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卞文超
于殿利目光炯炯,身着西装革履,丝毫没有总经理的架子。在他办公室的案头、桌几、沙发上都是书,看似随意陈放,甚至有几分凌乱,但每每谈至兴起之时,他总能站起身在数百本读物中迅速地抽出一本。他的思路和语言表达,也是同样精准。
“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与其他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有两点:其一是作为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所具有的知识性；其二是作为观念和意识传播者所具有的思想性。知识性和思想性这两大独具的特性,使图书成为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文明的载体,因此图书这种商品的质量就不仅仅是关乎消费者个体,而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程。”于殿利说。
涵芬楼书店是商务印书馆独资经营的门店。在十月的最后一周,涵芬楼商务版图书销售榜上排名前三的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姜奇平的《设计信仰:职业的力量》。
商务印书馆的金字招牌印刷在书脊上,意味着出版物权威和严谨的品质。正因为此,商务印书馆聚集了一批专业而忠实的读者。人常说,曲高和寡。一味追求图书出版的高品质,会不会造成企业在市场效益上的缺失?
于殿利认为,在当前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出版行业确实存在着潜在的质量隐忧和文化危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两大目标,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最大限度地创造顾客价值。“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创立之初,尤其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会更偏重无限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在这一时期,利润就意味着生存。只有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阶段,诚信、品质和服务等创造顾客价值的要素才会上升到第一位,这是它本应该占据的地位。因为这才是企业维持长期发展的根本。”于殿利说。出版物有“畅销书”和“常销书”之分,如果没有文化价值,只是一味追求市场销量,这样的出版社只能逞一时之强,做不成百年企业。
“即便一本畅销书可以带来很可观的收入,判断它的标准也还是它的文化价值。如果它的文化价值很低甚至于没有,那么再畅销的书,我们也不会出版。因为我们不能指着它生存——今天有这么一本书,那明天呢?这样的出版物,只会给我们的品牌形象带来负面作用。”于殿利说。长远来看,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不违背。真正好的、有文化价值的东西,是受欢迎的,是有市场的。好的和成熟的企业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会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商务印书馆一百多年的发展靠的是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是有严格的内涵的。尽管它会随着时代创新,但无论怎么改变,文化价值依旧是根本,是判断的唯一标准。失去了文化价值就失去了底线,整个行业都会因此颜面扫地。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根本性问题。
于殿利本人是历史学博士,巴比伦古文化的研究学者。他翻开一本自己29岁时出版的《巴比伦古文化探研》,告诉记者,书上所配的楔形文字插图,都由他自己亲手绘制。这本书被收入季羡林、周一良和庞朴主编的《东方文化丛书》。言必有出处,由历史学研究因袭而来的严谨治学传统,令于殿利本人和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完美契合。
今天,在他的办公桌上,几本从国外购进巴比伦古文化的英文原版书籍,仍然放在手边最容易翻阅的位置。沉醉于人类文明源头之中,比对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也令他收获了豁达面对古今中外不同文明形态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