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本报通讯员 张彪 李军勇
博山琉璃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有全国最早也是唯一的炉神庙,产生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琉璃专著,建成了中国第一家琉璃博物馆。
据考古专家鉴定,博山的琉璃业起步于600多年前,1982年发现的琉璃炉遗址证明,元末明初博山的琉璃业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宫监在此设“外厂”,为宫廷生产“青帘”等琉璃贡品。
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由民间艺人徐应元发起建立博山“炉神庙”,该建筑至今尚保存完好。1617年成立第一个琉璃业行业组织——炉行醮会。此时,博山的琉璃产品已远销北京、江南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国内琉璃产品生产中心,此后长盛不衰。博山盛产琉璃,也为中国古法琉璃溯源留下了深埋于历史的线索。
中国制玻璃可溯至西周
关于中国琉璃的起源,自近代以来就有“西来说”和“自创说”之争。
上世纪二十年代,加拿大多伦多考古学助教怀特在河南洛阳的基督教区司教时,曾于1928年一次大雨过后的古董摊上,见到一些惹人喜爱的琉璃珠子和镶嵌半片珠子的铜方壶、铜镜和带钩等在出售。这些珍奇文物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便全部买下。经了解,得知这些文物的出处是在洛阳市东北方20余公里的周朝故址金村,其中的琉璃珠子出自战国墓葬。
后来怀特从他搜集到的琉璃样品中选出样本寄到英国,托英国学者赛利格曼和贝克二人代为分析鉴定,赛、贝二人对怀特寄到的样本进行了分析,鉴定结果为:这些战国时期的珍奇珠子都是用玻璃制成的,其式样和西方古代玻璃珠相似,只在成分上有其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含钡较多的一种铅玻璃,即由铅钡所组成的玻璃。
这与他们先前所坚持的玻璃“西来说”的观点大相径庭。为了自圆其说,二人希望从西方出土的玻璃中,找出含铅钡的成分来,以证明中西方玻璃的“血缘关系”,结果却事与愿违。最后只勉强找到了公元7世纪前后,罗得群岛和其周边诸岛上出土过含铅量近乎这种成分的,但是连钡的痕迹丝毫也没有见到。
根据以上事实,又综合中国和西方琉璃的器型、生产技艺等的不同,当代物理学家干福熹在《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提出:铅钡玻璃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大创举,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玻璃“自创说”的看法。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伯达根据对文物出土资料的分析,支持“玻璃自创说”的观点,并认为西周时期可能是我国自制玻璃的起点。这种中国自制玻璃就是琉璃的前身。
百货大楼地基现古窑
中国琉璃究竟起源于何地,是学术界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明嘉靖《青州府志》载:“琉璃器,出颜神镇,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煎成之。珠穿灯、屏、棋局、帐钩、枕顶类,光润可爱。”清康熙十一年《益都县志》载:“其器用:淄砚、琉璃、磁器。颜神镇居民独擅其能,镇土瘠确而民无冻馁者以此。”
颜神镇,就是今天的博山。这座城市,注定与琉璃有着不解之缘。博山琉璃的起源,至少可推至元代,这里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琉璃的发源地之一。
1982年,博山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国的考古事件,那就是在博山第一百货大楼基建工地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琉璃作坊遗址,经专家论证,为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这一事件,甚至惊动了故宫博物院研究琉璃的资深专家杨伯达先生,他亲自前去考察。时隔近30年,当时的考古现场早已被重新掩埋于高楼之下,当我们试图重新审视这一琉璃界的重大考古发现时,只能借助于刊登在1985年第6期《考古》杂志上由淄博市博物馆撰写的《淄博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一文。
这次发掘共发现大炉1座、小炉21座。大炉的用途是矿石熔化成玻璃汁,小炉则是每座生产一种产品,其产品主要为簪、珠、环等。根据在遗址中发现的瓷器特点和一枚“洪武通宝”铜钱,认定该遗址年代应为元末明初。在该遗址下面的文化层中,出土了瓷器、瓷窑窑局和“开元通宝”、“政和通宝”、“至和元宝”“元□□宝”铜钱各一枚。开元,为唐玄宗时的年号；至和,为宋神宗时的年号；政和,为宋徽宗时的年号；以元字开头的年号,在宋、金、元时有多位皇帝使用过,时间最早的为宋神宗使用过的元丰。根据该文化层出土的瓷器特点,专家将该文化层定为金、元时期。但为什么在该文化层中出土唐开元年间的铜钱,而没有将该文化层的时间定为唐代,文章没有解释。这恐怕是与没有唐朝的典型器物出土有关。但至少我们可以推断,唐朝以前在这里已经有频繁的人类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于是抢救式发掘,清理的时间和面积都有限,仅限于工程地槽范围内的403平方米。而该范围距现在的孝妇河,尚有70米,而东、南、北三面距河岸最远的近千米(遗址位置三面环水)。仅一次发掘就发现大型炉1座、小型炉21座,倘若作全面的发掘,当然远非此数,这足可以推断当时颜神镇琉璃业的生产规模。
