两种革命之间存在着张力:宗教革命追求普世性,而政治则“局限于一国人民,一个种族的疆域之中”。法国革命的宗教革命特性赋予了它对普世性价值的狂热追求,然而其政治革命特性又把它拉回到了关于一国人民自身生活的现实中。这种张力的结合,就表现为法国大革命自身的诉求:摧毁王权,建立“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秩序”。
在这个地方,托克维尔与拥有保守主义思想的伯克之间又产生了分歧。伯克意识到,你们不过是要“匡正你们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创新呢?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托克维尔并未否认伯克的敏感直觉,但是他比伯克更加敏感于法国的特殊性。他对法国的地产制度进行了研究,发觉法国的土地制度比同时代的英国与德国更为特殊,法国是典型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而这种制度在英国早已式微,法国农民因而承担着什一税、地租等种种盘剥。这个时候,旧有的制度和旧有制度的维护者没有出来匡正,那么每一次的盘剥,就必然激起人们对于既有秩序的愤怒,引起人们对既有秩序的厌恶。在托克维尔看来,贵族的权力与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一个只知道享受权力,而不尽其义务本分的贵族阶级,将会成为自己阶级的真正掘墓者。
托克维尔对于中央集权制、政府官僚体制以及行政司法体制都表示怀疑,他认为这都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催生和助长了卖官鬻爵与为所欲为。在托克维尔的理论中,教区自治是矫正社会过分依赖于政治和政治体制的良药,不过他也注意到,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城市化,旧有的社会自治形式面临着被掏空的危险,而在客观上也就进一步助长和放大了政府管理体制可能存在的弊端。可以说,法国存在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遇到的强取豪夺,以及旧体制下的卖官鬻爵和司法失灵,这些现象为法国所独有,也因而使得伯克式的保守渐进改革变得不再可能。或者说,大革命何以偏偏在法国发生了,这得从正面与负面两端一起来考量。从正面来说,法国启蒙运动为法国带来了“人人平等”“人民主权”的新思想,从负面来说,就是既有体制积弊过深,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了。与此同时,“政府很少进行或很快便放弃最为必要的改革,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挠的毅力才能成功；但是政府不断地更改某些规章或某些法律,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它所处的范围内得到片刻安宁。新规则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更替着,使官员们由于身受上级控制,常常摸不清应该怎样顺从。”
但是在这里仍然存在着一种审慎思考、均衡改进的可能性。尽管有人会主张历史不可假设,我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去设想,假如知识分子的社会思考更中正平和?假如贵族阶层承担其更多的社会责任,做出更多的匡正时弊的事情?假如整个社会意识到了社会问题的存在,并且有所行动?假如这些行动能够更加果敢明确、坚持不懈与公正无偏?……既然大家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有限度的自制与主动作为是否是可以设想的?悲观论者在这里看到了历史的无奈与无序,而乐观论者却似乎在这里看到了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问题一定和我们的观念、与我们的生活感受密切关联。
在托克维尔看来,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和官僚体制,这架空了整个社会,从而进一步放大了权力体制的弊端:当权力自身不运行时,整个社会就不再能够具有自我运转的能力了。以至于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已经成为了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其负面后果就是,整个帝国的运行单单依赖于首都的运行。他引用米拉波侯爵的话说:“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因中风而总崩溃。如果置外省于一种直接依附地位,将外省居民视同可以说是二等臣民,如果不给他们留有任何求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和途径,而将一切人才吸引至那个首都,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后果又将如何!”与这种高度集中的趋势相对应,“地方的自由权利到处都在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在各地停止出现；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逐渐混淆,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未衰弱；相反,处处都在运动,只不过原动力集中于巴黎。……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
当然,让托克维尔最为担心的,仍然是人们的公共生活精神与公共生活能力的丧失。“这些如此相似的人……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政治自由的毁灭和各个阶级的分离最终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尽管如此,“合理税负”的观念也悄然浮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坚信:“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横征暴敛的任何举动开始变得不再具有合法性,它反而成为了检验一个制度正当与否的试金石。或者说,它成为了社会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的一种象征。流弊正在扩散,而对旧制度的质疑同样在四处扩散。一种新的,符合更大多数人的理智判断的“合理性”观念出现了。
托克维尔与其他历史学家的不同,在于他既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力量与弊端,也看到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交织影响。因此,教会的力量、文人作家的力量、贵族的力量,自治传统的力量,这些在托克维尔那里都有其地位。而最为突出的就是,托克维尔注意到了法国产业的城市化积聚,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负担问题,官员的往来文牍信札以及政府官报,地方政府关于经济、人口、社会危机的统计报表等等。在他看来,法国人民生活在这样一些特殊性之中,法国革命的原因也蕴含在这些特殊事件的相互抵牾中。正如托克维尔宣称的那样,他自己是一个贵族,对于现代民主生活的到来保持着警惕,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独立于他自己情感的新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形式,这种形式终究是要在现代生活中安营扎寨了。
一场革命到来之前,整个社会流弊之多,千头万绪,而平等与自由的观念和情感却引导着人们去行动。面对这样的重重危机,你想拆招吗?那么,何不尝试一下先行出招呢?
