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文超 张升善
“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海参崴)。”这是一句流传在胶东一带的民谚。杨明斋背井离乡多年,无论是说话口音还是生活习惯,都保持着一个山东大汉的本色。
杨九国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曾和平度党史办工作人员一起,赴黑龙江省东宁县寻找祖父杨好和。杨好和是杨明斋的弟弟,两人长相十分相似。由于杨明斋逝世很早,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遗物。今天所见到的杨明斋唯一的图像,就是比照杨好和的容貌所绘的画像。
杨好和曾告知杨九国,杨明斋离家后共回家探亲两次。1913年春节前,离家12年的杨明斋,曾从西伯利亚回乡省亲。这年他31岁,朝代由离家时的清朝改为民国,家中许多情况也发生了变化。49岁的父亲体弱多病,情况大不如以前。继母由于终年累月操持繁重家务,也过早地驼背。杨明斋看到这一切,心情沉重。父亲想留他在家共持家业,他劝慰父亲:“您供我读书明理,我深知‘父母在不远游’是古训。但是,当今世界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将不保,修身不得,起家不能,呆在家里怎么行!”
当弟弟们提出要同他一起闯俄国时,他对弟弟解释:“我在那里也是一个穷苦力,你去也是当苦力,到那里挖洞(开矿)受欺辱和在家搬泥块受欺辱,不是一样吗?在家累死,还有葬身之地；在那里累死,尸骨就喂了狼啦!还是不出去的好!”杨明斋在家过了一个团圆年。年后,他又告别父老去了西伯利亚。
1920年,杨明斋在上海参与完成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不久,八九月间,他再度返乡。这次省亲,据他的亲眷和乡里老人们回忆,他戴着白色圆顶高帽,身着“格松目克”(外套),下穿马裤,完全是一副外人的打扮。但他仍心怀一片游子归乡之情。
这时,杨明斋的父亲已于5年前去世,家务负担全落在继母一人身上,杨明斋敬奉她像亲生母亲一样。他在家探亲期间,晚上因人多炕小睡不下,杨明斋就把一床毛毯铺一半盖一半,自己一个人睡在地上。继母见他在外多年还独身没有成家,就劝他置地盖房,将来娶妻时也有栖身之所。杨明斋将身边的几个钱给老人奉上,但他不同意置买土地。他说:“置什么地,能有碗黏粥喝就行了。”至于娶妻的事,他对继母说:“这不急。”
事实上,自从他离山东前妻子早逝后,一生再未另娶。
“他回家的时候,从不提自己在外干革命工作,这不能提。”杨九国说。杨明斋在家探亲的几天里,和亲友们谈自己在外地的见闻。他说,他在上海尽干些办报纸、当记者、兼做教学的事,并不赚钱,仅能糊口而已。他还告诉人们:俄国的穷人翻身好过了。走俄国革命的这条路,咱中国也就好了……
此次,他在家小住十几日后离家,曾将四弟杨好益(又名杨树桐)带到济南的一所中学求学。
杨明斋一生没有给自己积攒财物,对名利相当淡薄。在他生命最后被充军流放的几年,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师哲目睹了他的生活状况。
师哲从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一名同志那里得知,他们接收了一个叫杨明斋的中国人。师哲借出差去托木斯克的机会,特地上门看望杨明斋。
在市中心区的一栋楼房里,师哲敲开了底层楼杨明斋住所的门,进屋一看,眼前景象令他吃惊。“满屋生烟,遍地柴禾,墙壁、玻璃窗户由于烟熏火燎早已失去昔日光泽,变得乌黑不透阳光。”
师哲事先已经得知,杨明斋依然保留着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在苏方安排住房的时候,他执意要住在底层,因为底层是砖地,可以砌灶、劈柴、生火做饭。
“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海参崴)。”这是一句流传在胶东一带的民谚。杨明斋背井离乡多年,无论是说话口音还是生活习惯,都保持着一个山东大汉的本色。
杨九国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曾和平度党史办工作人员一起,赴黑龙江省东宁县寻找祖父杨好和。杨好和是杨明斋的弟弟,两人长相十分相似。由于杨明斋逝世很早,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遗物。今天所见到的杨明斋唯一的图像,就是比照杨好和的容貌所绘的画像。
杨好和曾告知杨九国,杨明斋离家后共回家探亲两次。1913年春节前,离家12年的杨明斋,曾从西伯利亚回乡省亲。这年他31岁,朝代由离家时的清朝改为民国,家中许多情况也发生了变化。49岁的父亲体弱多病,情况大不如以前。继母由于终年累月操持繁重家务,也过早地驼背。杨明斋看到这一切,心情沉重。父亲想留他在家共持家业,他劝慰父亲:“您供我读书明理,我深知‘父母在不远游’是古训。但是,当今世界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将不保,修身不得,起家不能,呆在家里怎么行!”
当弟弟们提出要同他一起闯俄国时,他对弟弟解释:“我在那里也是一个穷苦力,你去也是当苦力,到那里挖洞(开矿)受欺辱和在家搬泥块受欺辱,不是一样吗?在家累死,还有葬身之地；在那里累死,尸骨就喂了狼啦!还是不出去的好!”杨明斋在家过了一个团圆年。年后,他又告别父老去了西伯利亚。
1920年,杨明斋在上海参与完成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不久,八九月间,他再度返乡。这次省亲,据他的亲眷和乡里老人们回忆,他戴着白色圆顶高帽,身着“格松目克”(外套),下穿马裤,完全是一副外人的打扮。但他仍心怀一片游子归乡之情。
这时,杨明斋的父亲已于5年前去世,家务负担全落在继母一人身上,杨明斋敬奉她像亲生母亲一样。他在家探亲期间,晚上因人多炕小睡不下,杨明斋就把一床毛毯铺一半盖一半,自己一个人睡在地上。继母见他在外多年还独身没有成家,就劝他置地盖房,将来娶妻时也有栖身之所。杨明斋将身边的几个钱给老人奉上,但他不同意置买土地。他说:“置什么地,能有碗黏粥喝就行了。”至于娶妻的事,他对继母说:“这不急。”
事实上,自从他离山东前妻子早逝后,一生再未另娶。
“他回家的时候,从不提自己在外干革命工作,这不能提。”杨九国说。杨明斋在家探亲的几天里,和亲友们谈自己在外地的见闻。他说,他在上海尽干些办报纸、当记者、兼做教学的事,并不赚钱,仅能糊口而已。他还告诉人们:俄国的穷人翻身好过了。走俄国革命的这条路,咱中国也就好了……
此次,他在家小住十几日后离家,曾将四弟杨好益(又名杨树桐)带到济南的一所中学求学。
杨明斋一生没有给自己积攒财物,对名利相当淡薄。在他生命最后被充军流放的几年,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师哲目睹了他的生活状况。
师哲从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一名同志那里得知,他们接收了一个叫杨明斋的中国人。师哲借出差去托木斯克的机会,特地上门看望杨明斋。
在市中心区的一栋楼房里,师哲敲开了底层楼杨明斋住所的门,进屋一看,眼前景象令他吃惊。“满屋生烟,遍地柴禾,墙壁、玻璃窗户由于烟熏火燎早已失去昔日光泽,变得乌黑不透阳光。”
师哲事先已经得知,杨明斋依然保留着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在苏方安排住房的时候,他执意要住在底层,因为底层是砖地,可以砌灶、劈柴、生火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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