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建
调研数据显示,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有研究资料显示,失地农民约4000万,在土地出让金中开发商和政府获利丰厚,而农民获得的收益却相对较少。(10月31日《新京报》)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城乡之间的疏离,不是年份可以表征的度量衡。如果单纯从趋利避害的逻辑上分析,我们很容易将新生代农民工“不愿返乡”归结为乡土意识、家庭观念淡薄等浅显层面,但事实上,城乡差距自古而然,为什么在差距缩小的路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奔走、甚至厮守在城市?
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回乡并非自今日始。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等沿海城市有大量农民工因订单减少而失业,但不少失业的农民工仍“滞留”在城市,并成为公共管理中较为“头大”的社会课题。彼时,不少专家学者将之归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没干过农活、吃苦意识差、挑剔爱享受云云,但此类“弊病”不过是人之本能,并未能真正解码新生代农民工留恋城市的真实原因。
农村与城市之别,不在于没有高档商场、KTV,也不在于马路与大楼的区别,而在于浸淫其间的隐性成本与价值状态。一者,聚集产生需求,城市人口多,生活需求多,工作机会也多,易于求生；二者,农村虽然也有厂、有企业,“托人说说”就能打工,但也正因为一切靠熟人规则成事,你根本找不到能实现梦想能量“核聚变”的星工场；三者,公共服务差强人意,创业或办事的成本过高,而低效率、无责任的公权乱象又无法通过“公共监督”或“投诉”的方式加以纾解,结果就是你大半的时候要耗费在无妄的“应酬”与绝望的“关系”上。
理顺这层利害,就知道返乡与否决不只是虚荣不虚荣的考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存机会、相对公平性,给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自由、梦想、独立、尊严……凡此种种,不只是小白领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渴望,而是人类亘古的精神诉求。这是一场方向与路标的选择,激荡或洋溢在大城市的那些亮点,即便因为“高房价”、“户籍歧视”等忽而“浮云遮望眼”,但一朝离去,总能发现其间的珍贵与不易。
2010年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2011年2月20日,全国总工会发布《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在报告末端的对策和建议中,提出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
问题迟早要解决,因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长于经济迅猛发展之时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有着“新中国”的印记与影子；数亿的他们,不单单是一个年轻的族群,迟早是承载国家荣光的核心引擎——他们的“家”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静心思考的宏大命题。一句话,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宜决不宜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