《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 托克维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在一个座谈会上向专家们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该书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大家争读的公共读物。一本讲说法国大革命的书,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的关注?该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启发?本报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解读文本,供读者参考。
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早已经成为了政治理论的经典,而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则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了分析他自己的祖国在1789年所发生的那场著名革命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
与伯克等保守主义思想家不同,托克维尔并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暴动。他认为,像人生而平等、废除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统一规章制度等等,这些关于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法律地位的新观点“可以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功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不过,革命也遇到了顽强的反弹,革命以攻击教会始,不过宗教的力量在不久后又重新扎根于人民中。大革命旨在摧毁一切社会秩序,摧毁一切社会权力,但是很快,一个前所未有的更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出现了。革命在一个时期呈现为无政府状态,但是把革命的后果归结为无政府状态又似乎与事实不符。托克维尔对如此种种的现象感到惊异,他于是想追问,是不是在这样的复杂变动背后存在着某种规律?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展开的一场政治革命。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两种革命之间存在着张力:宗教革命追求普世性,而政治则“局限于一国人民,一个种族的疆域之中”。法国革命的宗教革命特性赋予了它对普世性价值的狂热追求,然而其政治革命特性又把它拉回到了关于一国人民自身生活的现实中。这种张力的结合,就表现为法国大革命自身的诉求:摧毁王权,建立“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秩序”。
在这个地方,托克维尔与拥有保守主义思想的伯克之间又产生了分歧。伯克意识到,你们不过是要“匡正你们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创新呢?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托克维尔并未否认伯克的敏感直觉,但是他比伯克更加敏感于法国的特殊性。他对法国的地产制度进行了研究,发觉法国的土地制度比同时代的英国与德国更为特殊,法国是典型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而这种制度在英国早已式微,法国农民因而承担着什一税、地租等种种盘剥。这个时候,旧有的制度和旧有制度的维护者没有出来匡正,那么每一次的盘剥,就必然激起人们对于既有秩序的愤怒,引起人们对既有秩序的厌恶。在托克维尔看来,贵族的权力与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一个只知道享受权力,而不尽其义务本分的贵族阶级,将会成为自己阶级的真正掘墓者。
托克维尔对于中央集权制、政府官僚体制以及行政司法体制都表示怀疑,他认为这都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催生和助长了卖官鬻爵与为所欲为。在托克维尔的理论中,教区自治是矫正社会过分依赖于政治和政治体制的良药,不过他也注意到,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城市化,旧有的社会自治形式面临着被掏空的危险,而在客观上也就进一步助长和放大了政府管理体制可能存在的弊端。可以说,法国存在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遇到的强取豪夺,以及旧体制下的卖官鬻爵和司法失灵,这些现象为法国所独有,也因而使得伯克式的保守渐进改革变得不再可能。或者说,大革命何以偏偏在法国发生了,这得从正面与负面两端一起来考量。从正面来说,法国启蒙运动为法国带来了“人人平等”“人民主权”的新思想,从负面来说,就是既有体制积弊过深,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了。与此同时,“政府很少进行或很快便放弃最为必要的改革,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挠的毅力才能成功；但是政府不断地更改某些规章或某些法律,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它所处的范围内得到片刻安宁。新规则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更替着,使官员们由于身受上级控制,常常摸不清应该怎样顺从。”
但是在这里仍然存在着一种审慎思考、均衡改进的可能性。尽管有人会主张历史不可假设,我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去设想,假如知识分子的社会思考更中正平和?假如贵族阶层承担其更多的社会责任,做出更多的匡正时弊的事情?假如整个社会意识到了社会问题的存在,并且有所行动?假如这些行动能够更加果敢明确、坚持不懈与公正无偏?……既然大家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有限度的自制与主动作为是否是可以设想的?悲观论者在这里看到了历史的无奈与无序,而乐观论者却似乎在这里看到了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问题一定和我们的观念、与我们的生活感受密切关联。
在托克维尔看来,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和官僚体制,这架空了整个社会,从而进一步放大了权力体制的弊端:当权力自身不运行时,整个社会就不再能够具有自我运转的能力了。以至于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已经成为了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其负面后果就是,整个帝国的运行单单依赖于首都的运行。他引用米拉波侯爵的话说:“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因中风而总崩溃。如果置外省于一种直接依附地位,将外省居民视同可以说是二等臣民,如果不给他们留有任何求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和途径,而将一切人才吸引至那个首都,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后果又将如何!”与这种高度集中的趋势相对应,“地方的自由权利到处都在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在各地停止出现；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逐渐混淆,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未衰弱；相反,处处都在运动,只不过原动力集中于巴黎。……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
当然,让托克维尔最为担心的,仍然是人们的公共生活精神与公共生活能力的丧失。“这些如此相似的人……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政治自由的毁灭和各个阶级的分离最终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尽管如此,“合理税负”的观念也悄然浮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坚信:“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横征暴敛的任何举动开始变得不再具有合法性,它反而成为了检验一个制度正当与否的试金石。或者说,它成为了社会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的一种象征。流弊正在扩散,而对旧制度的质疑同样在四处扩散。一种新的,符合更大多数人的理智判断的“合理性”观念出现了。
托克维尔与其他历史学家的不同,在于他既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力量与弊端,也看到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交织影响。因此,教会的力量、文人作家的力量、贵族的力量,自治传统的力量,这些在托克维尔那里都有其地位。而最为突出的就是,托克维尔注意到了法国产业的城市化积聚,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负担问题,官员的往来文牍信札以及政府官报,地方政府关于经济、人口、社会危机的统计报表等等。在他看来,法国人民生活在这样一些特殊性之中,法国革命的原因也蕴含在这些特殊事件的相互抵牾中。正如托克维尔宣称的那样,他自己是一个贵族,对于现代民主生活的到来保持着警惕,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独立于他自己情感的新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形式,这种形式终究是要在现代生活中安营扎寨了。
一场革命到来之前,整个社会流弊之多,千头万绪,而平等与自由的观念和情感却引导着人们去行动。面对这样的重重危机,你想拆招吗?那么,何不尝试一下先行出招呢?
《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 托克维尔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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