元代存在不足百年,在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古代社会,一个行业发展到如此规模,绝非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
专家据此推断,1982年发现于元末明初的琉璃作坊遗址,不会是博山琉璃的发端。博山琉璃的出现时间,应该推至更早的古代。
《颜山杂记》是博山最早的地方志,康熙三年成书,书中记载:“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丹铅则不精,三合而后生。”“白如霜,廉削而四方,马牙石也；紫如英,扎扎星星,紫石也；棱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白者以为干也；紫者以为软也；凌子者以为莹也。”
为何琉璃产业这么早就在博山出现?博山当地的矿产为其提供了必要条件。琉璃生产需要多种矿石原料,《颜山杂记》中所载马牙石、紫石、凌子石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种。博山多山,境内山岭起伏,层峦叠嶂,地质条件的复杂性,造就了博山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根据《博山区志》记载:博山有莹石矿2处、重晶石矿9处、长石石英矿3处、铁矿20处、铜矿2处、铅矿2处。紫石即莹石。另据古书记载,马牙石产于博山两平和淄川昆仑,凌子石产于博山甘白峪、奎星楼等处。古法琉璃的各种原料,博山基本都能自给自足。
博山孙氏家族匠籍考
在博山琉璃业中广为流传一个说法,博山琉璃发源于姚家峪。
姚家峪,在博山城西三公里处。虽名为姚家峪,但举村没有一户姚姓人家。博山文史学者张维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编写《琉璃志》,曾进行了大量的民间走访活动。当时姚家峪72岁老人刘玉鸾告诉他,1985年春天,他在自己承包的菜地里挖土时,曾挖出一个圆柱型的坑,坑的四壁有烧过的痕迹,直径、高低有现在用的硝罐那么大,随即他就将坑填平了。根据老人描述,这个坑与琉璃炉极其相似。然而,时代久远,当时的菜地已无从寻找,这为琉璃起源的探索留下了一桩悬案。
《颜山杂记》的作者孙廷铨在清代声威显赫,位居“国老”,他来自博山的一个琉璃生产世家。博山的琉璃世家孙氏家族谱系,为博山传统的琉璃手工业形态留下生动的家族史料。
《颜山杂记》载:“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帘世业也。”“隶籍内廷,班匠事焉,故世执之也”。《重修颜山孙氏族谱序》中也说他家是“应内官监青帘匠,业琉璃,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明代宫廷中的内监各有职守,分属于“四司、八局、十二监”,统称“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的“内官监”,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其职掌是“凡国家营建之事董其役,御前所用铜锡木铁之器,日取给焉”。据《重修颜山孙氏族谱》的序文记载:“吾族原籍枣强,洪武三年,祖克让迁居青州府东南隅,后又迁居笼水(即今博山)……应内官监青帘,造珠灯,珠帘,供应内廷。”
匠籍制度是始于元代的一种户籍制度。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将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等。其中匠籍全为手工业者。匠籍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
据孙氏家族谱系记载,元末战乱造成山东人口的急剧减少,家族最初由枣强迁徙到博山。而家谱中同时记载,孙氏家族是为宫廷服务的匠籍,不可随意迁徙。最合理解释是,孙氏家族在迁至博山后入了匠籍。这条来自家谱中的线索,从侧面证明,在洪武初年孙氏家族迁往博山之前,博山可能已有琉璃生产的基础,孙氏家族来到此地,将自家命运与琉璃手工业紧紧交织。
根据明万历年间的《炉神庙碑》记载,博山参与创建炉神庙的39人中,孙姓2人；“施财善人”11人中,孙姓1人。同样是明万历年间的《醮会碑记》载,与会14姓23家,孙姓1家,而姚姓、徐姓各4家。孙氏家族并非博山琉璃业中最大的家族,由于孙氏家族出了孙廷铨,因而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孙氏家谱,留下翔实资料可供参阅。传统的琉璃手工业对当地百姓生活方式的影响至深。专家表示,不排除博山元末明初琉璃作坊有着官营的背景。这也正是孙氏家族迁入博山加入匠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摄影 魏其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